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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盖文华在吉林市被捕。据说，在日本宪兵队，鬼子动用了所有的刑具，也未撬开他的嘴巴。又派汉奸劝诱，许以高官。盖文华冷笑道：余一生致力于中华之富强，凡违反三民主义者，皆余之仇敌，凡侵略中国者，亦余之仇敌，余必竭力歼灭之！
30日，盖文华和十几个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城雪。
作为国民党员，盖文华是反对共产党的。到救国军后，在力主抗战的同时，也不忘反共。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他的文字，几乎只有反共的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笔者对他没有任何好印象。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中国抗战时期牺牲而入忠烈祠者，共有270余人，其中东北为60余人。
苗可秀和盖文华，都是国民党员。东北沦陷，民族危亡，他们首先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属性，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即便像盖文华这种抗日又反共的人，那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精神，不也值得后人学习、怀念和敬仰吗？
老于太太和李三侠们
在桓仁县采访，不时听到关于“老于太太”的故事。有人说她是抗联，有人说她不是抗联，无论是不是抗联，都说她打鬼子。
“九一八”事变前，老于太太就是胡子。有人说她长得漂亮，被胡子抢上山当了压寨夫人，胡子头叫官军打死了，她就成了胡子头。有人说她是为了逃婚，自己上山当胡子的。胡子忌讳女人，认为队中有女人不吉利，而她特别能干，比男人都“飒”（爽快、利索、果断），又有一手好枪法，没她不行，就当了胡子头，叫“大姑娘队”。
而据老于太太的大孙子于海金说，他的爷爷叫于德荣，宽甸县八河川人，老家山东，三十多岁时在宽甸张半子沟被日本人打死。爷爷怎么当的胡子，怎么跟奶奶结婚的，他不清楚。
关于老于太太是抗联的版本，说是红军到桓仁后收编胡子，“大姑娘队”也被收编了。有人说编为一个支队，有人说编为游击大队，老于太太是支队长（大队长），有委任状，上面盖着杨靖宇的官印，老于太太也有官印。程斌投降后，杨司令带红军走了，老于太太还打了半年，抗不住了，下山投降前把委任状和官印烧了。还有人说是放个罐子里埋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老于太太挨批斗，说她是胡子头，想起这个罐子，上山去找，没找到。
非抗联的版本，说你拿不出是抗联的证据，那不就是胡子吗？
笔者请教县党史办的同志，他们说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些，多少年了，查无实据，都是民间传说，但她打鬼子是真的。
一双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两支匣子枪，5个儿子都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出没山林，打家劫舍，袭击日伪军。赶上敌人“讨伐”，这山那山，这县那县，没白没黑地到处跑，桓仁、宽甸、兴京的山林里，到处都留下了那双半大脚的足迹。孩子饿了，脑袋从她腋窝下拱过来吃奶，或者把奶子撩到肩头上，吃得更舒服。据说她的奶子特别长，民间叫“布袋奶子”。有人说那不是天生的，就是那样奶孩子奶长的。奶孩子也不妨碍指挥、打仗，喊着叫着，趴着跑着，左右开弓，孩子也不把枪炮声当回事了，照样吃奶、睡觉。不过，打完仗了，背上的孩子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母亲就赶紧解下来，看看是不是打死了。待到下山投降前两年，3个大点儿的儿子都拿起了马枪、手枪。
据说，在辽东山区的山林队中，最多时近百人的“大姑娘队”，女人是最多的。平时在老于太太身边的几个人，都是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女兵，丈夫死后更是如此。老于太太留下5个儿子，小产的，夭折的，不知有几个。那年代女人生孩子叫“过鬼门关”，更不用说她们这种境况、生涯了。死人不说，怀孕、生孩子又怎么行军、打仗呀？那时没有避孕药具，她们就吃了一种什么草药，绝经了，每月再也不“来事”了，这辈子也不能做母亲了。
