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啤疤俗芾怼薄�
1937年9月，张景惠访问日本，见到近卫文麿首相。谈到七七事变后的侵华战争，近卫表示忧虑，张景惠即道：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跟我们“满洲国”并为一体。因为华北对于日满是太重要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面露喜色，问道：以阁下所言，先来一个华北政权，谁做首领比较合适呢？
张景惠略加思索，道：我看先找出吴佩孚过过渡，不然拉出张作相也行，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满洲国”皇帝兼领。
张景惠走后，近卫对其左右说：这个人不错，大事不糊涂。
“九一八”事变之初，本庄繁和土肥原在给裕仁天皇的电报中，是这样评述张景惠的：“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这与花谷正所言选中溥仪的4条，是相辅相成的，即用谁首先得听话、合作，是个奴才。不过，本庄繁和土肥原的这番评述也先入为主，使日本朝野认为这是个粗俗昏庸的家伙。这回受到近卫夸赞，一些要人就想看看这位以老实、忠厚闻名的伪满总理大臣，是如何得“大事不糊涂”。结果发现过去真是误读了，这人不光是个奴才，还是个人才。
且看他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写的《回忆张景惠》中的一个自然段：
全国省长会议，每年在总理官邸召开1—2次。当着战争的长期持续，就势必引起消费物资匮乏的事态，市民怨声载道，日甚一日。正当此时（1943年秋——笔者），在省长会议席上，某省长执拗地大鸣不平，与事务部门纠缠喋喋不休，反复论战。此时，迄未发言，一直默默静坐的张景惠，陡然起立，以震撼整个会议大厅的大声呵斥说，“肚子饿了，要系紧裤腰带，盟邦现在是赌着国运进行殊死的酣战中，胜了满洲国当然也会分享余庆的。像这样大鸣不平，是断然不能允许的。”我在张景惠的侧近十数年，从未见过以这样激昂的声调讲过话。正因为这样，那整然危坐令人生畏的关东军的猛士们，也为之哑然，而会议也在这一喝之下，宣告了闭幕。
“仇日之深不如恨走狗之切。”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中的这句当然不无前提的话，也是代表全体抗联官兵说的。
伪第5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原是黑龙江省国防警备处参谋长，曾随马占山抗战。1932年1月，代表马占山与日军谈判时，如离弦之箭，一去不归。
王静修的秘书岛村，被他称为“顾问”，并让这位顾问搬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的印章交给岛村。各处处长送来文件，请司令官审阅批示，王静修就说给顾问吧。岛村也不客气，就代阅代批。有什么事请示，王静修问顾问知道了吗？说知道了，他就说按顾问的意见执行吧。有部下说：岛村是个文官，不懂军事，出了问题怎么办？王静修说：他有特殊使命，日本人嘛。
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伪治安部大臣邢士廉的顾问元泉馨，拍着邢士廉的肩膀说：大臣，你就好好地喝酒好了，一切事都归我来做。我就是大臣的“太太”，家务事全有我呢，你就高高安坐当主人吧。邢士廉笑道：我有你这样的“贤内助”，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喝酒了。
伪第3军管区中将司令张文铸，原是黑河镇守使署参谋长，人挺正经，生活也检点。当了汉奸，为了使主子放心，竟捧起杆烟枪。
从张景惠到邢士廉、王静修、张文铸，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精心揣摸主子的心理，共同的特征是装憨扮傻。因为他们知道奴才与主子是种什么关系。
张景惠妻妾很多，五妾不甘寂寞，与人通奸。张景惠密令马弁，将其杀掉。死者母亲状告张景惠，要他偿命。日本宪兵队将凶手抓住，真相大白，可这事怎能危及张景惠的政治命运呀？南次郎命令宪兵队压制原告，让张景惠负责殓葬死者，再给原告一笔钱了事。伪检察院得知此事后，要弹劾张景惠，也被关东军压制下去。
熙洽荒淫无耻，竟与儿子同嫖一娼，吉林市民无人不晓。可他若不是大事糊涂了，这又算个什么事呢？
“谱写满洲国史第一页的栋梁人才”
