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最后一幕的见证人。笔者2001年采访时，老人八十二岁，当年和另外9家人在山下专门给鬼子种菜。
老人说，硬攻，苏联军吃不少亏。俺会点儿日本话，一个官让俺上去劝降。俺上去喊，你们的天皇让你们投降了。小日本不信，说“大日本皇军不投降”。苏联军从牡丹江弄来个日本官（第3军司令部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俺把他送上山去，这回日本子从洞里出来了，一个个破衣烂衫那个鬼样。一个官不服气，瞪着眼珠子喊：“大日本帝国不会亡，30年后还回来！”有的也跟着喊，鬼哭狼嚎似的。
六十多年了也没回来，可你能说那“大日本帝国”已经一点儿气儿也没了吗？每年的“终战日”，那些在靖国神社前列队的“皇军”，外面那些吹打着战时军乐的宣传车，叫唤出来和没叫唤出来的都是什么？还有没完没了的“教科书事件”，还有日本政要的不断“失言”，还有新世纪伊始，那个叫小泉纯一郎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上日本首相？
《东京新闻》的社论最后说：
“时代的潮流”将转向何方？警惕重新走上战争的道路是过虑了吗？
汶川大地震，日本搜救队是第一个赶到震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迎来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在那些特别容易哽咽、落泪的日子，在荧光屏上看到日本救援队员分列两行，向被他们从废墟下搜挖出来的一对母女的遗体默哀时，我被感动了。
那是一个二十七岁的母亲，和她的来到这个世界才75天的女儿。可平顶山惨案中的那些死难者呢？那在母亲逐渐冷去的胸前拱爬着、吸吮着，被叫做“鬼子”的东西用刺刀挑起来，在空中划了道抛物线的孩子呢？
不知道各个年龄段的国人，看到这个电视镜头会作何感想。对于正在修改本书的人，一下子想到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等，实在是太自然太平常的了。
中国人忘不了1945年前的百余年的近现代史，尤其忘不了与这个邻居一衣带血的历史。有人说“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我真想在记住历史时，记住的是恩爱，可事实呢？谁能说美国人记住了“9·11”，犹太人记住了纳粹德国，就能忘了仇恨？而且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那些叫“右翼”的日本人的鼓噪，又在警示着什么？
而《东京新闻》注意到，自日本救援队出现在汶川的废墟上后，平时总是相互激烈攻击的两国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日本的感谢。有报纸评说：“中日国民感情慢慢升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融当然也是如此。比如好几个国家的军机都运来抗震救灾物资，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为什么没来？因为日本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是道坎。
问题在于发展苗头，就像个病人，病情很重，但在好转，而且都在小心呵护，就有希望。
那就借用当了不到一年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名字，祝愿中日两国关系健康、幸福地发展下去。
但是，谁能担保什么时候不会再出个“大泉纯二郎”什么的呢？
笔者从未出过国，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当首选日本，去实际感受一下，听听日本人怎样谈说昨天、今天、明天。
而在这里，我想问问日本右翼：中国、朝鲜、韩国是受日本侵害最重的国家，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也深受其害，日本自己也有300多万人丧生，难道这不是事实，还不够吗？扑向广岛、长崎的“小男孩”、“胖子”，难道是什么不明飞行物吗？那是人类的第一次，难道不应该是最后一次吗？
和平对谁都是幸福、美好的。
完乎？丸乎？
日本，走好！
中国的主题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应把太平洋战争的起点，追溯到“九一八”事变。
珍珠港是“事件”，诺门罕是“事件”，张鼓峰是“事件”，怎么轮到“九一八”就成了“事变”，就弄出了个“满洲国”？
珍珠港抵抗了，诺门罕、张鼓峰抵抗了，“九一八”为什么不抵抗？因为力量弱。为什么弱？从人口到国土面积，中国从来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这又“弱”又“大”是怎么回事儿？连得上吗？
真的，古今中外，有“弱大”这个词吗？
可那时的中国，不就是弱大吗？
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崛起，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还能走多远。到了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无论中国的GDP在全球总量中占多少，从此就开始没完没了地签订耻辱的条约。
1853年，同样的命运也落到日本头上。美国动用了1/4的海上力量，在佩里准将率领下进军日本，迫使日本低头。问题在于对比中国弱小的日本来说，这并不是结果。面对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优势的挑战，日本成了人类大学堂里最好的学生，迅速强大起来，随即开始了与周边国家一衣带血的历史。
本书写到这里，正看电视的妻子突然叫了声“阿信”——荧光屏上又出现了国人二十多年前已经熟悉的日本电视剧《阿信》。
从挨打受辱，到自食其果，日本两次都迅速崛起了。
比之亚洲一些国家的愤怒和警惕，俄罗斯、美国对日本右翼的劣行，似乎并未怎么往心里去。除了受害程度不同，美国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外，还有什么原因？日本为什么那么在意美国说什么？
诺门罕，蒙语意为“和平”。苏联知道东线需要和平，也有能力让它和平。苏军的空地火力，特别是大草原上那滚滚而来的坦克群，那种钢铁与技术的摧毁力，让崇尚“白兵主义”的武士惊骇不已。自日俄战争后就以胜利者的架势遥望北方的鬼子，没讨到便宜不说，还被打歪了嘴巴。待到正式开战，就满地找牙了。
美国呢？你小日本敢再弄出个珍珠港什么的事件，还把你揍出屎来。
“抗战到底！”
“赶走日本子，推翻满洲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的大山里，有一种“标语树”，就是刻在大树上的标语。有的是一刀一刀割去树皮，露出里面白生生的干部形成的。有的是刮扒去树皮后，硬生生地在那白生生的干部上刻写的。
在长白山天池温泉附近的原始森林里，一棵“标语树”上镌刻着：“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性别的差异几乎就剩下了胡须，维持呼吸运动的几乎全凭着意志。一切都是非人、非常规的，就像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的“标语树”与当年和今天人多热闹处的广告。蓝色的火苗，咆哮的大烟泡，子弹在大山里飞啸。像在热炕头上睡着了的，最后一丝热力也快被风雪劫掠去了的，依然喘息着向前的，任伤口流血只管专注地瞄准的。红的雪，热的雪，冰雕雪铸的先人，生生不息的民族魂。