1军是1938年秋后陆续撤离本溪地区的，老于太太应该是年底，或者1939年初下山投降的，之后就住在桓仁县普乐堡，直到去世。
1998年3月28日，我在于海金家采访，中午去路对面的小卖店买烟。开卖店的老人叫王志祥，七十四岁，他说老于太太下山时他见到了。是从大荒沟下来的，日本子领着伪警察押回来的，押到孟家店的院子里。就剩十几个人了，头发老长，披散到肩上，分不清男女。脸、手和胳膊腿，露肉的地方都是锅铁色。棉衣刮得像烂羊皮袄似的，袖子、裤脚丝丝缕缕的，不少人没穿鞋，用破布、麻袋片包着脚。大雪隆冬，那时但凡有点儿办法，也不会下山投降的。老于太太背着老五，脸上看不出表情，那眼色刀子似的，昂着头，挺刚强。
张翔，年三十九岁，吉林省宁安县南湖头人，家庭业农，身为农民，善打枪。事变后，本身虽未参加反日运动，但其对反日部队有很大的帮助，以后被日走狗知道，报告日贼，将其家庭人口杀尽，房子纵火，剩他一个乘机逃出，加入救国军。后因救国（军）失败，自己单独领一部分队伍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他队内的士兵，都是打枪的能手，所以在每次与敌人接触的时候，敌人多少要受些损失。特别出名的给敌人一次打击，即是三四年日本福田大学的学生视察团到镜泊湖去视察，在他们未到之前，他先探悉，以后设兵埋伏，至敌人的汽车到时，即陷入阵地，结果被他们全数打死，一人未剩，枪械、经济都获得而去（敌人十四人全武装，轻、手、机枪都有）。以后在三五年又遇敌激战，因众寡的关系，他本身牺牲了。张翔队长他虽然全家被杀，后自己亦牺牲。但在他的一个时期战争当中，一方面能够全国家之大义，另一方面能够为家庭复仇，其即死于九泉之下，亦能瞑目矣。
感谢先人给我们留下这样珍贵的文字，也只能这样子写到这里了。
《东宁县志》介绍伪满时境内9支较大的山林队，排在首位的是“李三侠队”。
没人说得清李三侠的真实名字。本世纪初，笔者在东宁县采访十多位八十岁以上、见过李三侠的老人，说他是山东省日照县人，大高个，有点儿水蛇腰，一身武艺，枪法十分了得。
据说，当年李三侠闯关东走到东宁县老黑山时，黑灯瞎火中，有只狗从背后把两支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有杆烟袋，烟袋杆子二尺多长，比大拇指粗得多，黄铜烟锅子酒盅大小，小榔头似的，扬手向后一刨，那狗就瘫软下去了。又攀上一只，又一刨。再一看，嗬，周围都是绿莹莹的眼睛，疯了似的扑上来。他就左一烟袋，右一烟袋，一路打着。到户人家，见他浑身是血，把主人吓了一跳。他说你们这地场狗咋这么凶呀？第二天有人去看，全是狼，二里多路躺倒十几只，大都是脑门儿上有个血窟窿。
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中说：“三侠部队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工农成分，所以他们不错，三侠本身打仗勇敢。”
前面写过，义勇军曾两打东宁县城三岔口，“李三侠队”都参加了，第一次还提出包打西山炮台。这不光因为“李三侠队”人多势众，还因为有两挺机枪，据说有个机枪手还是苏联人。
东宁县大肚川的神洞北山，有个叫高丽庙子的山沟，是打伏击的天然去处，“李三侠队”在那儿伏击过日军运输队。附近老人告诉笔者，当年听到枪声响了小半晌，烧毁8辆汽车，光活捉的鬼子就有40多，用铁丝串绑着押进山里了。
1938年冬，李三侠率队准备攻打金厂街筹集给养，被汉奸告密。部下报告“洋跳子”（胡子黑话，即日本兵）来了。李三侠正躺在炕上抽大烟，说你们先走。等他抽够了大烟，鬼子已经进院了。他掏枪打倒两个，跳上北炕，飞身从后窗跃了出去。鬼子一挺机枪正等在那儿，浑身被打得蜂窝似的。
张祥是个农民，种地又打猎。侵略者把他的家人都杀了，他就把那杆猎枪对准了两条腿的野兽。李三侠就不同了，没人知道他当胡子前干什么，打从人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起，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三侠”了。他们都参加过救国军，王德林过界后，也曾与其他抗日军联合作战，但他们未参加任何组织系统，无党无派，就是打鬼子。
