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击敌人列车前，通常要扒段铁道，然后埋伏在铁路两边。用斧子、锤子、榔头把道钉砸活动了拔出来，用木棒把钢轨撬起来，再按原样摆那儿。女兵和男兵一样干，大冬天一会儿一身透汗。手闷子窟窿眼子的，沾上铁一拽掉层皮。
打伪军，攻警察署，袭击山林警察，有时不让女兵直接投入战斗，让她们唱歌、喊口号，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见有女兵，有的敌人就喊“抓活的”、“抢老婆呀”，大家恨得牙根痒痒，男兵女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死里打。
5军女兵最多时达300多人，那时足够一个团的兵力了。虽然没有妇女团这个编制，女兵也从未都编到一块儿，可官兵喜欢这支别样的队伍，时间久了老百姓也熟悉了，见到女兵就说“妇女团”来了。
“拉出队伍奔抗联”
这还得从一个女人说起。
冯淑艳，1910年生于奉天，六岁随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九站（今穆棱镇）泉眼河屯落户。1933年7月，邻居于凤阁家娶儿媳妇，日军突然闯来，说参加婚礼的人中有反满抗日的。喜庆的喇叭调变成炒豆般的枪声，血溅宴席，六七个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包括冯淑艳的母亲和侄女。
从此，这个长得高高壮壮的血性刚烈女子，就把生命的意义浓缩成两个字：报仇！
要问具体怎么报仇，二十三岁的农家少妇还真说不上来。她不知道是哪个鬼子杀了母亲和侄女，在她眼里，这帮一身黄皮、戴着战斗帽的两脚禽兽，都是一个熊样。一命抵一命，你们就得还俺两条命。
屯子里难得见到鬼子，就去九站。通常都是晚上去，一是农家活忙，二是这活就该是晚上干的。大营不能去，那是白给。她的目标，是单个或不超过两个的鬼子。后来又多了个目标。听说九站有共产党，有的还说得挺吓人，她不怕，只要打鬼子就行。她要找他们帮忙，或是跟他们合伙，一起杀鬼子。只是共产党脸上也没贴帖，就像她这个深更半夜巡街的“大老爷们儿”，谁知道会是个怀揣杀猪刀的青年女子呀？
这天半夜时分，在车站附近发现一户人家有灯光。上前趴窗看，里面好像在开会，隐约听见“反日”两个字，就寻思这是共产党吧。突然有人从背后把她抱住了，“啊”出半截嘴也被堵住了，拼命厮打、挣扎也没用，被两个人拖进个小屋里，绑在柱子上。
你是干什么的？
俺落你们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俺就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你是个女的吧？你问共产党干什么？
杀日本子！
由于刚才激烈地搏斗，三个人都大口地喘着粗气。没点灯，看不清嘴脸和表情，但她有种直觉，对方不像坏人，可能就是共产党。是不是也无所谓，她早就豁出去了，就一五一十地把什么都讲了。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冯淑艳家来了个伪警察。老总有什么事吗？那伪警察却嬉皮笑脸地道：不认识俺了？再看，却是她的丈夫王杰忱。
丈夫也帮她找共产党，找到宁安去了。钱花光了，想起表弟李文彬是宁安县伪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就奔去了。再一寻思，两口子找共产党没少耽误活，当警察，挂个名，多少挣几个，也能贴补家用。而冯淑艳揣把杀猪刀“巡夜”，看到伪警察也没动手。她觉得这帮东西可恨，又可怜。可你也不能帮狗吃食，穿身狗皮回来呀。
冯淑艳气不打一处来，抓起笤帚疙瘩就打：你这个不知好赖的东西，咱们打离婚！
那时提起离婚，前边都要加个“打”字。也是，有几个不打呀吵的能离婚呀？
王杰忱边躲边叫：别打了，俺明个就去辞退了还不行吗？
这事得向组织上汇报。穆棱县委书记潘寿廷沉思一阵子，一拍大腿：咱想往里派人还派不进去呢，让他在那儿好好干，当地工，收集情报。
1936年2月，5军1师参谋长张镇华，受周保中派遣，来找冯淑艳。张镇华和王杰忱是磕头兄弟，叫王杰忱三哥。冯淑艳知道他来肯定有事，边张罗弄饭边说，你说吧，俺听着。张镇华说李文彬这个人不错，组织上想把他的队伍拉出来反日，那边只有三哥一个人，想让三嫂也去。冯淑艳说行啊，什么时候去？张镇华说越快越好，冯淑艳说俺明天就去。
表嫂来了，李文彬热情接待。
