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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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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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权本质是家族统治,是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家族。它对权力的认识,不基于公信,而基于血液。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才可分享权力。所以,“异姓王”必为刘邦所灭,徐达等势不见容于朱元璋,不管他们共同经历了怎样的患难,又曾如何以兄弟相称。血液质地决定一切,就像治疗白血病的血清,倘非来自直系亲属,必然排异。

解决之道仍是血。一是让别人的血流尽,杀光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二是尽力将权力握在自家血亲之人的手里。

然而,想真正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帝权不会放弃其“家天下”的诉求,但妥善稳当的办法在哪里却不知道。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始终在建藩-削藩、实封-虚封之间摇摆不定。分封诸王的目的,是倚为屏障,使帝室不孤。但这目的,却建于一个幼稚的前提之下,即诸王永无个人野心。为防这一层,又引出实封还是虚封的分歧。所谓实封,指亲王有领地,甚至有军队,实实在在拥有一个小王国;虚封却只予名号、俸级、庄园,享有地位而不享有实权。建藩-削藩、实封-虚封这两个争论,贯穿各朝,一直回避不了,也一直未有定论。它们各自的利弊,一样彰著,都表现得很充分。典型如魏晋之间。魏以西汉为鉴。西汉初年实行建藩和实封,刘邦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封其子肥为齐王、长为淮南王、建为燕王、如意为赵王、恢为梁王、恒为代王、友为淮阳王,以及其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基本独立,朝廷只派任王傅、丞相二官,其他军政大权都在国王自己的掌握中。景帝时终于发生七国叛乱,幸亏得以敉平,随后改定王国制度,使其分土不治民。魏继汉立国,对两汉一些前车之鉴印象深刻,一是坚决杜绝宦官外戚干政(东汉的主要问题),二是要防止藩王割据,这样,确定以士族(官僚)为核心的政治。但正所谓水里的葫芦,摁下这个,又浮起那个——魏确实不曾在藩王、宦官、外戚问题上吃苦头,却养大了一个官僚家族,此即司马氏。从司马懿起,然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家一直把持朝政,连皇帝废立也是他们做主,到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逼迫曹家以禅让方式交出政权,建立晋朝。摇身一变成为晋武帝的司马炎,自认为把曹家灭亡的原因搞清楚了,那就是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轻易被人操纵直到把江山拱手相让。他既形成此种认识,便一反汉景帝以来虚封王侯的政策,他于公元265年,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且不久即令诸王之国,每王有民五千户至二万户不等,有军队千五百人至五千人不等,由此种下祸根。结果不到四十年,爆发“八王之乱”,势力强劲的藩王为争权和控制皇帝,彼此攻杀,导致西晋完蛋。

“八王之乱”的惨痛教训,似给建藩实封盖棺论定,以后历朝都不敢采取这办法。但却又被朱元璋拣起来。

朱元璋不是不知它的危险和害处,所以拣起来,一是无奈,二来是太过自信。

无奈,是指他既然想定所有声望隆著之开国元勋必须除尽,则不得不以建藩巩固基业,寄希望于诸子同心协力,拱卫帝室;他以为,骨肉之亲将自然达成一种对共同利益的认识,结成紧密集团,而排斥一切试图对此利益加以觊觎的异姓势力或集团。

关于自信。朱元璋不单自视为有史以来最勤勉、最努力、最负责任的君主(关于这一点,他无数次对子女和臣下自夸,很为骄傲),而且自视为天底下最善教子治家的严父。在史料中,我们一再发现朱元璋酷爱以伟大父亲自居,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比比皆是。从严于教育而论,确实没有几个皇帝比朱元璋动了更多脑筋,费了更多精力,想了更多办法。

他不仅以最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为教育内容,而且为诸皇子择师亦慎之又慎,皆为学问、人品俱佳的一时之选。《明史》说:“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皇子】傅【教师】亦慎其选。”{2}这些教师笃诚职守,原则性很强,诸皇子若不听教训,教师不仅会加责备,甚至敢于体罚。其中有个叫李希颜的教师,就以“规范严峻”著称,诸皇子顽劣不学的,“或击其额”——不是一般地打打掌心,而是敲其脑袋,这未免有犯皇家尊严,朱元璋起初都难以接受,不过,他最终能够理解李希颜目的在于严教,反升了他职位。{3}

诸皇子除了从书本和老师那里接受正统儒家教育,朱元璋还以多种形式培养他们的“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我读相关记载时每每觉得,朱元璋别出心裁所搞的办法,当代人所能想到的——如“开门办学”、“革命传统教育”之类——似乎也不过如此。他经常命诸皇子穿上草鞋,出城下乡,接触农村生活,规定路途中骑马行二程,徒步行一程。那情形,很像我这代人小学时光常常搞的“军事拉练”,背上背包,到城外行军一二十里,目的是培养“两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次脚底板都磨出血泡。最远时,诸皇子要从南京一直行至老家临濠(今安徽凤阳)。1376年,在送别诸皇子时朱元璋说:

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因道途之险易,知鞍马之勤劳【锻炼吃苦耐劳品质】;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访贫问苦】;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认识现实】。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接受“历史和传统教育”】,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忆苦思甜,不忘本】。{4}

我所作夹注,着意摹为当代语,也都说得通。可见,朱元璋对于子女的“反腐防变”不唯抓得紧,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放在今天也还不落伍。他曾经亲领世子走访农家,察看农民居住饮食条件和日常生活。{5}他在大内辟地种菜,召来诸皇子进行现场教育,告诉他们“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宦官】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指宫内蔬菜自给】。”{6}一次外出,朱元璋路见一小僮,小小年纪供人役使,奔来走去,汗流不止,就领进宫,把诸皇子都叫来,指着这孩子说:“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7}……类似故事比比皆是。

