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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九个人都已摆完，野狐禅师还自动加摆了一个小龙门阵，终于轮到了我。我见短识浅，没有什么好摆的，真叫我坐蜡了。怎么办呢？包括蛾眉山人在内的几个老人在嘀咕，看那意思是放我一马，不叫我摆了。况且野狐禅师加摆了一个，也够十个龙门阵了。可是野狐禅师不同意，他说：“公约早已规定，每个人都要摆的，我已经摆了两个了，轮到秀才，哪能不摆？他肚子里有墨水嘛。”好心的蛾眉山人说：“他肚子里虽然有墨水，却没有像我们在社会混得久，见多识广。”野狐禅师就是不干，他说：“十个人摆龙门阵，已经九个人摆了，只一个人没有摆，金瓯之缺，是大遗恨。”
看来我不摆一个龙门阵，是过不了关的。于是我搜索枯肠，到底想起我在北平读高中时亲见的一件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悲绝人寰也艳绝人寰的悲喜剧。
“好，好，你摆来我们听听。”野狐禅师有点想看我笑话的样子。于是我摆了起来。
1931年秋，我到北平去上学，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这是由北平大学一些教授创办的，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当校长。
男女合校，这在当时的北平是少见的。学校开学，那位校长开宗明义地宣称，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校训。因此学校的自由活泼空气很浓厚，男女间可以公开交往，比如在课堂上互相切磋功课，在课外一块办壁报，唱歌，打球，郊游。同学们感到很自在快活，学习也很努力，成绩很好。
但是在我们班上却有一个同学，我们都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厌世主义者，姓名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是姓卜，北平籍的同学却叫他为“老滩”。我起初不知其意，后来才知道是他们从他的口音听出，他是冀东一带的人，北京人叫冀东人就叫“老滩”，有一种贬损的意思。北京同学叫他老滩，我们都跟着叫老滩，他原来的名字却不记得了。
这个同学上学不久，就给大家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他个性孤僻，落落寡合，一天除开听课学习，课后作业，就是找个清静地方，坐在那里出神，一坐一两个钟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谁要去动一下他书桌上东西，他就大为光火，不得开交。他的功课很好，但是他拒绝帮助别的同学，找他问个什么难题，他大都不理会，或三言两语，叫人听了不得要领。他对于女同学有一种不近人情的隔离情绪，好像女人是瘟疫，一接触便会传染给他一样。同学之间，彼此询问籍贯、家庭、过去生活，本来是常事，他却拒绝回答，甚至好像认为同学是故意找他茬儿似的，令他不快。我们学校是比较开放的，男女同学在课间休息，都走出教室去玩排球，大家站成一圈，把排球推来推去。并且分组进行比赛，看谁没有接好球，把球推掉了，就要受罚。老滩却不愿意参加，勉强把他拉了出来，他就站在那里不动，排球打到他的面前，他也不认真接球。特别是女同学给他的球，他故意躲开不接，引得女同学很不高兴。因为他不接球，排球落到地上，他所在的那个组便输了。大家责备他，他不理会，有时索性走了。
于是大家就故意把排球砸给他，叫他应接不暇，显得很狼狈。但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学把排球向他用力地砸去，那球很低，一般很难接起来，他不仅没有躲开，反倒把身子一低，像排球行家一样，很灵巧地把球接了起来。这使我们很吃惊，看来他绝不是一个性情痴呆身体粗笨的人。别的同学可能没有注意到，我是看出来了，每当那个女同学把球砸向他时，他都努力接起来了。