当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中叶科技文明的快车道，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的不愿做奴隶的先人，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延续数万年的原始社会。肉体的精神的承受力，早已超越了极限。许多人崩溃了，更多的人依然勇往直前，一批批地战死、冻死、饿死，宁死不屈，万难不屈。
到了这种境地，抗联当然仍在消灭、牵制敌人，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了——可这样的命题真的还有多么重要吗？
就在笔者写着这百余万汉字时，又有几位抗联老人辞世了。有的曾位居高官，有的笔者采访后还要去街头卖鸡蛋，还有的前面已经说过了。
生者与逝者，无论属于自然法则辞世的，还是青春的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的，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即便曾为打家劫舍的胡子，也是这片黑土地上铁铮铮的血性先人。
除了那个时空的境遇外，他们与今天大街上和万家灯火的窗口里的人们一样，由基本性质并不比谁更好的血肉和头脑构成。但他们又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们曾用血肉、头颅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抗联没留下一支建制部队，但她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照耀历史与未来的、任是什么样的敌人也不可能征服的精神。
这是一部不屈不挠的强者的英雄史话，是这个星球上有着共同历史、文化的最大的一群人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我们必须精心培育、呵护、强健我们的精神体魄，因为任何综合国力都不能忽视精神的力量。
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再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是难以持久的，缺乏凝聚力的。
当我们努力为民族振兴打造和谐、和平的内外部环境时，尤其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史诗中重塑民族灵魂
刘兴雨
心有灵犀不仅存在于相恋的男女之间，也存在于读者与好书之间。真正心有灵犀的人不用什么人介绍，自然一见钟情，不用别人来喋喋不休。尤其是张正隆的书，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二十年来，人们对他的书一直充满敬意，对他未写的作品一直充满期待。他的书不但不使人失望，还常常会超过人们的想象。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甚至有人说是读图时代。不但读书的人浮躁，写书的人也变得浮躁起来。有的人几乎年年有新书，被读者和出版社追着跑，跑着跑着就把自己跑丢了。
这个时候，你难以想象，一个人为了一本书会做十几年的准备工作，会到全国各地像挖宝一样寻找那些抗联时代的幸存者；你难以想象，他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单单看材料就耗去九个月；你难以想象，他谢绝一切活动，专心于抗联题材的写作……这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张正隆他做出来了。
十年磨一剑，这是人们用来赞扬人专心致志创作一件作品的话，但这样的话常有，这样的事却很少遇到。这样浩大的工程，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干，十个人要干上十年，而张正隆一个人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工程。
在这浮躁的年代，一个人潜下心来，雕琢一件史诗性的作品，视外界的喧嚣如天上浮云，无论如何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
可一些人也会产生困惑，抗联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下这么大工夫写将近七十年前战争年代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
对抗联，我们都不陌生，在早年的教科书里，在后来的电视剧中，我们都似乎了解那些可敬的人们。
在整个20世纪，充满了纷乱，充满了硝烟，出现过各式各样的英雄。可岁月的浪涛几经淘洗，真正留在人们心里的也就那么几个。可不管多么苛刻的人，都会承认，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们在强敌面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就是敌人都不得不佩服。
可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许多东西我们自以为知道了，其实并不真正知道，有些时候，历史的真相和你知道的可能正好相反。有些东西我们自以为了解了，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不过九牛一毛。能把真实的东西了解出来，这需要工夫，而把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则需要勇气。许多人舍不得下那深入了解的工夫，也缺少把真相说出来的勇气。而这两样，正是张正隆的强项。
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张正隆，是由于那本写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那本书二十年来一直盗版不断，似乎还没有哪一本书有这么长的盗版期。如果说这仅仅是由于他为林彪“正了名”，那是不客观的。正名不用一本书，有时上边一个文件或大人物的一句话也就解决了。一本书能被人们长久地青睐，能唤起人长久的阅读兴趣，一定是那本书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
这部《雪冷血热》可以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高峰比前一个高峰更为险峻，也更为秀美。历史信息更为丰富，当然，也更为沉重。
抗联尽管我们在教科书上看过，在电视剧中看过，但他的艰苦卓绝如果不是这本书我们根本不能想象：谁能想象，没有粮食，战士们要到牛粪中找没有消化的食物；谁能想象，冬天露营，脚上的肉都冻掉了；谁能想象，大冬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穿的衣服竟然露着窟窿。我们常常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看成最为艰难的境地，看了这部书才知道，抗联几乎时时都处于那样艰难的境地。有很多东西影视都无法表现，它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和极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抗联的官兵依然百折不挠、宁死不屈，这就是抗联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会在任何强敌和困难面前挺直身躯。
本来，读这样一部关于战争的书应该激昂感奋，可我读完这部书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痛。能不沉痛吗？我们的许多人不是死于日本人的枪弹之下，而是死于叛徒的出卖；许多人不是死在抗敌的战场上，而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