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斯德哥尔摩有一种帝国的霸气和雄风，如同一位气势凌人的贵妇；那么哥本哈根完全就是一座根据童话故事修建的城市，好似一名让人如沐春风的小家碧玉。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哥本哈根。出了火车站，就是市中心的小广场，一栋栋著名的建筑环绕四周，而安静地坐在一角的，是安徒生的青铜雕塑。安徒生随意地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扶着拐杖，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头却扭过去眺望远方，似乎正在测试，现实与童话之间，究竟有着多大的距离？
一个作家为一个国家带来世界性的声誉，一个国家因为一个作家而被全世界亿万儿童和成人所憧憬。这个作家该是何等的伟大，这个国家又该是何等的幸运！
这个作家就是安徒生，这个国家就是丹麦。
安徒生出生于一个穷苦的鞋匠家庭。父亲早逝，祖母外出乞讨和母亲帮人洗衣，才把他拉扯到十四岁。他是一个外表丑陋的孩子，当他怀着当舞蹈家的梦想来到首都的时候，首都给了他比北欧的冬天还要冷酷的白眼。一个美丽的贵妇第一次见到安徒生时，立刻不顾礼仪地评论他的相貌：“这个年轻人就像根木头杆子，连海鸥也不会降落在上面栖息。”然而，这个削瘦而丑陋的青年，却有一颗比水晶还要透明的心灵。在暖气不足的房间里，他用毛毯裹着自己几乎冻僵的身体，艰难地开始了写作。他要控诉生活的不公吗？他要咒骂人心的麻木吗？安徒生笔下流淌的，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纯净、最美好、最浪漫的童话。
周女士问我们在丹麦最想看的风景是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先要看与安徒生有关的一切。于是，她带着我们匆匆地奔波在安徒生昔日的足迹之中。哥本哈根的新港，是十七世纪修建的码头，曾经是水手们聚居的贫民区，今天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寸土寸金的旅游点。人工运河一直延伸向远处的海湾，清澈的海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运河中停泊着一艘艘竖立着高高的桅杆的木船。尽管大多数的船只都配备了现代化的动力，但其整体的结构依然保持着泱泱古风。运河两边是遥遥呼应的街道，全都是一座连接着一座色调温馨的小楼。一楼一般是餐馆和啤酒馆，二楼则充当旅店。当年，安徒生就在这里的一所不起眼的阁楼里，写下了他那几篇感动全世界的代表作。
就在安徒生居住过的小楼下面，啤酒馆的圆桌一直摆设到街道旁边。醒目的门牌号吸引了一茬又一茬的客人。我们也围坐下来。五月的阳光像透明的金子，周围那些穿着色彩斑斓的丹麦人在阳光下更是显得生机勃勃。金发飘飘的女侍者告诉我们，据说安徒生手头宽裕的时候，通常都会到这张屋檐下的桌子边坐坐。这个眼睛像海水一样湛蓝的姑娘一会儿就飘进里屋去了，再出来的却是一位白发苍苍却手脚利索的老太太，我猜想，她大概是姑娘的祖母吧。历史的流水定格在此时此地，如同运河中静穆的海水，如同一座不再走动的时钟。
我们惬意地喝着嘉士伯牌啤酒。周女士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并不是产自德国，而是产自丹麦。丹麦的嘉士伯，堪称世界第一啤酒品牌。不过丹麦人一向是谦虚谨慎的，他们的广告仅仅是“嘉士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特意增添了“可能”一词，却还是掩饰不住主人的自豪感。正喝着清冽的啤酒，周女士突然说道：“你们一定不知道嘉士伯与安徒生的关系吧？”
我们都为之一楞，嘉士伯还跟安徒生拉上了关系？看到我们纷纷摇头，周女士神秘地一笑说：“待会儿你们就明白了。”我们按捺不住好奇心，立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又出发了。
从新港的码头乘上一艘小船出海，继续沿着蜿蜒的海岸线行驶。一路上，海天一色，沙鸥飞舞，令人心旷神怡。忽然，导游指示我们往岸上看，我们的眼光一扫描过去，便再也移不开了。只见岸边一块突出海面的花岗石上，静静地卧着一尊美人鱼的铜像，她那忧郁的脸庞正好朝着我们的游船。美人鱼雕像比我想象中的小得多，大概是我们在国内看多了那些高耸入云的塑像的缘故。然而，高大的塑像也许是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空壳，平凡的塑像反倒能够永存于历史与人心之中。安徒生笔下的是一个凄婉的悲剧故事，但让他欣慰的是，他所要昭示的人性中善的力量，正在日日夜夜地增长着。眼泪比子弹更有力量。那些以子弹来证明自己强大的家伙，其实是最懦弱的人；而那些在人类崇高情感面前流泪的人，却是暴力无法战胜、邪恶无法侵蚀的人。
