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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牧斋尺牍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壹柒通云：
乾集阅过附去。本朝诗无此集，不成模样。彼中禁忌殊亦阔疏，不妨既付剞劂，少待而出之也。
其第壹捌通云：
诸样本昨已送上，想在记室矣。顷又附去闰集五册，乙集三卷。闰集颇费搜访，早刻之，可以供一时谈资也。
寅恪案：此两札容君文中已引，今可取作胜时诗之注脚也。
关于牧斋者，请先论述其修史复明两端，然后旁及评议列朝诗集之诸说，更赘述牧斋与朱长孺注杜诗之公案，但此等不涉及本文主旨，自不必详尽也。
牧斋历朝诗集自序（据东莞容氏藏书）云：
毛子子晋刻历朝诗集成，余抚之忾然而叹。毛子问曰：夫子何叹？予曰：有叹乎，予之叹，盖叹孟阳也。曰：夫子何叹乎孟阳也？曰：录诗何始乎？自孟阳读中州集始也。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撰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未几罢去，此天启初年事也。越二十余年，而丁开宝之难，海宇板荡，载籍放失。濒死讼系，复有事于斯集。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己丑。乃以其间论次昭代之文章，搜讨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发凡起例，头白汗青，庶几有日。庚寅阳月，融风为灾，插架盈箱，荡为煨烬。此集先付杀青，幸免于秦火汉灰之余。呜乎！悕矣！追惟始事，宛如积劫。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哲人其萎，流风迢然。惜孟阳之草创斯集，而不能丹铅甲乙，奋笔以溃于成也。翟泉鹅出，天津鹃啼，海录谷音，咎征先告。恨余之不前死，从孟阳于九京，而猥以残魂余气，应野史亭之遗忏也。哭泣之不可，叹于何有？故曰，予之叹，叹孟阳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于丁者何居？曰：癸，归也。于卦为归藏。时为冬令，月在癸曰极。丁，丁壮成实也。岁曰彊圉。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于时为朱明，四十强盛之时也。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天地之心，声文之运也。然则，何以言集，而不言选？曰，备典故，采风谣，汰冗长，访幽仄，铺陈皇明，发挥才调，愚窃有志焉。讨论风雅，别裁伪体，有孟阳之绪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请以俟世之作者。孟阳名嘉燧，新安程氏，侨居嘉定。其诗录丁集。余虞山蒙叟钱谦益也。集之告成，在玄黙执徐之岁，而序作于玄月十有三日。
寅恪案：此序作于顺治九年壬辰九月十三日。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云：“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可知列朝诗集诸集虽陆续刻成，但至顺治十一年甲午，（参有学集壹柒“季沧苇诗序。”）其书始全部流行于世。”牧斋自序云“托始于丙戌”者，实因其平生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国史，此点前已言及，茲不赘述。牧斋于丙戌由北京南还后，已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继续前此与孟阳商讨有明一代之诗，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其时孟阳已前卒，故一身兼采诗庀史之两事，乃迫于情势，非得已也。（可参初学集捌叁“题中州集钞”。）