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者- 第51部分

躺到床上，工作、心事萦绕在他脑海里：怎么破案、抓获特务？要不要和晓光联系呢？……躺下睡不着，拉开床头柜拿出没看完的书。翻开夹着书签的书页，里面赫然有一张手纸宽的纸条，上面写着呼叫台湾的电台呼号和呼叫时候的称谓：“蝴蝶”，落款是：“古城”。

他惊讶不已，睡意、倦意顿时全无。卧室只有曹茜茹进入，难道曹茜茹是“古城”？不，不可能是曹茜茹。曹茜茹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入的党，怎么可能是“古城”？那这纸条又如何解释？“古城”为何有这个呼号？难道他和自己一样，也是军统安置下来蛰伏的特务？

叫了几声曹茜茹，她笑眯眯地进来，“怎么又不睡了？”

“除了你，还有谁到过卧室？”

“前几天叫人来除臭虫了。怎么了？”曹茜茹看高振麟脸色不对，有些不安，“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都是些什么人？”

“哦，都是卫生局的人。老唐也不放心，担心有人暗害我们，还亲自跟着来了。”

唐进江？唐进江有次和高振麟聊天，说他曾经在西安做过地下工作，时间和高振麟在西安工作的时间相吻合。难道唐进江是“古城”？

按捺住讶异，还有些许惊喜，高振麟也来不及想那么多，说：“没事儿。”说着下床穿衣，拿起书往外走，“我去单位一趟。”

他赶去向公安局汇报，局长有些不解，“这个呼号怎么来的？”

“‘古城’给我的。‘古城’是我打入军统后的领导，但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谁。”高振麟说，“关于‘古城’的情况，你可以和北京的冯劲松联系、核实。”

局长打电话与冯劲松核实后，和高振麟一起来到电台，开始呼叫，没有回应。第二天、第三天，台湾都没有回应。

高振麟狐疑地看着纸条，想：“古城”给的呼号不会有问题。他没有放弃，继续呼叫台湾。

在高振麟呼叫台湾期间，又有人被暗杀。破获任务似乎陷于停滞，但特务还在暗地活动。呼叫到第五天，台湾那边有了回应，先是核实了暗号后接着否认秦大伟在重庆，并指示：要“蝴蝶”出击，暗杀对象是区长。高振麟用“蝴蝶”的口吻说：自己单独不便行动，可否派人协助？回应：

周日晚八点在“抗战胜利记功碑”下接头，接头标志是手拿《共产党宣言》。

“周日八点，也就是后天晚上。”高振麟在会上说，“关于‘古城’的身份我不多赘述，我去接头。”

接着就进行周密的部署。散会后的四十多个小时，是高振麟最难熬的时间，一如当初在西安坐等“古城”和自己联系一般，他预设了各种准备，甚至可能出现会被对方枪杀的思想准备。

周日，高振麟表面上轻松地和家人吃了晚饭，然后穿上外衣。

鱼儿问他：“爸爸要去哪里？”

“出去转转。”高振麟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鱼儿追上来，“我也要去。”

“你不能去，爸爸有事儿。”

曹茜茹叫住鱼儿，高振麟转身出门了。

离市中区的“抗战胜利记功碑”不是太远，重庆解放后这个碑改名为“解放碑”，高振麟步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

这里很热闹，行人摩肩接踵，车来车往。高振麟在不远处站住，观察着解放碑下的游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本书走到解放碑的台阶上，抬头看着碑身，然后左顾右盼。高振麟借着路灯和店铺的灯光看清那人，在脑子里搜索一遍：不认识。

高振麟也不过去，就看着他。那人等了十分钟，确定无人接头，离开解放碑，走到公共汽车站等车。当他上了一辆汽车后，高振麟甩开步子奔到对面街边等他的吉普车尾随那辆公共汽车而去。

那人在千厮门车站下的车，走进了逼仄曲折的巷子。巷子两边是鳞次栉比、依山而建的山城民居。走到一个门口，那人回头张望了一会儿，掏出钥匙打开门。

高振麟和公安人员立马紧追过去，破门而入，那人惊愕地看着他们。除了这个特务，没有其他人。有人问那特务：“屋里还有其他人吗？”

“就我自己。”

