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策是4个多月后见到“意见书”的。6月28日，这位省执委委员、3军4师政治部主任，在宝清县密营里写了《关于×××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三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哈东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与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们的斗争态度的不确定。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抛弃自己固有主张而转向调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现场时，××同志就反身过来又说拥护中央路线而反“左”倾等等，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与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虽然×××同志反倾向斗争观念采取机会式的方式，但我们对××二月意见书里有铁的事实是不抹杀的，这种种的铁的事实，我认为是，在我东北反日民族游击运动发展巩固上，在力争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有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的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开展一定会得到克服，因为（它符合）北满、吉东全党同志的愿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县青山里，赵尚志与金策、郝贵林开会做出的五条决议，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赵尚志“没有什么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据王康指示信以推动工作”。金策认为，“吉特信”、“中代信”确有缺点。“××意见书里写到：‘一九三五年三军在牡丹江流域破坏了山林队与群众的友好关系’，这是不合于事实”。“我们拉这种条件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我认为尚志同志的倾向并不是他主观因素所发育起来的，而是有党内同志的不斗争而调和作他尾巴中更加发育起来的”。
周保中的观点，许多与金策不谋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极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向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5月20日，《×××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中说：
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关于省执委扩大会议，许多老人写了回忆录，笔者前面也有叙述，还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见书”中写道：
“左”倾分子的鼓掌声中，首先在会开始就撤销老冯省书记，会场空气异常险恶，不但全会认为尚志同志威胁会议，这是全会同志所公认的，同时我还可以诚实说，在这次全会议吉东代表保中同志，是处在被怀疑地位，经过许多同志力争，才参加了此（次）会议。××是被监视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会议中之“争吵”现象为东北党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武装威胁”“争吵”“叫骂”恶现象应有尽有。
同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中说：
这次会议本应该成为××同志第一次拥护中央路线的“伟大表现”。因为他先认定了珠汤会议的路线违反中央路线，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后又到江南和吉东省委讨论了一次。这时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线在北满开放曙光。可是不幸在会议中，被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则竟至不发一言，转冯群同志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练的舌锋，终未煽动起××同志拥护中央路线的勇气。致一致通过了“误疑王康指示为右倾”、“珠汤会议一般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决议。这是说明什么？××同志说，这是说明尚志同志好给旁的同志加奸细的头号，因而不敢斗争。我的答复是革命者宁死不屈。我的工作历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志已经给我加两次了，但我并不害怕。××是北省执委×××（×）×××（此7个字为职务，笔者将其隐去），我不信吉东代表尚在，会议席上还杀了活人拉（了）吗？！
老练金策
金策，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个头，较瘦，未到四十岁脑门儿上就开始脱发，那张挺有棱角的脸就显得稍长。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安县东京城区委书记、宾县特支书记、珠河中心县委秘书长、哈东支队军需处长。1935年后任3军2团、4团政治部主任、4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任3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北满省委书记，之后又兼3路军政委。朝鲜光复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1951年病逝。
因亡国、为救国流亡中国东北的金策，1927年在延吉县被捕，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关押3年。出狱不久又在宁安被捕，关进奉天监狱，判刑7年，“九一八”事变后乱中获释。他有一兄一弟，都参加抗战，弟弟1932年被捕，也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从此下落不明。哥哥先在宁安县委，后调东满特委，在反“民生团”中被害。他在1941年1月11日写的《金策履历书》的“家庭、职业、现在何处”一栏中，写道：“农业、中农、1930年10月，在宁安县东京城离开家庭后，现不知何情，当时我家里有母亲、胞兄一、嫂一、侄儿一、侄女一，在延吉有两个儿子。”