且自序中如“国朝”“昭代”“开宝之难”及“皇明”等辞，皆于其故国之思、复明之志有关，容君文中多已言及之。唯牧斋不称“天宝之难”而言“开宝之难”者，盖天宝指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取北京，在此以前即清室并呑辽左，亦即第壹章所引“宴誉堂话旧”诗“东虏游魂三十年”之意也。“海录”“谷音”者，“谷音”指杜本“谷音”而言，其书今已收入涵芬楼四部丛刊中，世所习知，“海录”指龚开“桑海遗录”而言，见吴莱渊颖集壹贰“桑海遗录序”，其书寅恪未得见也。牧斋于序中详言其编列朝诗集虽仿中州集，然不依中州集迄于癸之例而止于丁，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可参有学集壹柒“江田陈氏家集序”。）
前论牧斋“次韵盛集陶”诗已择录金堡遍行堂集捌“列朝诗传序”之文为释，茲再移录其他一节以证之。
文云：
覆瓿犁眉分为二集，即以青田分为二人。其于佐命之勋，名与而实不与，以为其迹非其心耳。心至，而迹不至，则其言长。迹至，而心不至，则其言短。观于言之长短，而见其心之所存。故曰：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其浅深者，斯亦千秋之笃论也。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死者兴起欤？吾不得而知，而特知其意不在诗。于是萧子孟昉取其传而舍其诗。诗者，讼之聚也。虞山之论以北地为兵气，以竟陵为鬼趣，诗道变，而国运衰，其狱词甚厉。夫国运随乎政本，王李钟谭非当轴者，既不受狱，狱无所归。虞山平生游好，皆取其雄俊激发，留意用世，思得当，而扼于无所试，一传之中三致意焉。即如王逢戴良之于元，陈基张宪之于淮，王翰之于闽，表章不遗余力。其终也恻怆于朝鲜郑梦周之冤，辨核严正，将使属国陪臣九京吐气，是皆败亡之余，而未尝移狱于其诗。则虞山之意果不在于诗也。或谓虞山不能坚党人之壁垒，而为诗人建鼓旗，若欲争胜负于声律者。人固不易知，书亦岂易读耶？
寅恪案：道隐论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就寅恪所见诸家评列朝诗集之言，唯澹归最能得其款要。萧孟昉所抄当与今传世之钱陆燦本相同，皆不加删削悉存牧斋之旧文者。偶检牧斋尺牍中“与陆敕先”九通之七云：“承示娄东顾君论文书序，深讶其胸次繁富，识见超越。又复记存衰朽，不惜告之话言，赐以箴砭，其用意良厚，惜乎仆已灰心空门，拨弃文字，向所撰述流布人间者，不特味同嚼蜡，抑且贱比土梗，不复能扳附当世俊贤，相与掸弄翰墨，而上下其议论也。列朝诗人小传得加删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有点铁成金者，若欲点粪溲为金银，虽钟吕不能，吾恐其劳而无功也。聊及之，以发足下一笑耳。日来从事华严疏钞，谢客之禁甚厉，虽足下相过，亦不能数数延见，辄书此以道意，不悉。”可知牧斋甚重视其列朝诗集小传，而不以顾氏之删节为然。（寅恪检阅周容春酒堂诗话，知鄮山手录列朝诗传亦稍加删节。特附记于此。）盖其书之主旨在修史，此点可与道隐之说互相印证也。至列朝诗集论诗之语虽多，茲以非本文之范围并主旨所在，故概从省略。读者可取原书观之，不须赘引。惟择录牧斋之文一二于下，以其言及陈子龙李雯黄淳耀，而此三人与河东君直接间接皆相关涉，饶有兴趣也。
有学集肆柒“题徐季白诗卷后”云：
余少不能诗，老而不复论诗，丧乱之后搜采遗忘，都为一集，间有评论，举所闻于先生长者之绪言，略为标目，以就正于君子。不自意颇得当于法眼，杂然叹赏，称为艺苑之金鎞。而一二诟厉者又将吹毛刻肤，以为大僇。老归空门，深知一切皆幻，付之卢胡而已。偶游云间，徐子季白持行卷来谒，再拜而乞言，犹以余为足与言者也。余窃心愧之。余之评诗，与当世觝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戎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极盛矣，后来才俊比肩接踵，莫不异曲同工，光前绝后。季白则其超乘绝出者也。生才不尽，来者难诬，必欲以一人一家之见评泊古今，牛羊之眼，但别方隅，岂不可笑哉？余绝口论诗久矣，以季白虚心请益，偶有棖触，聊发其狂言，亦欲因季白以錞于云间之后贤也。
