“刚才你提到了‘名誉’这个词。”
我及时地打断了杜仲的话，并暗示他如何说下去。他已经习惯了我随时打断他，他甚至已经习惯了揣摸着我的思路往下说。
谢局长说“恢复名誉”的时候，我确实想起了父亲，“名誉”是父亲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父亲死了，这个词好像也死了。我偶尔想起它时，总觉得它灰蒙蒙的，而且藏在深处。其实，我一直不愿正视父亲的死，我总觉得父亲的死和我有关，我总觉得父亲的死不是因为母亲的揭发，也不是因为历史问题和所谓怂恿儿子逃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白了，在我的梦中，父亲的死另有原因，那就是，死于我这个儿子之手！
在蝴蝶谷的10年里，我最常做的一个梦，还是跑，还是没命地向葵花地里跑，这虽然是一个旧梦，内容却是新的。以前，向葵花地里疯跑是因为担心，担心自己会杀了父亲。而现在，则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谋杀已经完成。
我只身来到城外的坟地。
父亲的坟已经不新了，和伯父、爷爷、奶奶三人的坟，看不出多少区别了。况且我对时间原本是没有概念的，在我眼里，死去10年和死去30年，完全相同，毫无区别。我在蝴蝶谷里待了10年，现在想起来，就像是10天。
站在坟地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名誉”二字。我牵挂着父亲的名誉。父亲死了，活不过来了。但是，父亲的名誉应该得到恢复。死者似乎更需要名誉。自古以来的那些文臣武将，活着的时候不小心丢了官掉了头，死了之后追封一个好听的谥号就万事大吉了。我想，我父亲大约也需要一个近似于“谥号”的东西吧。
后来我去过法院，试图找到当年处理父亲时的卷宗。法院有我一个同学，他打开一间房子，让我自己进去找。他事先已经说过，悬，不好找。原因是：一，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公检法，基本被砸，停止了工作。先是由一个“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行使职权，后来由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统管公检法工作。10年中的大多数案子，并没有留下档案，红卫兵说杀一个人，自己就杀了，根本用不着立案结案。二，因为办公地点多次搬迁，很多文革前的档案都丢失了，更别说文革时期的卷宗了。但我不死心，还是想亲自找一遍。父亲是一个重视名誉的人，我有责任替父亲争回名誉。
同学打开门就走了，我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闻见了一股子防腐药水的味道和一些难以说清的味道。适应了里面的光线后，我看见了很多顶天立地的生锈的大铁柜，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宗。我抽最底下的一大摞子时，把最顶上的一摞子黄色毛边纸震了下来，同时掉在地上的，是一窝老鼠，刚生下的一窝老鼠，身子白嫩嫩的，满地乱跑。它们那种怕光的样子，它们尖细的声音，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我禁不住就遗出一股子尿来。我不想找了，但我也不想让老同学看见我尿湿了裤子，就只好硬着头皮蹲下来，磨蹭着乱翻起来。我把标有“1967”“1968”字样的卷宗一本一本都看了，没找见“杜益三”三个字，当然更没有“杜仲”二字。但是，其中一个袋子上，竟有“顾婷娥（小天鹅）”的字样，我急忙抽出里面的东西，找见了那份我当年见过的委托书，关于顾婷娥（小天鹅）杀人一案，就这么一份材料。
终究没找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说法。这让我有些头疼，有些老虎吃天无处下手。父亲没有失去名誉，那么，我怎么才能帮父亲恢复名誉呢？名誉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说，一个像父亲这样普通的普通人的名誉，就算是失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除了自家人还觉得是一件事情，其他人谁会在意呢？这也让我想起了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父亲一辈子把这个故事讲来讲去的，难道不是小题大做吗？