中国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这样来搞皇家教育的,只有朱元璋。

虽然他不曾亲口说过,但我揣测关于如何使“皇图永固”,朱元璋经过思考有两点结论:第一,必须不惜一切扫除任何可能令江山易手的因素。这一层不是揣测,而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包括杀光功臣、废相、军队指挥权收归皇帝、严禁内官干政等做法和手段,皆为此而生。第二,权力彻底集中到皇帝手里,虽然最大限度抑制了各种威胁,但帝室终究也变得颇为孤单,缺少屏障,缺少帮衬,怎么填补这个空虚?就是建藩。

虽然建藩在历史上副作用极大,屡酿巨祸,但朱元璋认准了两条:其一,帝室和藩王说到底是一家人,同祖同宗,血管里流一样的血,在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头,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终归较任何外人可靠;其二,他觉得过去建藩结果之所以大坏,不在建藩本身,关键在教育失败、家法不严,或转过来说,只要他这个“老祖宗”抓好子女教育、厘清规范,防弊在先,建藩之举必定能收良效,成为帝权的真正保障。

朱元璋这个人,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虽然留下了不少专制暴戾的记载,但他始终确信自己是“根正苗红”、艰苦朴素、勤政爱民的伟大君主。这种道德优越感,使他对道德、个人品质的意义产生迷信(实际上是自我崇拜),以为只要给人打造出好的道德、好的品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就可以抵制各种邪恶欲念的侵蚀。在这种道德乌托邦的幻想之下,他拒不认识极权体制本身的内在法则,抑或索性认为思想品德教育对后者足以战而胜之。所以我们看到,建国后迄于死前,他的政治方针一直在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一条线不断将权力集中和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另一条线就是高度重视对诸皇子的道德品质教育、反腐防变、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他无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案,甚至历来帝权不稳的死结,到他这儿终于彻底解开。

不能说朱元璋毫无成效。他的教育方针在太子朱标和太孙朱允炆身上,可算修成正果。可惜,未待继位,朱标过早走至生命尽头。倘非如此,洪武之后大明王朝的历史或许上演另一番故事也未可知。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太子一支,朱元璋的教育在其他诸皇子那里一概不灵,“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只是他自负而且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当第四子朱棣统率大军攻入南京时,他那个基于血亲的狭隘的有关权力基础的设想,被证明是愚不可及。

这个骄傲的、至死都以为自己非常成功的父亲,被儿子无情地欺骗了。他们顺从、匍匐在他的权威之下,将他的每一句话尊为真理,俱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儿……朱元璋陶醉在“伟大父亲”的权威中,对儿子们的忠孝丝毫不疑,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必“为久安长治之计”{8}。临死前不久,他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还这么说:“秦、晋【指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棡】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9}全然你办事我放心的口吻,殊不知,诸王背地里早就勾心斗角,潜蓄异志者大有人在,而头号危险人物正是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朱元璋非但浑然不觉,反以无限信任致“托付之意”,望其“总率诸王”、“攘外安内”,岂非与虎谋皮?

早在洪武九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就预言了“靖难之役”一类动乱必然发生。那年因为“星变”(天文异象),朱元璋照例下谕求直言,山西平遥“儒学训导”(教育局长)叶伯巨应诏上书,内容直指朱元璋“封建诸子,为国藩屏”的政治路线。他很不客气地挑战“骨肉论”: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这两个朝代曾因分封诸王引起大乱】乎?

随后历数汉、晋故事,说:“援古证今,昭昭然矣!”这且不算,叶氏索性直截了当就现实做出预言:“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怨望;觖,不满足】,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10}

反对“骨肉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叶伯巨还指出,朱元璋依赖私亲的立场根本就是错的,国家政治的希望还是在于“用士”,要依靠“忠臣义士”。

这恰恰击中了要害。朱元璋读后气急败坏,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后来叶伯巨总算未遭朱元璋亲手射杀,而是瘐死狱中。祸从口出,是古今知识分子不改的命运,毕竟读书多,又以独立思考为乐,一旦觉得自己胸中有真知灼见,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据说叶伯巨上书之前曾对友人说:“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担心迟迟不能解决】,其一事难见而患速【担心它来得太快】。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一事难见而患速”指的正是建藩之害。他完全可以闭嘴不说,但就是忍不住,自取灭亡。但他恐怕并不后悔。他上书时的洪武九年,“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实封并且之国】,不尽如伯巨所言”,但他却预先窥见如不及时制止,将来趋势定会重演“汉晋之事”,因为自信绝对正确,或因见天下所未见而自喜,就连性命也不在乎了,非说出来不可。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可笑和可爱之处。史家这样评论叶伯巨:“燕王……后因削夺称兵【起事】,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11}有这句评价,叶氏在地下也可欣慰了。

“骨肉论”,跟中国四百年后搞的“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一样,明显荒谬。朱元璋所以笃信不疑,当有人指其荒谬时他还暴跳如雷,究其原因是被自己所蒙蔽。

他太崇拜自己,太迷信自己的榜样、感召力、权威和精心规划的蓝图,他以为自己已然做到尽善尽美,一切尽在掌握中,“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别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照他的安排行事,孙猴子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完全主观,无视客观——自视为伟人的人,常常犯这毛病。

朱元璋希望,流他人的血来缔造朱家王朝的安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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