牧斋尺牍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之四十五云：
蕴生诗自佳，非午溪辈之比。（寅恪案：“午溪”指元陈镒而言。镒有午溪集。可参四库提要壹陸柒。此集为孔旸编选，刘基校正。牧斋盖以孔旸目子晋，而自比于刘基也。）须少待时日，与陈卧子诸公死节者并传，已有人先为料理矣。其他则一切以金城汤池御之。此间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
又关于列朝诗集小传，复有正钱录一书，不得不略述之于下。
钱陆燦“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略云：
〔康熙〕八年冬，汪钝庵〔琬〕招余与计甫草〔东〕黄俞邰〔虞稷〕倪暗公〔燦〕夜饮，论诗于户部公署。（寅恪案：“户部公署”指江陵西新关署。盖是时尧峰正榷此关税务也。见清史列传柒拾文苑传汪琬传。）出其集中有与梁侍御〔日缉〕论吴氏正钱录书。（此书见尧峰文钞叁贰。）钱则心知其为牧斋公，未知吴氏何人也。比余去金陵，馆常州董侍御易农〔文骥〕家。易农为余言，吴氏名殳，字修龄，工于诗，深于禅，其雅游也。（寅恪案：吴氏一名乔，其事迹及著述诸书所载颇亦不少，但光绪修昆新两县合志叁肆人物游寓门吴殳传，似较详备，读者可取参阅也。）遂就求其是录观之，大抵吴氏之论文专主欧苏，故讥弹诗集传不遗余力，亦不知吴君盖有为言之。一时走笔，代宾戏客难，驳正若干条。驳正者，驳其正也。（寅恪案：陆燦驳正之文共六条，茲不备引，读者苟取湘灵全文观之，则知修龄所正牧斋之言皆吹毛求疵者也。）当是时，余犹未识吴君也，十七年始与君会于东海尚书相国之家。（寅恪案：“尚书”指徐乾学，“相国”指徐元文。）易农适亦以事至，置酒相欢也。君慨然曰：曩殳以诗文谒牧斋公于虞山，不见答，不平之鸣，抨击过当，亦窃不意公等议其后矣。易农曰：无庸。是书具在，窃虞学者之择焉而不精，存吴氏之正，则读书家之心眼日细。又虞学者之语焉而不详，存钱氏之驳，则著作家之风气日上。一时以为笃论。
云间蔡练江澄鸡窗丛话云：
钝翁太史好排斥前辈，而于虞山尤甚。一日其密友吴江计孝廉东谓之曰：我昔登泰山顶，欲遗矢，若下山有四十里之遥，不可忍，遂于岩畔溺焉，而泰山不加秽也。汪知其刺己，跳跃谩骂，几至攘臂。
吴乔围炉诗话陸论陈卧子明诗选，推崇牧斋甚至。如：“献吉高声大气，于鳞绚烂铿锵，遇凑手题，则能作殻硬浮华之语以震眩无识，题不凑手，便如优人扮生旦，而身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达诸公；常熟以牧斋故，士人学问都有根本。乡先达之关系，顾不重哉？”“宏嘉诗文为钱牧斋艾千子所抨击，丑态毕露矣。以彼家门径，易知易行，便于应酬，而又冒班马盛唐之名，所以屡仆屡起。”“全唐诗何可胜计，于鳞抽取几篇，以为唐诗尽于此矣。何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盗择（攫？）升斗，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唐人之诗工，所失虽多，所收自好。卧子选明诗，亦每人一二篇。非独学于鳞，乃是惟取高声大气，重绿浓红，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诗不工，所取皆陈浊肤殻无味之物。若牧斋列朝诗早出，此选或不发刻耳。于鳞仿汉人乐府为牧斋所攻者，直是笑具（寅恪案：此条可参春酒堂诗话论李于鳞改古诗“枕郞左边，随郞转侧”之“左”为“右”条）”等条，皆是其例。（并可参同书叁论高棅唐诗品汇引牧斋之说条。）修龄之正钱录，乃正牧斋列朝诗传中其文不合于欧曾者，若论诗之旨，则全与牧斋相同。特标出此点，以免世人言正钱录者之误会。
复次，牧斋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论诗乃属次要者。据上所引资料已足证明。茲并附述牧斋与朱长孺鹤龄注杜诗一重公案于此，以其亦与史事相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