“时代”，我还想起了这个词。
父亲常说：“时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时代用足以消化钢铁般的肠胃，把旧时代的恩恩怨怨消化干净了，我们勿须乎计较了！”
我几乎想起了父亲喜欢用的每一个词：太平。时代。恩恩怨怨。消化。勿须乎。那么我也“勿须乎”关心父亲的名誉了。时代永远是大的。人永远是小的。时代总有能力把一切一笔勾销，包括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一点名誉。
让它去吧！
钥匙
杜仲对我很好，比以前还好。门上的，他一个人拿着，谁都不给。杜仲不在，就没人能进来。他不在的时候，任何人，哪怕是大雪和小雨都进不了我的房间。杜仲要是在家，每顿饭都由他亲自送来，再陪着我一起吃。屎和尿，也不让别人动，必须他亲自收拾。每晚上杜仲都和我在一起，整夜整夜地陪着我，给我讲外面的事情。杜仲还买来治麻风病的针和药，每天仔仔细细地给我打针、喂药，清洗伤口，甚至给我洗脚、洗脸，他还保证以后一定要想办法给我植眉，让我重新变得像以前那么漂亮。
我问他：“为什么要一个人拿着钥匙？”他开始不说，后来才承认：“怕人害你！”我不理解，问：“谁会害我？”他说：“不知道。”
他的态度让我更明白我是多余的。时间越长就越多余。这个家里，肯定没有我的位置。我躲十天八天可以，躲一年两年可以，总不能躲一辈子吧！某一瞬间我就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快去自首，快快离开这儿，让杜仲好好给蝴蝶做丈夫，给五个孩子当爸爸。但是，我惟一不能不在乎的，就是麻风病，我一定要治好麻风病！因为，我已经看到希望了，吃药打针几天后，我的病情就大大减轻了，大部分伤口都愈合了，身上基本上没有难闻的味道了，手和脚也灵便多了。杜仲说，我的病已经10年了，病得不算重，也不算轻，可能需要半年才能治好，甚至有可能必须住院治疗。“到底能不能看好？”我问杜仲，杜仲说：“百分之百能看好，就看时间长短。”百分之百能看好，我就放心了，我就等。我实在太想把麻风病看好了，太想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了。杜仲还说：“等病好了，我再想办法给你植上眉，你就和原来一样漂亮了。”我不相信，他说：“我有信心。”
杜仲、蝴蝶，还有我们的五个孩子，成名人了，每天都有人来看他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甚至不认识的人，一波一波地来，夸完蝴蝶和五个孩子，再听杜仲讲，他是怎么从大火里死里逃生的？怎么在大山里遇上蝴蝶一家的？怎么和野猪呀金钱豹呀相安无事地生活了整10年？怎么生下五个孩子？杜仲面情软，人家问，他就讲，把嗓子都讲哑了。有时候，蝴蝶能帮他讲一讲，到后来蝴蝶的嗓子也有点哑了。大雪小雪他们有时也讲。嗓子哑了倒还是次要的，问题是几个人各讲各讲的，到头来会漏洞百出，让我好担心。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杜仲蝴蝶他们哪怕说乱了，就是说反了，都不要紧。大家笑一笑就完了。比如，孩子们有时候把蝴蝶叫妈妈，有时候又不小心叫成了“二妈”（在蝴蝶谷，我是五个孩子的大妈，蝴蝶是五个孩子的二妈），这也不要紧，别人如果问，吞吞吐吐一番就过去了。好像在深山野林里待了10年的一家人，就应该这样颠三倒四，驴头不对马嘴。
天天有人来，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杜仲抽不出空管我，也就没人管我，我吃不上喝不上，还不能咳嗽，不能放屁。想一想，这么活着，真不是滋味。我这个样，算活着吗？我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有个瞬间我真看不起自己，我真想把自己吊死。不过，我吊死了，杜仲他们处理起来，会很麻烦的。我的孩子也会看见的，他们看见了，就一辈子也忘不了。想来想去，还是得忍着，还是等看好病再说吧！晚上杜仲来陪我，累得连眼睛都不愿睁，我说 ：“明天把院门锁了。”杜仲躺在我怀里，像只虫子一样，不声不响。我又说：“明天把院门锁了。”他睁了睁眼，笑一笑，说：“别担心，累不死。”我说：“你不死，我死！”他眼皮软软地抬了一下，说：“别担心，过几天就好了！”又过了能说半句话的工夫，他就睡着了。我抱着他，两滴眼泪滴在他脸上，有一滴落在他嘴角了，他歪着嘴舔了舔。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真心实意地爱着杜仲？