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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到来后的第六天，四月二日，兴献王世子辞别父王墓地和母亲蒋氏，踏上北去路程，而与以往的人生揖别。
跟北京使团只用十二天就赶到安陆不同，兴献王世子花了将近二十天才走完相同的路程。尽管前后已有一个多月国家无主，举国翘首企盼新君早日莅临，但是，年方十五的兴献王世子显得相当沉稳。他知道此时不宜表现出任何急切的心情，相反，倒是要拿出不紧不慢的姿态，庄重地接近那座已经属于他的都城。
他暂时驻跸于城外，静候朝廷出具有关他继位的礼仪细节。
当有关安排呈上时，朱厚熜怫然不悦了：由首辅杨廷和会同礼部商议的方案，兴献王世子将以“皇太子”身份继位为君。这意味着，在登基之前，朱厚熜须先从崇文门入东华门，居于文华殿，完成成为皇太子的仪式，然后再择日加冕为皇帝。
十五岁的少年以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政治敏感，立刻表示拒绝。他阅读方案之后，对从安陆跟随而来的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意即，《遗诏》说得很清楚，我将直接即位为君，丝毫不曾提及需要先立为皇太子之事。《世宗实录》记载甚明，这是兴献王世子自己提出的疑问，并没有经过任何老奸巨猾的幕僚高参之流的启发。
仅仅十五岁的人，竟有如此的政治嗅觉。
这的确是一个节外生枝的要求。杨廷和最初提出兴献王世子的继承资格，包括起草武宗《遗诏》时，都是基于“兄终弟及”的原则。为什么此刻突然要求兴献王世子先成为皇太子，然后再即皇帝位？是礼法必须履行的一道相应程序，还是在这二十天当中皇太后张氏经过思虑，额外添上的一笔？后者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仅仅是“兄终弟及”，兴献王世子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解释为以武宗堂弟而继位，“皇太子”则意味着改变身份，先过继为孝宗之子——同时亦即张太后之子——然后登基。唯一的受益者，显然是张太后。
兴献王世子思虑细密、锱铢必较的性格，在此立即表现出来。他不想在别人的控制和阴影下做皇帝，哪怕只是名义上奉张太后为母亲。他是以藩王入继的身份来到紫禁城，对这座巨大的宫殿，他感到陌生，充满戒备和警惕；他在此无根无柢，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揣着些许自卑。
可惜，没有人注意他这种心理，进而设身处地想想他的感受。张氏急于看到在亲生儿子驾崩之后，新君能够明确表示对她皇太后身份的尊崇，她的地位和自我感觉应该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而杨廷和这样的正统儒家官僚，满脑子原则，于祖训和礼法唯知一丝不苟，办事过分的较真，过分的不通融。而且，北京方面上上下下，“主场”意识确实过于强烈。虽说兴献王世子是即将即位的皇帝，但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理论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自以为有捍卫这种制度和理论的义务，也希望做到无可挑剔，任何时候都不愧对历史。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层面上保持着自负，并且视为事关荣誉，不肯稍稍退却和放松——后来，他们在“大礼议”中前仆后继，精神盖出于此。然而，这严重地伤害了从遥远的小地方赶来即皇帝位的兴献王世子。
跟北京的衮衮诸公相比，兴献王世子有什么呢？许多方面他都处于不利境地，不过他却牢牢掌握有三个优势：一、皇帝的宝座注定属于他，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二、尽管年方十五，他却已经形成和显现出成熟的政治素质；三、不要忘记，他来自“九头鸟”之乡，“九头鸟”死缠烂打、百折不挠、一拼到底的精神，杨廷和们很快就可以领教。
朱厚熜斩钉截铁地退回礼部呈表，命其重拟。杨廷和出乎意料，但并没放在心上。他率群臣以上疏的方式，敦促朱厚熜接受和履行礼部所拟程序，并重复了其要点：“上【指朱厚熜】如礼部所具仪，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群臣】上笺劝进，择日登极。”｛6｝朱厚熜再次加以断然拒绝。
双方僵持不下。