王奎一、景振卿、景龙潭也无党无派。8军后来发展20多名党员，他们若不是过早牺牲，是可能参加共产党的。9军、10军、11军也大体如此，许多烈士都不是党员。
儿时听老人讲邓铁梅的故事，参军后部队驻地就在他的家乡磨石峪。“九一八”事变40周年前夕，我去找邓氏家族的人采访。两位老人压低声音道：邓铁梅打日本子没假，可他不是共产党，有人还说他是国民党，这事俺们不能跟你说。
王凤阁也是一样。抗战六年，全家牺牲，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当地老人，没人知道他。有人说他是胡子头，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打鬼子的中国人。
黄拱宸也无党无派。如果有机会，他们倒是可能像苗可秀、盖文华那样，参加国民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跟侵略者拼命，也就无愧为响当当的中国人。
与此对应的，是无名烈士太多。
除了于家人外，几乎没人知道老于太太姓王，嫁人了连这个姓也没了，就剩个“老于太太”——好像她生来就叫“老于太太”。
这样个强悍的女人都没有名字，那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孽果。而像李三侠、张祥的山林队，邓铁梅、王凤阁、苗可秀的自卫军，包括8军之后的联军，除了前面写过的原因外，时间的久远，宣传系统的缺失、不畅、不健全，特别是在加入联军之前，烈士英名知之自然就难。当然，还有读者可以想见的原因。
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即便曾经反共，或者打家劫舍，在侵略者面前，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和后人。
他们都不会唱《国际歌》，却吼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八、荒原水畔战马鸣
第29章 密营
“机器房子”
老交通员李升把小丫头李敏送到6军4师密营，李敏就算上队参军了。
李敏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房子。
南北大炕，一面就十来米长。说是炕，其实是床，用木头支架的，床面是碗口粗的黄波罗树一劈两半，半圆形皮面朝上，顺着铺摆开。黄波罗树皮是味中药，能治疗腰腿痛、高血压、糖尿病。那时不懂，就知道这东西发暖、软和，躺上去比较舒服。
进屋后最明显的，是地中央那个半人多高的油桶改制的火炉子。密营里，冬天必得有这个东西，取暖，有的还兼做饭。劈柴柈子在里面呼呼燃烧，像一台机器轰轰作响，上半截都烧红了。如今城里冬季供暖，政府规定室温不得低于18摄氏度，否则居民可以不交取暖费。那时那屋里能有5摄氏度就不错了，屋子大，那房子也不严实呀。
帽儿山、锅盔山、四块石等等，李敏待过的密营多了。有利用山洞修建的，有半地下的地窨子，大都是像4师这种称做“木刻楞”的木头房子。四面墙都是电线杆子粗细的原木垒叠的，里外用泥糊一下，风吹雨淋有的剥落了，往里灌风。打从人类穿上衣服有了家后，睡觉好像就得脱衣服了。那时的庄稼人，包括许多土财主，脱得更彻底，大人小孩，一丝不挂。一是没衬衣，二是就算有，穿衣服睡觉特别费衣服，也舍不得。抗联没有脱衣服睡觉一说，不光不脱，临睡前还得把穿戴拾整一番。头上狗皮帽子，脚下乌拉头，衣服扣子扣好，再把腰上皮带或麻绳系一遍。待到早晨起来，嘴巴脸上结满霜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成了白胡子老头。
在家时，房子也四面透风，好歹有床破被，更重要的是身下那炕是热的。密营没被，老同志大都有件大衣，白天穿，晚上盖。李敏刚上队没大衣，马司务长就把他那件油渍麻花的日军呢子大衣给她盖着，那也冻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比起后来露营的日子，已是天堂了。
刚上队时，密营里就她和李桂兰两个女的，马司务长年纪大，就挨着她睡。到帽儿山后，女的多了，男男女女一大屋子，就年纪最大的女的挨着男的睡。有的也用板皮或箱柜什么的，在中间隔开，里边睡女的，外边睡男的。那时那人比较单纯，有歪歪心眼儿的人少。
帽儿山密营里有两台缝纫机，就成了6军被服厂。各军密营里都有被服厂，南满被服厂叫“机器房子”，北满管缝纫机叫“机器”，还有叫“自缝针”的。
忙时，那机器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