“嘉士伯与安徒生的关系，就在这尊美人鱼塑像上面。”周女士这才揭开了谜底。原来，建造美人鱼铜像是嘉士伯的创始人卡尔？雅各布森出的主意。有一次，他到皇家剧院观看芭蕾舞剧《海的女儿》，灵机一动，想到应当在海边为海的女儿立上一尊塑像。于是，他请来丹麦杰出的雕塑家艾力克森，后者欣然受命。一九一三年，朴实无华却仪态万千的塑像落成了，“海的女儿”便成为哥本哈根乃至丹麦的第一标志。
这里真是童话的故乡，连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吮吸着童话的琼浆长大的。这个故事让我感慨万分。假如我们也拥有一位安徒生，也拥有一尊“海的女儿”，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呢？假如我们是在安徒生的童话里长大，是在那些浸润着同情与爱的故事中长大，而不是在《三国》的阴谋和《水浒》的杀戮中长大，我们观察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会不会产生本质的不同呢？我想，倘能如此，我们难道还会蜂拥而起、制造血淋淋的“文革”的惨剧吗？我们之间必定会和颜悦色地谈话、彬彬有礼地握手。我们会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乃至天空中的飞鸟与海洋里的游鱼。我们将褪去身上的血腥之气和暴戾之气，把每一位从远方来的陌生人当作朋友；我们将收起拳头和脏话，以有教养为荣、以没有教养为耻。我们将以自己的一颗爱心换来无数颗爱心。
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美人鱼以及岸边的建筑，已经被我们飞一般的游船抛在了身后。我还在痴痴地想：虽然我们的土地上没有诞生一个像安徒生这样伟大的作家，虽然我们的作家至今写不出一部像《海的女儿》这样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拿来”，可以阅读，可以吸收。什么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案头，都能够摆放着一本被翻看得卷了边的《安徒生童话》？
哲影萍踪
让丹麦人在全世界的面前都感到骄傲的同胞有两位，一位是童话作家安徒生，一位是大哲学家齐克果。跟来自外省的安徒生相比，齐克果是更为典型的哥本哈根人。在他短暂的四十二岁的学术生涯中，除了三次赴柏林游学之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这座寒冷却充满诗意的城市度过。
丹麦国家图书馆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老馆是一所古老的王宫，沉稳的石质材料和浅褐色的外表，立即将人带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之中；而一墙之隔的新馆，却是一座用蓝色玻璃修建的、形状为倒立梯形的新潮建筑，人们称之为“蓝宝石”。丹麦人最擅长工业与建筑设计，其精巧的构思往往让人拍案叫绝。
就在老图书馆中心的花园里，一尊齐克果的青铜雕像静静地隐没在树荫与花丛之中。丹麦的青铜像与邻国芬兰的迥然不同。芬兰大约是受到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在赫尔辛基的街头所见到的塑像，许多都是政治与军事人物的；而在丹麦，雕塑的对象却绝大多数是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建筑师等等。与其说哥本哈根是丹麦政治意义上的首都，不如说它是文化首都。丹麦人对政治一直不感兴趣。一般而言，真正政治修明的国家，国民才享有不关心政治的“特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无须太关心政治的丹麦人，绝对是幸福的。
从塑像上看，齐克果的相貌比安徒生强不了多少，眼睛深陷，颧骨高耸，神色冷峻。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畸零瘦弱的他几乎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拒绝了爱情而选择了哲学，以“齐克果式的反讽”来面对苦难、悲痛与孤独这些存在的内在性问题。他死去的时候，还不为同胞所理解。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他的思想成果越来越被认定为诊治人类精神疾病的良药。