高振麟信步走到窗前，他看到后面是个斜坡，顺着斜坡通往长江。循着斜坡，在黯淡的灯光照射下，他隐约看到有个人影在蹑手蹑脚往下走。“有情况。”高振麟回头低声对其他人说，紧接着翻窗出去。他落地的声音很轻，还是惊动了那人。那个黑影转身朝着高振麟开枪，高振麟预料到，躲闪了一下，脚一滑，摔倒了。他倒在地上，举起枪瞄准黑影开枪，没有打中。黑影躲到一棵树后射击，击中了后面的同志。看清黑影射击的位置，高振麟开枪，他没有枪击黑影的要害部位，而是按照对方打出枪火的位置射击，目的是击中黑影的手，留下活口。

好像是打中了，那黑影往下走了几步，转头又朝高振麟开枪。这一枪打在高振麟头上的墙壁上，簌簌掉下一些木渣。

好枪法！高振麟不由暗自佩服道。

趁这当口，黑影又往下跑，眼看着他到了江边。江边的灯光比斜坡上的亮，这下身影看得比先前清楚了，高振麟一惊：确实是秦大伟。

好像秦大伟早有防范，江边有一艘小船停在那里。

高振麟忙往下追了几步，站稳脚跟，看着秦大伟上船，举枪射击。秦大伟弯腰，闪过那一枪，转身举枪就射击，这一枪击中高振麟的左大腿。

高振麟忍着剧痛跪下，再次举枪，稳稳地瞄准秦大伟的背部，开枪。秦大伟往前一扑，倒在小船的船舱里。

“赶紧抓活的。”高振麟跪着，要其他人去抓秦大伟。

公安人员跑向小船，这时就听见一声枪响，秦大伟自杀了。

确认死者是秦大伟后，高振麟心底里长出了一口气。他没有去看秦大伟的尸体。他不想去看，也没给曹茜茹说起这件事情。

传递呼号的纸条也是“古城”在高振麟有生之年里出现的最后一次了，就此，“古城”从此彻底销声匿迹了。

“古城”到底是谁，高振麟以为是他一辈子也不能解开的谜团。

尾声

后来，高振麟和曹茜茹被调到北京工作，夫妻俩就职于国家保密机关。回到北京，高振麟马上独自去了西山，去看红叶。只是没到深秋，红叶不见。

这时，高振麟才把他和杨红叶的结婚、离婚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曹茜茹。曹茜茹说：“要不要去看看红叶的墓？”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高振麟找到了晓光，见面的时候，沉默、陌生弥漫在两人之间。良久，高振麟开口问他，晓光就回答。那次见面，就是高振麟问问题，晓光回答，一问一答刺痛着高振麟的心。临走的时候，高振麟要晓光周末、节日到家里来玩。

晓光默默地点点头，说：“我现在叫杨晓光。”

高振麟一愣，下颌下面好似吊了一个秤砣，沉重地对晓光点了一下头。

晓光转身走开了。他一次也没去过高振麟家。就是杨良书、杨妈妈催促他，他也不去。

十八岁生日那天，杨妈妈把杨红叶的信给了晓光。

杨红叶在信上对晓光说：

晓光：

我的孩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十八岁了，妈妈也已经走了多年。可是妈妈会在天上一直凝望着你长大成人的。想想，那是令人喜悦之事。我不是你的亲妈妈，但你把我当做你的亲生母亲，我走了，你会难过，但我不想看到你难过。我要你快乐、幸福地成长。我也因你而高兴，你让我的生活充实，让我体会到了做母亲的甜蜜。你爸爸不容易，在你很小的时候，背着你，我们一路跋山涉水到延安，他舍不得让你下来走一步路。后来他去执行任务，他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遵从组织的纪律，我从来不去问，但我相信他。他和我离婚，我不怨他，那一定是工作之需。你本来有个妹妹，由于妈妈不小心，流产了。可是，妈妈有你，不孤单，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离婚、失去孩子，在有些人看来我过得不好，但妈妈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过得不好，这点你比旁人清楚，对吗？妈妈没有活到三十岁，但妈妈无怨无悔。知道你爱妈妈，可能你是无法原谅你爸爸的。妈妈在天上不想看到你不原谅爸爸，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你原谅、理解了爸爸，就去看他，告诉他，你已经长大。让爸爸告诉你，当年你去西安你曾经问他的问题。好吗？