国家无君一月有余，新君明明已迎奉来京，却迟不即位。这种局面拖不得，拖下去，人心浮动，乱由隙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兴献王世子吃准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说，现在是北京方面有求于己，应该让步的也是他们。无形中，他以国家为质，来逼迫对方满足自己的条件。
张太后发话了：
天位不可久虚。嗣君【皇位继承人】已至行殿【城外驻跸之所】，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7｝
这道懿旨表明，张太后知道拖不起，打算让步。她让文武百官“即日”上笺劝进，而杨廷和前日还坚持说，要等兴献王世子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之后，群臣才能上笺劝进。这暗示着张太后可以接受取消具有完成皇太子身份的象征含义的那道程序。
于是，群臣三进笺表，兴献王世子头两次推谢，第三次接受下来。这里的两次拒绝没有实质含意，依惯例必须劝进三次，头两次一定要推辞，第三次才“勉从所请”——这不过是古代当“非常情形”之下，最高权力实现移交的一种酸腐套路。
不过，“劝进至再，至三”而后“勉从所请”，虽为虚礼，幕后却悄悄进行了一番实质性的讨价还价。
兴献王世子及其幕僚进行磋商后，提出新的即位仪注。其要点是，四月二十二日举行登基大典，新君将从正阳门中门入城，经大明门｛8｝正面入宫；在派遣勋贵官员为代表告于太庙和社稷坛的同时，新君本人将前往武宗“几筵”（即灵前）谒见，然后叩拜张太后；做完这两件事，就直趋奉天殿。奉天殿，即现今太和殿（清顺治年间改称），民间俗谓“金銮殿”是也，为帝王临朝之处。登上奉天殿，就意味着行使帝权。可见，朱厚熜方面设计的仪注，从实质上省却了取得皇太子身份的环节，而直接临朝称制。当然，这里面也给朱厚照和张太后留了面子：登基之前，先去两处拜谒。对方固可将此解释为尽皇太子的义务，兴献王世子却也不妨有他自己的解释——作为皇位继承人，落座之前，跟大行皇帝和皇太后打一声招呼，照照面，这样的礼节总还是要讲的嘛。
张太后以及内阁肯定不喜欢这种安排，但出于无奈也只能同意。这样，朱厚熜拟定的即位程序，就以礼部尚书毛澄的名义加以公布。
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四月二十二日，登基大典顺利举行，上自皇太后下至百官，都松了一口气。武宗晏驾以来，事情千头万绪，每个人神经都高度紧张。尤其由旁支入继为君的局面，本朝尚第一次出现｛9｝，谁也没有经验。虽然出了小小的岔子，但好歹已经应付过去，大家都盼着新君正位之后，万象更始，国家步入正轨，将前朝的弊政逐一纠矫。
至少内阁首辅杨廷和没有把即位礼仪之争放在心上。这位武宗在世之时一直抱负难伸的政府首脑，此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在新君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解决掉前豹房近幸和以江彬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解散了豹房里乌七八糟、三教九流之众，关闭滥设的皇店，封存宣府离宫（所谓“镇国公府”）的财物。接下来，他想办的事情还很多。他在代为起草的即位诏书中指出，正德年间“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亟待拨乱反正之处比比皆是。诏书差不多就是一份改革宣言，里面列出的除弊计划及拟推行的新政，达七十余条。诸如，削弱日益膨胀的宦官权力，恢复文官政治；大幅度裁汰臃肿不堪而又惯于作威作福的锦衣卫旗校；抑制特权阶层，挤压他们得利的空间；查还为皇族勋贵太监之流所侵夺的民田；治理腐败，尤其是冒功、冒职、冒赏等现象；彻查冤假错案，重建法制，案件审理必须合乎程序，以《大明律》为断案之唯一依据。废止弘治十三年之后新增的一切条例……
这是一位实干的政治家。他所列出的改革内容，非常具体，并且多属当务之急。他一定特别期盼随着新君即位，国家稳定下来，然后迅速展开对各种问题的治理。