李文彬，1902年生于双城县三姓屯，读过3年私塾。种地、赶车，到三十六棚（哈尔滨铁路工厂）学徒，1920年参军，从士兵到班长、连副、连长。“九一八”事变，所在18旅投降日寇，李文彬回家。1934年经旧同事介绍，任伪依兰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副，第二年调任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驻防牡丹江左岸的三道河子。这个大队150多人，大都是原东北军，许多人参加过抗战，有战斗经验，所以参加抗联后立刻成为一支生力军。
李文彬精明、沉稳，带兵打仗很有一套，对付鬼子也有一套。奉命“讨伐”，哨子催命似的震天响，立即整队出发，瞅着认真极了，有时却走错路了。有时枪声炒豆似的，比日军打得还激烈，那枪怎么打的，对手当然也知道，不然就不会来策动哗变了。
谈话是在饭后好像不经意间进入正题的。
冯淑艳说：你这个差事挺好吧？
李文彬道：好他妈啥呀，还得受日本子的气。
窗外北风呼叫，室内表兄弟夫妇坐在热炕上唠嗑。李文彬方脸膛，浓眉大眼，戴一副黑边眼镜，人很壮实，又是个武人，言谈举止却像那名字文质彬彬的，可也压抑不住地出口就是句粗话。
冯淑艳说：你这官也不小了，这一百多号弟兄不都得听你的吗？
她早不是那个只凭血性之勇的女中豪杰了，这一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呛李文彬的肺管子。
李文彬叹口气：弟兄们听俺的，俺又得听谁的？光这院子里就有8个日本子，都是军官。这年头中国人当多大的官，也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吃饭，是日本子手里的棋子。
话说到这份儿上，冯淑艳就开门见山了：张镇华是你哥的磕头兄弟，他常去俺们家。前几天让俺给你捎话，希望你能当个真正的中国人。
李文彬沉思一会儿，道：这事非同小可，千万声张不得。你转告张镇华，这边还得好好做做工作，把弟兄们的心都拢到一起才行。
李文彬豪爽、仗义，肯为部下担待，颇受官兵拥戴。所属三个小队，小队长都有爱国心，又是磕头兄弟，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冯淑艳和李文彬确定的方针，是先官后兵，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军官没问题，重点人就是两个机枪手了。这机枪手是日本人认为可靠的人，不过王杰忱已经和其中一个姓毕的磕头拜了把子，另一个姓赵的挺会在日本人面前来事，受到信任，难度就大。冯淑艳让人把他那挺机枪偷出来，放到大队部院墙豁口处，日本军官每天晚上巡查，自然发现，这还了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日本人把姓赵的拉到西门外，绑在树上。
李文彬不动声色的一声令下，官兵们操起武器冲出来，把赵机枪手团团护住。毕机枪手把枪口对准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大叫：你们日本人太不是个物了！弟兄们给你们卖命，你们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有点儿毛病就“死了死了的”，你们不把俺们当人待，老子今儿个也豁出去了！
眼见着硬撑下去肯定要吃大亏，指导官津村昌咕噜一句，鬼子们就把枪放下了。
1小队长费广兆把手一挥，官兵们也把枪放下了。他走到津村昌面前，说：俺们有两个要求，不知指导官能不能答应。
你的大大的好人，说了说了的。这工夫，津村昌当然希望有个台阶下了。
费广兆道：第一，今后对有错误的士兵，要先训教，如果不改，才能处理。第二，今儿个这事，由俺们大家伙儿帮赵机枪手改正错误，他要不改，连俺也算上统统枪毙。
幺西，统统的可以。这小子答应着，还亲自上前为赵机枪手松绑。
这件事一举数得，甚至就是一次哗变、暴动预演。
7月12日这一天，正巧8个鬼子都在，就决定当晚行动。在李文彬指挥下，半夜时分，掐断电话线，关键部位骨干布置好了，两挺机枪堵住日本人的房门，将鬼子全部消灭。然后，烧了房舍和军事设施，全体官兵和家属分乘3艘大船，沿牡丹江向5军驻地三道通进发。
李文彬率队起义，成为七七事变后吉东地区伪军反正、起义的先声。随后，依兰县伪38团和警察队哗变，勃利县伪29团哗变，带出大批枪械弹药。
七七事变对伪军，包括伪官吏，是一次重大冲击。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奋起抗战的一种重要心理支撑，就是期待关里出兵，收复失地。而今关里打起来了，虽然还未出兵，但是觉得这回有指望了。有的就动作起来，没动作的也变得动摇了。
为策反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张镇华等人曾编了一首《伪军反正歌》，其中一句歌词是“拉出队伍奔抗联”。七七事变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些伪军哗变后，直接投奔了抗联。