有一次，我们班到西山露营，晚上开营火会，同学们拾干柴在野地里烧起一堆火，把住地的几块门板抬来，拼在一起，搭了一个临时舞台。大家围着火堆作各种游艺活动，有的唱歌，有的吹口琴，有的讲故事，有的献诗，有的竟然带来了小提琴，奏出悠扬的小夜曲。有了口琴和小提琴，跳舞就有伴奏，有人提议欢迎女同学跳舞，女同学也不见生，竟大大方方地在木板上跳起舞来，这是最受欢迎的节目，晚会更加热火了。因为我们学校并不禁止跳交谊舞，有一对男女同学便大方地搂着跳起来，这更是引起热烈的鼓掌。我们班上有一个看来岁数比较大的同学，大家叫他老张。在那天的营火晚会上，老张向大家献了一首自己作的诗，是描述东北人失去东北老家的痛苦的。诗写得很有感情，深深地打动了大家。他念完后不是像其他节目—样引来热烈的掌声，却使大家沉默了。只听到火堆里柴火棒子爆裂的声音。不—会儿就听到两个东北籍同学的嚷泣。大家更难受了。这时我和老张都暗地注意到老滩悄悄地溜了出去，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下面的节目又继续进行。老张偷偷拉一下我的衣角，我俩不声不响地退出了火堆边的人群，没入黑暗中去。我们不知道老滩到哪里干什么去了，便四处寻找。在上弦月的微光中，我们终于在不远的山岩边的小松树下，找到了老滩。他正坐在那里望着挂在树尖的月亮出神，明显地看到他满脸的泪水。原来他一个人偷偷跑到这里哭泣来了。他并不是东北人，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老张的诗朗诵会动了感情，跑到外边来哭泣。老张却不想追问这个，对老滩说：“营火会快要完了，大家正等你出节目呢，你却躲到这里来了。走，走。”他拉起老滩回到火堆旁，并且没有征求老滩的意见，便大声宣布说：“我报告一个好消息，老滩今晚要给我们贡献一个节目。”
我觉得老张太冒失了。像老滩这样的人，平常不参加文娱活动，他今晚上能贡献个什么节目呢？必然是弄得大家十分尴尬。但是众人一个劲地鼓掌，有的恐怕是出于要叫这个迁夫子出洋相的心理，我却以为不应该这样地难为他。但出乎我的意料，老滩竟然站起来，用很悲伤的音调说：“今晚上我是要来贡献一个节目的。”他走上木板，说：“我来跳一个踢踏舞吧。”
他要跳踢踏舞？这真是太稀奇了。踢踏舞是最难跳的舞蹈，一般舞台上能跳的也不多，跳得好的更少，只有在平安电影院里的外国电影里能偶尔看到。老滩这个迁夫子能跳踢踏舞？大概他不过是装个样子乱跳一气，逗大家笑一场罢了。不少人都在等着看他出洋相，一起鼓掌叫：“好，看老夫子跳踢踏舞！”
他用皮鞋尖在木板上一点，“踢踢踏！”那么清脆，那么急骤，真像．回事呢。接着他用脚尖脚掌和脚跟，在木板上很有节奏地敲打起来，一时快、一时慢，一时重、一时轻。他那双脚转过来转过去，那么自然，那么舒展。他的身子那么柔和、那么轻巧，他的手那么飘逸地摆动自如。但是他的头却一直是低垂着的，不看任何人，也没有一点笑容，倒是显得很痛苦的样子。大家都看得惊呆了，接着便是雷鸣一般的掌声，众人的惊叹响彻夜空：“太妙了！”
他的脚越跳越快，身子摆动得越来越圆，两手挥舞得越来越柔，简直有些疯狂了！这时大家却发现他的脸上流着泪水，以至点点滴滴滴落在木板上，湿了一片。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谁都莫名其妙，大家已经没有欣赏他那高超舞技的兴趣了，而是在猜想在这踢踏舞的后面，到底有一个什么不平凡的故事。
老张眼见老滩跳得越来越疯狂，身子越来越难以支持了。他走到老滩的身边，扶住那摇摇欲坠的身体，说：“行了，你今晚上贡献了一个最好的节目，可以收场了。”老滩却不理会，摔开老张的手，勉强站稳自己的身子，口里模糊地叫着：“我还要跳，还要跳……”仍然疯狂地跳着，以致身心衰竭得要倒下了，他还努力挣扎着跳。终于被同学拉了下来。他口里仍然在说：“我还要跳……”
然而却毫无力气地躺下，索性号啕大哭起来。大家知道，这样的时候，劝说是无用的，老张也说：“让他哭吧，让他哭个够。”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回到学校后，大家心里都揣着这个问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探个究竟，也不敢去问他。老张说：“不要去打开人家淌着血的心了。”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此事。