不爱不行？就是在这个瞬间。在蝴蝶谷的那10年里，他常常问我：“你爱不爱我？”每次我都回答：“我爱你！”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是含糊的。我是不是爱他？我真的没有把握。我只觉得他有恩于我，我需要报答他。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要在18岁的时候就嫁给他。但是，我终究说不上我是不是爱他。现在，这一刻，我终于相信了。明明白白的，我爱他，我这辈子没有白活，我爱着他，我深深地爱着他！我低下头，一遍一遍亲他，用只有自己才能听清的声音说：“我爱你我爱你！”
手指（1）
每天在家里，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等着让人看，实在难受。可是，想出去躲一躲，又没处可去。这天，我就骑车子回了趟老家杜家庄。骑着车子，离开煤烟味很重的县城，闻到满田野的清新气息，才舒服了。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回老家。我跟着父亲回杜家庄，总是在清明前后，从村子背后的河湾里绕过去，再从南山的一侧偷偷摸摸地上山。每次都是偷偷摸摸的。所以我对老家杜家庄的感情，实在很复杂。
一路上到处都是一派人畜同欢的景象，一草一木都面带笑意。我途经的一个村子里，正在迎亲。花花绿绿，人山人海。我忍不住停下来，想把迎亲的一幕看完再走。新娘子骑在驴身上，头上顶着红头巾，好像正在等新郎官来，把她抱下来。新郎官不知怎么了，迟迟不见来。迎亲的和送亲的，迎面站着，表情都有点僵硬，显然在奇怪新郎官动作怎么这么慢？这时新郎官来了，半跑着来了，新郎官向送亲的一堆人草草作了揖，然后走向新娘子。新郎官正准备把新娘子从驴身上抱下来时，我断然别过脸去，像逃跑似地走开了。我明白自己怎么了，几天前我就发现，这次回来后我身上有一个奇怪的变化，好像不习惯看见，甚至是憎厌看见别人的欢乐，四世同堂和和美美的样子，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样子，年轻媳妇喂孩子的样子，幼儿园的孩子奶声奶气的歌声，戏园子里的钹鼓声，甚至包括白云出岫、倦鸟归巢，还包括牛哞马嘶、乳燕呢喃……终归是一切形式的欢乐，一切的诗情画意，我都受不了，有时甚至会憎恨，甚至会仇视。当我和小天鹅挤在最里面的屋里，听见母亲、蝴蝶和孩子们在一墙之隔的外屋打打闹闹、有说有笑时，我心里竟也会生出无名的怒火。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除了忧伤、痛苦、孤独、疾病、死亡这些东西，欢乐、团聚、幸福、健康，包括活着，都难说是真实的，更难说是长久可靠的。
到了杜家庄，我照旧从河湾里绕了个大圈子，直接去了河湾边的堂叔家。等了大半天才等来堂叔。因为那场家族仇杀堂叔和父亲来往很少。父亲说，事情出了之后他的叔伯们全都躲得远远的，连善后事宜都不敢插手。堂叔的长相和说话的味道都接近父亲，父亲死了，堂叔这张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有用了。我可以借着这张脸准确地回想起父亲。我说我是随便来转转的，堂叔半信半疑。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吧？”我想让堂叔带我去看看“三里坡”。我从来没去过三里坡。到了三里坡，我们就不能不谈那场家族仇杀了。
堂叔说，我们和“对方”家其实刚刚才出了五服。说起来，还是一家人。两家的仇视，最早是由鸡毛蒜皮引起的。从村子里一进河湾的地方有我家的一块菜地，里面种着一些菜。某一次，对方家的驴啃了我家菜地里的萝卜，我奶奶就在对方家门口指名道姓地骂，对方不承认，我奶奶又没逮住驴，两边就你一句我一句乱骂一气。骂到后来，我奶奶让人家推了一把，就“倒下不起来了”。我奶奶“得理不饶人”，一直骂到半夜。人家关着门，不吭声，她还在骂。这样的事情在农村随处都有，不足为奇。一般是，两家的女人骂了个底朝天，而男人见了面还是嘻嘻哈哈的。不过，这两家的男人有些特别，我伯父是县保安团的副团长，对方家弟兄五个，四个在外面干着打家劫舍的营生，当然，也有可能是劫富济贫，都有一个“劫”字，差别却大了。一次，对方家的老二在固原抢人时被抓了，关在牢中，有掉头的可能，对方就设法递出条子请伯父出面说情，由于奶奶的阻拦，伯父“佯装不知，坐视不管”（堂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