永远爱你的妈妈

和杨良书、杨妈妈过完生日，晚上晓光去了高振麟家。

晓光的到来，让高振麟意外又惊喜，曹茜茹忙前忙后拿好吃的东西招待晓光，鱼儿静静地在一边看着晓光。

“鱼儿，这是晓光哥哥。快叫哥哥！”高振麟吩咐鱼儿。

鱼儿没叫晓光，晓光也只是淡淡看了一眼鱼儿，低垂着眼睛看着地面，“我今天生日，十八岁了。”

曹茜茹歉疚地说：“对不起，晓光，我们忘了。”

高振麟起身，走进书房，拿着一个盒子出来，“晓光，这是抗战胜利时候买的钢笔，买来就是有一天要送给你的。”

“谢谢。”晓光道了谢，再没说话。

看着十八岁的晓光，高振麟又想起当年自己的担忧：要是晓光知道他和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亲生父母，该是如何的反应？知道当初自己救下他，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打入延安的护身符，他会是怎样的反应？

不，这些不能说！就把这些秘密带进坟墓里去吧！高振麟暗想。

打那以后，晓光每半个月会来高家度周末，和鱼儿、豆豆也慢慢亲热、熟络了，有时候会带着鱼儿出去玩儿，兄弟俩没有了隔阂。

那隔阂，留给了他和高振麟、曹茜茹。

一九五八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的时候，高振麟糊好了一个风筝，上面画满了红叶，他打电话叫上晓光，一齐到天安门广场放风筝。

看着飘舞在蔚蓝天空上的红叶风筝，高振麟好像看到了杨红叶的笑颜，把泪水生生咽进肚子里。

晓光望着风筝，说：“我和妈妈曾经约好，等到她病好了一起放风筝……”

“她能看到的。”高振麟说：“你妈妈本名叫杨樱柠，我们认识之后，我们都喜欢在秋天去西山看红叶，都爱上了红叶，后来她就把名字改成了杨红叶。”

一片红叶引起相思，一片红叶引起画意，一片红叶点燃了爱情，一片红叶也是母亲的象征。晓光回家后在日记里写道。

以后每年，晓光和高振麟在重阳节的时候，都会一起到西山看红叶。

高振麟说：“西山的红叶是天底下最美的。”

西山红叶的红，似火融化了高振麟和晓光之间的隔膜，父子俩渐渐走近了。

真正让他们走近的是“文革”。

“文革”伊始，高振麟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被红卫兵、造反派翻出来做文章，出乎他的意料是，曹茜茹每天安慰他，“你的工作，是上级亲自安排的，和前些年潘汉年的案子不一样，不用担心。”

“说不担心是假话。”高振麟摇头，“你看看那么多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连老冯、老陈都被批斗，我们能逃脱吗？”

曹茜茹不甘心，打开箱子，从箱子底部拿出一个塑料纸包好的包，从里面拿出一封信，就一页纸。高振麟看了，那是当时一个领导人写给齐淑珍的秘密指示。现在这个人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延安是负责中共特工工作的两大领导人之一。

高振麟说：“希望这个能管用！”

这封信没有起到作用，很快高振麟夫妇以特务、汉奸之罪被关押。关押期间，晓光担负起了照顾鱼儿的责任。后来家属可以探监了，晓光带领着鱼儿和豆豆去看高振麟和曹茜茹。

这让高振麟和曹茜茹放心和欣慰。

有天，外调的人来到监狱，找到高振麟调查远在西安金老板的事情：他被揪了出来，在劳改。高振麟闻知，马上写了证明，写出当年金老板给他传递过情报、掩护过同志。证明着重写了老石牺牲的事情，要他们去找老石的老婆证明。老石的老婆是穷苦人出身，又在延安工作，后来又到西柏坡工作过，现在已经是领导了，没有被打倒。她接到高振麟的证明信，站出来为金老板作证，才让金老板没有受到多少折磨，劳改五年后释放，回到咸阳老家养老，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

一九七三年，高振麟夫妇被释放。次年国庆节，高振麟夫妇、晓光一家去西安拜谒老石的坟墓，祭奠老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高振麟夫妇退休。退休不到两年，曹茜茹有天出去买东西，过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没有给高振麟留下只言片语。

鱼儿和鱼儿媳妇说服高振麟，于是他搬去和他们一家三口同住。鱼儿只要了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和鱼儿相反，豆豆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三是闺女，老二是儿子。豆豆一家每个周末都会来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