“九一八”事变，枪炮声骤起，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即给荣臻、王以哲打电话，要他们速来商讨对策。据说，这时收到一封南京军委会的电报，告知是日军演习，要东北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免生误会。这样，一颗心踏实到天亮，不对了，日军攻占北大营后进城了。臧式毅立即派人去与日军交涉，同时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有人劝他也走，这位黑脸、大眼睛，背地里人称“臧大眼珠子”的省长，瞪起眼睛：我是省长，乃一省之父母官，这种时候怎么能离开？
此时，臧家所在的工部衙门胡同，已被日军监视。当天，日本宪兵队将臧公馆包围，大肆搜查后，将臧式毅带去大西关五纬路一家民宅，软禁达3个多月。
应该说，对臧式毅来说，这是备受煎熬的100来天。
据说，他开头挺硬气。好吃好喝，也吃也喝，就是不说话。无论日本人，还是汉奸，也无论好言劝诱，还是吹胡子瞪眼睛，一概瞎子、聋子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日本人和那帮人模狗样的东西气得七窍生烟。没人知道他那颗心是否真的无动于衷，但是逐渐地就十五个吊桶打水般七上八下了。
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权衡上下左右的利弊得失，思索、设想、选择自己的人生及未来。连张景惠那样的“豆腐匠”，也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他什么不明白？是千古流芳，还是万世唾骂？最后还是背叛了这片生他养他的黑土地，成了人模狗样的汉奸。
日本人对张景惠看走眼了，对臧式毅可是看得挺准。
1885年生于奉天城南农家的臧式毅，是靠着伯父资助得以读书并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陆军振武学校的。从1920年任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到十年后的辽宁省主席，这是个无论在谁手下都会让上司很快感到离不开的人物，靠的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精明、才识和干劲。他是奉系新派骨干，力主改革，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的奉系注入活力。新派首脑张学良，对他更是赞赏有加，说他做事一板一眼，有条不紊，作风踏实，让人放心。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势力南达苏皖。杨宇霆任江苏督办，指名要臧式毅赴南京管理军务、政务。不久，地方军阀卷土重来，奉军三面被围，臧式毅在下关冒死送杨宇霆过江后，力战不支被俘，半年后获释。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奉军主力仍在关内，局势紧张而又微妙，谁也搞不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臧式毅力主内紧外松，秘不发丧，对外声称张作霖只是受点轻伤，与日本人周旋，同时派人去北平让张学良出关，巧妙地化解了当时的紧张局面。
张学良除掉杨宇霆、常荫槐后，深受杨宇霆信任、倚重的臧式毅，不但没受株连，反倒接替杨宇霆担任了东三省兵工厂中将督办，并提拔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任伪奉天市长，一个月后让位于赵欣伯。这个赵欣伯本是文人，当了市长后亲自率领伪警察巡街，并不断受命去劝降臧式毅。日本人当然喜欢这样的奴才了，不过更希望的还是像臧式毅这样的奉系精英，也能成为奴才。他们不是为看走眼了张景惠而欣喜吗？
在伪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几句日本话，似乎也能使侵略者有种亲近感，更不用说曾留学日本的臧式毅了。对这种人通常是要区别对待的。臧式毅愈是冷淡，一言不发，也就愈能吊起他们的胃口。而且，无论他们怎样把“满洲事变”说得冠冕堂皇，师出有名，那内心也是虚弱的，也就需要几张老面孔当招牌。“四巨头”会议后，虽然马占山又反了，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吉林省长熙洽、辽宁省长臧式毅等等，不还都是原来的老人吗？怎么能说这“满洲国”是伪的呢？
日本人给臧式毅出的第一道试题，是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个特殊政权，还是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臧式毅并未明确表态，只说他愿与熙洽合作，一切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采取一致行动。