有人也是投机，看风使舵，变来变去——留待后叙。
第18章 从绥宁到下江
开辟新游击区
八道河子位于宁安县东南部，距县城60多公里，周围重峦叠嶂，中间一块小平原，只西北一个山口通往卧龙河和宁安，为唯一的进出孔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屯子建在小平原上，原有几十户人家，吉东局又从汪清县动员过来几十户，几乎都是朝鲜（族）农民。党支部、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一应俱全，还有支5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拥军支前，读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节日召开联欢晚会。各种抗日武装和外地群众来到这里，眼前无不豁然一亮：这年头，这世界，还有这样一方天地呀。
1934年9月初，千余日伪军进攻八道河子根据地。农民自卫队队长姜信泰，将队伍埋伏在东西两面山上，卡住山口。敌人进来了，被两侧火力一阵夹击，丢下几具尸体退出山口，随即又发起攻击。这回是攻击山口两侧制高点，先是炮击。爆炸声在山谷间轰鸣，自卫队官兵趴在岩石、树后，居高临下，向爬上来的敌人射击。
八道河子保卫战注定是悲壮的。别说地方农民武装，就是正儿八经的抗联主力，也是要尽力避免这种拉开架势的阵地防御战。他们勇敢、顽强、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因为他们是在保卫家乡，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队长姜信泰后来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有勇有谋。倘是冷兵器时代，这一切再加上有利的地势，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可现在，这种抗击是根本就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打着打着子弹就没有了。
屯子在火海中化作灰烬和残垣断壁，没来得及逃走和舍不得离开家园的40多人被杀害，有些孩子是被敌人扔到火里活活烧死的。
埋葬了亲人的尸骨，在一片焦土上再搭起马架子，挖了地窨子。正是秋收季节，他们把收获的粮食藏在山里，把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女、孩子和体弱者送走，投亲靠友。他们知道这里还会经历血与火，理应三十六计走为上，却未走，也未改变战术，仍是死顶硬抗。10月中旬，红地盘八道河子被抹掉了，自卫队也受到严重损失。
第五军在编成之后，便感觉到部队的太集中了。应该在游击活动上有计划的把全军的兵力分布一下，并根据一、二年来活动的经验，哪个部队向新的区活动，则得到开展和避免损失。哪个部队死守一域，则受到困难和损失。因此那时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把军队的主力离开宁安，向新的区域发展，这一意见得到五军同志的同意。
上述文字，摘自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于是就有了这年春天的兵分三路，一路留守宁安，两路向东西两翼出击。
宁安地区大规模归屯并户，是从1935年8月开始的。在活动空间受到挤压的同时，日寇“治标”的军事“讨伐”，也由短期变成长期，不断加大力度。一些游击战术运用不当的山林队，有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如西北山八大队，基本垮掉了。
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5军1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1军、3军的联系。2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与4军、3军取得联络。并准备组建2军、5军联合指挥部，以便青纱帐起后尽量多地开辟新游击区，在冬季反“讨伐”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3月，2师先遣部队两个团，在师长傅显明率领下从穆棱东进，在密山县黄泥河子陷入敌围，傅显明和多名战士牺牲。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