由于头上就是一大片浓密的树荫，树荫中活跃着大群的鸟类，所以齐克果雕像的肩头堆积了不少飞鸟的粪便。这位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学者，生前对于雕像一类的玩意嗤之以鼻。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有个年轻人在这世上迷了路。他出于需要而四处寻找一位苏格拉底，但在他的同代人中却一个也找不到。然后他请求诸神把他变成一个苏格拉底。可是现在，却因为诸神的偏爱而如此羞辱和谦卑，以致正当他得到了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东西时，却感到了处在一切之下。”这样的命运之于齐克果，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荒谬。齐克果有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雕像中的一员呢？他预料到了，正如他在《诗篇》中所说：“时光流逝，生活亦条河流，人们如是说。这并非我的发现：时光伫立不动，我亦如此。我所想出的一切计划直对着我飞回来；在我想吐唾沫时，却吐到了自己的脸上。”
鸟类的粪便倒还罢了，齐克果更料不到的，他的身后研究“齐学”的学者们一串又一串。同行的刘小枫先生告诉我，有一对美国的夫妇，终生研究齐克果，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将齐克果的全集翻译为英文。假如齐克果地下有知，对此该有怎样的感想呢
在“蓝宝石”大厦外面，临着与海洋相通的流淌着的运河，是宽阔的“齐克果广场”。齐克果的名字又一次被人们一厢情愿地使用着。而在广场的前方，有一座庞大的吊桥，深褐色的钢丝和银色的钢索，在海水的掩映下分外醒目。然而，它也仅仅就是一座吊桥而已，为什么旁边有无数的游人，将它当作美女般的背景拍照呢？陪同我们的周一云女士告诉我们说，本来，这座吊桥在哥本哈根众多的吊桥中籍籍无名，因为齐克果在著作中多次提及，现在居然也成了一处游人众多的风景点。不过，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人们如果是先闻其名再见其桥，多少会感到有点遗憾，如同见到西湖那被白娘子与许仙故事演绎得近乎神话的断桥和罗马那在但丁笔下简直就是划分阴阳两界的奈何桥。人世间的事物，多半是名不副实的。
齐克果在《或此即彼》中写道：“在我看来，所有荒谬可笑的事情中最荒谬可笑的，是在这世上奔忙，是做一只对自己的膳食和活儿感到兴奋的人。因此，当我看见一只苍蝇在一个关＇奇。书＇键时刻停在一个忙于俗务的人的鼻子上时，或者看见一辆急匆匆驶过的马车溅了他一身泥浆，或看见克尼佩斯布罗吊桥倾斜，或看见一块屋顶的瓦片掉下来砸死了他，我会发自内心地笑起来。谁能抑制住笑？那些忙碌的忙乱者到底获得了什么？他们不正像一位因家中失火而慌慌张张去救火的妇人吗？他们从生活的巨大火灾中到底抢救了些什么呢？”哲学家总是世界上最悠闲的人，齐克果靠一笔亲人的遗产维持生活，他自然可以不必为生计奔波，可以时而漫步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里，时而躲进自己的小楼写作。可是，对于常人而言，却不得不心急火燎地赶路，赶在吊桥升起之前过去。他们经常是刚刚跑到吊桥的此端，吊桥恰好自中间升起。等航道中间的船只缓缓渡过去，约会时间也早已过去了。我们在吊桥边晒了一会儿太阳，却不见有渡船通过，也不见吊桥升起。吊桥一直都可以通行，我们却不需要通过吊桥。想看看它升起时的模样，偏偏看不到。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哥本哈根是座不大的城市，街头设置了供公众使用的自行车。只需在钥匙孔中塞进一枚硬币，锁就自动开启，你可以骑着它周游全城，用完以后将它放在任意的一个停放点。我们本来还想骑上自行车去探访几处与齐克果有关的遗迹，可惜时间有限，我们又得像齐克果所嘲讽的那些人一样，匆匆地赶路了。
赫尔辛基的春寒
从斯德哥尔摩到赫尔辛基，乘坐游轮穿越波罗的海，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在赫尔辛基一登陆，立刻感觉到一种彻骨的寒冷。虽然这已经是五月，虽然就纬度上来说赫尔辛基仅仅比斯德哥尔摩高一点点，但是这里的温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让人一时之间难以适应。波罗的海的两岸，真是两重天地。
赫尔辛基人口比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更加稀少，其建筑风格也更为冷峻与瘦硬，用国内“新新人类”的一句惯用语，就叫“酷”。气温的降低、行人的稀落和建筑色彩的偏深、篇冷，使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