2007年10月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跨越三八线访问朝鲜，曾在平壤参观朝鲜的著名学府“金策工业大学”。而当年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金策，只在农闲时读过夜校，文化主要靠自学。1939年5月9日，他在给张寿海У男胖刑傅礁掌鸩莸囊环菸募跋Ｍ暮蠖杂腥毕莸幕蛞獠淮锩鞯牡胤剑右孕薷挠氩钩洹保宰约旱奈淖帜芰λ坪跞狈ψ孕牛此亢烈膊环涟枷氲拿羧瘛⑸羁逃胂�
谈到金策，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这人老练、稳重、宽厚，有兄长风度，讲原则，敢直言，常有独到见解。平时寡言少语，挺严肃，又不难接近，让人感到亲切、信赖。从赵尚志到普通战士，跟谁谈话，都是静静地听人讲完，有时还会问你讲完了吗。而他的意见，通常都是结论性的。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我北满党执行了二年来的反党路线”，“禹民同志对金策同志的意见书，有许多不同意的意见，而且还有反对的意见”，并逐一批驳，认为金策也一样犯了调和的错误，然后写道：
金策同志是我北满党强有力的主力中心干部之一。他几年来离开上级，使三军四师得到扩大与发展，那绝不是偶然一回事，即是金策同志能忠实于党、忠实于王康信——中央路线所得到的成效。金策同志是有老练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作风，他有一贯的诚恳性。
金策同志是接受任何人正确意见的。禹民虽然初次和金策同志见面，但现在回忆起来，确实给禹民一些正确的领导。金策同志是十分使人敬爱的同志，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金策同志见面时，对×××的意见书要多加解释。
你可以反对、批驳他的意见，但你不能不敬重他，并被他所吸引，即便是初次与他见面——这就是金策和金策的魅力。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北满党的反党路线，形成了有数（年）之久，毒气恶雾布满了淞（松）江沿岸与黑省腹地，我们党的中央各种重要指示，都被否决与摈弃无余。我们金策同志，还在远地逍遥，不闻不问，党与反党之间的斗争，已经斗争的波浪翻天，连日寇的特务机关都知道了，金策同志还是“隔岸观火”，直等到北省已经决定转变路线时候，斗争的潮水碰到了眼眉，才在“五里雾中”不知头脑的闭目念起“圣经”，还讲“×××同志的机会的斗争方式啦”、“更加阻碍了一致和统一啦”、“有极大害处，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啦”。
没有月日，时间应与×××的这篇报告差不多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认为“总的方面还是合乎中央路线及省委七次常委会关于转变路线的决议的”，“××同志的意见书提出在尚志远走××（原文如此——笔者）之后，是非常恰当的”。认为金策关于“吉特信”的确有缺点的“议论是模糊和错误的”，而“金策同志在自己意见书中所犯的错误的来源是对中央路线的模糊了解，对于北满党过去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及反党的小组织罪恶的行动具体事实不熟悉和不清楚”。
×××没参加珠汤联席会议，金策连省执委扩大会也未参加。青山里会议后，赵尚志北上汤原，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金策和师长郝贵林，率4师在依兰、勃利、宝清、密山等地开辟新区，为西征主力筹款。在接到×××的“意见书”时，两年半间，郝贵林和继任师长陆希田都牺牲了，全靠他这位政治部主任在那儿拳打脚踢。
有理由认为，在接到×××的“意见书”，和写着他的那封被省委称做“意见书”的信，以及那封信被交通员带走的那些日子里，金策焦虑和担心的主要就是两个字：分裂。
有老人说，如果金策参加了省执委扩大会，他应该不会沉默，肯定会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会怎么样，也不好说，但能弄到这步田地吗？
据高禹民的“意见书”分析，金策好像是8月下旬，动身去汤旺河谷找临时省委的。不知是哪个脚后跟，两年前在虎林负伤，《金策履历书》说“伤情较重”，两个月前膝盖又被叛徒打伤。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东荒渐凉的秋风中，他怎样拄着棍子在山林里一瘸一拐地跋涉，以及焦虑的心情。
强敌当前，他焦虑、担心的是北满党的分裂。
——“当此非常时期则党内纠纷、分裂，危机将何况（堪）设想！”
俗话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随“吉特信”送到北满的那封密信中，无论说不说“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也无论随后吉东方面出没出叛徒，如果北满、吉东和满洲省委留守的小骆，大家能凑到一起，把话说明了、讲透了，误会消除了，意见分歧也就不难解决了。可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除珠汤联席会议和省执委扩大会外，就是天各一方的担任各种重要职务的人，用自己的笔，再通过交通员的脚，进行争论。这种方式，下达指示、命令，互通情报，没说的。进行笔战，解决思想意见分歧，局限性就大了。耗时费力不说，一句不经意的擦枪走火的过头话，有意无意的一句讽刺、挖苦，都可能加深误会，把扣子结得更死。
这回，金策来到省委，当面锣，对面鼓，大家都敞开胸襟交流、争辩，就有了1939年1月20日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发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
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并不因为××同志机会斗争方式，而抛弃重要意义的××同志意见书是正确的。
执扩会议××以及其他同志如果不采取调和主义立场，那么也许执扩会的结果不会如此。执扩会议以后，××同志较之其他同志更有过无不及，而是与“左”倾分子更加调和、沆瀣一气、同污合流。如当时××同志和尚志同志共同署名给谢文东、李华堂信。给李华堂信还是××起草的，给吉东省委和五军党委信是××同志热烈同意的。巩固党的统一一致通告之不发是××同志同意的。三军军部不向西远征，而要在下江捡些便宜，是××同志等说的。熙山同志到九军去为了捡炮及要回四军二团机枪，是××同志同声附和。小于事件是××同志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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