刚解除软禁的臧式毅，好像还有点儿忸怩作态，宁愿当个坐车的，不大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太远。可既然当了奴才，还由得了他吗？
“满洲国”民政部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奉献给主子的“杰作”之一，是1932年7月伪民政部公布了县的“官制”，在县长下设置“小二管大王”的日本参事官（后改称“副县长”，在边境地区则直接由日本人任县长），并在一些重要部门配备日本指导官——前面写过、后面还将写到的不断被抗联打死的指导官、参事官。
就实际工资而言，“满洲国”各级机构中的“小二”，相当于“大王”的2至3倍。这注定是要引起“大王”们的不满的。怎么办？发“特别机密费”，每年达百万元以上，由总务厅长这位真正的大王统一掌管，每月分发。郑孝胥1万元，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各8000，赵欣伯等人7000，依次递减。至于溥仪这个“皇帝”，每年帝室费用即达80万元。
那时的1元钱，能买5斤左右猪肉。
日本人称赞臧式毅为“谱写满洲国史第一页的栋梁人才”，其实郑孝胥、张景惠、熙洽都是这样的“人才”。郑孝胥“不识时务”，一心复辟，还鼓吹“国际共管”，拿下。只是郑孝胥官帽再大，也是个外来户，在东北没有根基，熙洽等人就不同了。熙洽在上边犯“下”作乱，下边那“大王”们的腰杆子好像就硬了些，“小二”们的事就有些难办。臧式毅虽然不像熙洽那样，也是土生土长，在东北经营多少年了，比之“老实、忠厚”的张景惠，这等“精英”也是不得不防的。况且招牌也有用腻的时候，奴才也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用着顺手。
1934年12月，由关东军司令部特务部策划，伪民政部主办，将伪奉天省拆解为奉天、安东、锦州3个省，伪吉林省拆解为吉林、滨江、三江、间岛4个省，伪黑龙江省拆解为龙江、黑河两个省，东省特别区取消，顺势拿下臧式毅、熙洽、张景惠、张海鹏（热河省长）等人的省长（行政长官）的官帽。第二年春天，臧式毅的民政部长和熙洽的财政部长又没了，后者前面说过当了宫内府大臣，前者成了参议府议长，都被高高地挂起来了。
官大了，权没了，腰包可是鼓起来了——上述4人在被免去兼任的省长（行政长官）时，每人又揣进了30万元现金。
在主子眼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钱财吗？
臧式毅兼省长时，通过他的秘书长曹承宗卖官。好县份的县长官帽，一顶几百至上千元，差的几百元，最差的也不低于200元。
据说，“九一八”事变前，臧式毅是挺清廉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后，张作霖发誓彻底改革奉军。时任东北陆军管理处参谋长的臧式毅，主要职责是改革奉军，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将校尉军官。那时要有贪念，能捞多少银子呀？
“要啥给啥”的张景惠，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粗人”，常把“妈个巴子”挂在嘴上。据说，臧式毅嘴上是没有这句东三省的“省骂”的。可这个自当了奴才就知道自己不再是人才了的“臧大眼珠子”，那心头会不会也在骂：妈个巴子，兴你们要啥给啥，就不许我能捞就捞呀？反正这妈个巴子的“满洲国”也不是我的！
即使你们暂时穿上日本军服，我也不责备你们
1931年9月22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召集团长、处长开会，研讨如何应对目前局势。
以3团长田德胜为首的一些人认为，以咱们这点兵力与日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从长远看，还是降了，以图将来。另一些人认为军人守土有责，况且上峰未说束手不抗，应该边抗边请示。还有人认为东边道偏远，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而且眼下局势还不算明朗，主张看看时局发展再行定夺。
其实，应该说是老狐狸的于芷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拿定主意了。开这个会，他只想摸摸这些人的脉搏，并使自己的想法更趋完善。
首先到来的，是以袁金铠为首的伪奉天维持会和熙洽、张海鹏等人的劝降信。很快，驻凤城日军的信也到了，威胁如不及早投降，日军将进迫东边道镇守使署驻地山城镇。
于芷山答应投降，但请日军暂时不要进驻东边道，由他负责维持东边道地区治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