但是以后的事情却使我大为奇怪。那个孤僻的老滩却主动参加我们的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并迅速变成了积极分子。真是冲锋陷阵，一往直前。他再也不是落落寡合，而愿意和大家一块玩。这时我们才知道，他才是一个大玩家，跳舞、唱歌、打球、玩牌，无所不会，而且无所不精。甚至琴棋书画，也可以来一下。他几乎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而且变得这么突然，这么快速，这么彻底。到底是谁促使他转变的？我看在眼里，想在心头，猜想一定是老张的功劳。
我去问老张：“你到底用的什么戏法，像魔术师一样叫老滩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他笑而不答。我坚持追问，他说：“他何曾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是自我禁闭起来了，我不过给了他一把开禁闭室的钥匙罢了。”我问：“什么钥匙？”
他又不肯说，只甩给我一句：“和给你的一样。”
哦，我知道了，他是以进步思想来启发老滩的觉悟，使他从政治上觉醒起来。这个办法，老张曾经在我身上下过工夫，我虽然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但是仅止于此，我既然已经决定好好读书，走工业救国的道路，就不能跟着老张他们的生活道路前进。他们的生活道路，我已经从他们给我的传单中看了出来。我可以支持他们干，但我的身世限制了我，不能参加进他们的队伍和他们一起干，所以老张的钥匙—直不能打开我的锁。现在看来，这把钥匙倒是打开了老滩的锁了。如果老滩的锁没有被打开，他不会言听计从跟着老张干，也不会在他身上突然出现异乎寻常的积极性的。我想一定是老滩本身具有的出身身世，才使他具有这种条件的。
从老滩在营火晚会上的表现，我猜想老滩的身世，一定有一些传奇色彩，我很想知道。我估计老张一定已经知道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老张终于向我透露了老滩传奇身世的大概情况。原来这是一对青年男女间的恋爱悲剧，当时我听了十分感动，比我读过的《茶花女》之类的外国恋爱悲剧还令我感动。所以十几年后的现在，我还记得—个大概。
老滩果然是冀东人，却出生在天津卫，小时候因家里很穷困，被卖到一个歌舞戏班里去做小演员。在戏班里，他像．个小奴隶似的受到班主和老板娘的奴使和虐待，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却有干不完的家事活儿。他实在受不了，心想宁肯在大北风下拾煤渣扒垃圾，也比这日子好过，偷跑了几次，但都被捉了回去，打得死去活来。是戏班里．个师父把他从老板娘的鞭笞下救了下来，并且私下里教他一些跳舞的基本步法。他很聪明，几乎是一教就会。那个师父向班主力荐，说这孩子绝顶聪明，是一棵好苗子，说不定教出来了，是一棵摇钱树。于是班主另外买了一个小女孩来当丫头，替代他服苦役，让他跟着师父学技艺。班主转而用打、用骂来严厉地夹磨他，巴不得马上就把他转化成一棵摇钱树。几年下来，严格的训练加上自己的聪明，特别是在那个师父怜惜爱才的教导下，他居然把班子里的最好的活儿都学到手，可以登台表演了。登台挂出牌去，总得要有一个名字吧，可他除了知道自己姓卜而外，连一个正式的名字也没有，于是师父把自己的艺名前加个“小”字，再冠以他的姓，便有了“卜小伟”这样一个艺名，列名在挂出去的戏牌的最下一排。由于善于偷师学艺，他把戏班一个师父不愿意传人的踢踏舞的基本功学到了手，自己又加以变化和更新，成为自己的绝活儿。他凭这个绝活儿，一登舞台，便以其高超的舞技、年轻漂亮的扮相，一炮打响，“卜小伟”三个字从戏牌的最下一排，飞升到头排，成为台柱，他真的成为班主的摇钱树。
但因为他是被买断了的，一切收入，都进了班主的腰包，他只是有稍好一点的生活待遇罢了。唯一使他满意的是，在他的那位师父的劝说下，为了提高他的技艺，班主准他白天去学习文化。他如饥似渴地学了几年文化，果然在舞蹈技艺上又上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