或因此，他对礼仪细节，考审未精未详。有关这方面的疏漏，沈德符曾经评论道：“兄终弟及祖训，盖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于献王【朱祐杭】是也，若世宗【朱厚熜】之于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为亲兄弟？”｛10｝尽管由于武宗是独子，“兄终弟及”的引用，事实上只能面向旁支，但考虑周全些的话，杨廷和至少可先做一番理论疏证工作，将来免生龃龉。但一来事情紧急，二来想必他主观上对这种虚礼确实重视不足，自以为秉忠办事，大方向正确，而思虑则主要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然而，朱厚熜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套。如果他也像杨廷和一样，将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尽快扭转正德朝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朝政恢复清明和秩序，而不那么在意自己的私利和面子，则会迎来一个君明臣贤的局面。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兴献王世子不仅是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而且是过于自尊的人。这种禀性，又为其以藩王入继大统这种身份进一步地火上浇油，令他对于面子极为敏感。他始终以一个外省人的眼光，来揣测京城集团，认定后者的诸种安排，都潜含对于他额外的轻蔑。登基大典上，有一个细节准确深刻地揭示了他这种心理：
辛巳登极，御袍偶【意谓事出偶然】长，上屡俛【通“俯”，弯腰，低头】而视之，意殊不愜。首揆杨新都【即杨廷和，廷和，新都人】进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颜顿怡。｛11｝
无非衣服不甚合体，他毕竟才十五岁，可能个子也偏小，事先准备的龙袍长了一些，有关方面考虑不周是有的，但仓促间未臻善美，对于心胸豁达之人来说，不会放在心上，至少可以谅解。朱厚熜的表现却是，频频弯腰低头打量这不太合体的龙袍，脸上极其明显地流露出不快——这套身体语言，说明他小肚鸡肠，不是干大事的人。而且很可能，他内心会把别人这种工作上的疏忽，视为故意，成心让他难堪，或至少对他这个外藩出身的皇帝不够尊重，糊弄了事。杨廷和察觉到他的不快，急中生智，用《易传·系辞下》里一句颂扬古代圣君黄帝和尧舜的话来开释，朱厚熜才找回心理平衡。
还有一个细节。登基那天，即位诏书发表之前，内阁送呈朱厚熜批准。“帝迟回久之，方报可。”｛12｝拖了很长时间，才答复同意发表。原因是内中有一句话，让朱厚熜很不受用。这句话是：“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祧，指祭祀。入奉宗祧，直接的解释是接过祭祀祖宗的职责，而实际的意思是过继给别人，成为别人家香火的传递者。兴献王世子坚持认为，自己继承皇位所循原则是“继统不继嗣”，说白了，只当皇帝，不当孝宗、武宗家的后代。所以“入奉宗祧”这句话，他最见不得。久拖不复，而终于同意，应该是经随行的王府谋士苦劝，告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暂且隐让的结果。
这样的细节，其实蕴涵着一股很可怕的能量。出身、个性，加上抵京后直至登基大典的种种别扭，已使他对于京城集团形成成见。一旦有了成见，像他这样睚眦必报、心劲甚强、习惯于咬住不放的人，势必要将肚内恶气尽吐之而后快的。
大明王朝刚刚送走一位没脸没皮、胡作非为、根本不要面子的皇帝，又迎来一位超级敏感、超级自尊、超级爱面子的新皇帝。这对堂兄弟之间，一切犹如冰炭水火，分别走到两个极端。历史也真幽默，竟然做出如此安排。朱厚照在位一十六年，以泼皮方式当皇帝，嬉笑怒骂，毁圣非礼；紧接着，就来了一位对礼法死抠字眼、斤斤计较，进而有志开创礼制新时代，欲以伟大的礼学思想家、理论家名垂史册的君主——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大礼”之议
朱厚熜登基，改年号“嘉靖”，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嘉靖时代开始了。
这年号，是朱厚熜亲自取定的。内阁原先奏请以“绍治”为年号，被否决。朱厚熜不喜欢那个“绍”字的“继承”含义，虽然“绍治”无非是将治世发扬光大的意思，也不喜欢，他在心理上讨厌一切暗示他需要“继承”什么的字眼。他所更定的“嘉靖”，语出《尚书》“嘉靖殷邦”，意谓“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国度”。
后世，人们对他就以“嘉靖皇帝”相称。
起初，的确很有一番“嘉靖”的气象。除罢前朝弊政的诏旨，一道接着一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13｝皇家鹰犬、宦官的势力大为削弱，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