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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把这封信看了无数遍，信的内容被老人一字不漏地记在心中：
亲爱的妈妈：
您知道战争不是过节。这里很多人都在流血，但更多的是无谓的死亡。吃尸体的鸦群可高兴了！妈妈，战争比流放更残酷，流放毕竟打不死人。死我倒不怕，我总想把描写顿河哥萨克命运的书奉献给人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我给了他您的地址。如果你们有机会相遇，请您们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接待他。我喜欢他的谦逊，他很少谈自己，很善于听别人谈话而自己缄默不语。他不博学，是个有点狡猾的小伙子，城府很深。他有一双眯缝眼和紧闭的嘴唇。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很肤浅。对于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知之甚少，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几乎没有读过，他说没有时间。果戈里他不了解，柯罗连科对他来说简直是代数公式。战争结束后他打算教书，可是这种教师能给孩子带来什么知识？把孩子培养成呆傻人员、肖洛霍夫说他的外祖父是从梁赞迁来的，他在一个富庶的庄园长大，后为谋生同母亲迁到顿河，也就是说他不是我们民族的人。
妈妈，我是那么爱您，尊敬您，每天我都为您祈祷。
再见啦，亲爱的妈妈。致深深的敬意！
您的儿子
克留科夫死后，肖洛霍夫果然来看望战友的父母。克留科夫的父亲询问到儿子的笔记本。
肖洛霍夫说：“他的笔记本放在军用挎包里，经常拿出来在上面写东西，还跟我谈起他的夙愿：写一部关于哥萨克、顿河和我们辽阔的大地的书。”
“那么，依您看，我儿子的笔记本会跑到哪里去呢？”
肖洛霍夫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说：“我怎么会知道？也许同军用挎包一起被埋进了阵亡将士公墓？也许被谁藏起来了？当卷烟纸，干什么都行。”
“您认得我儿子的挎包吧？”克留科夫的父亲接着问。
“怎么不认识！”肖洛霍夫脱口而出。
老人从抽屉里拿出用破了的、绣着儿子姓名的挎包，说：“有人把挎包连同死亡通知书一起送过来了。”
肖洛霍夫顿时像惊弓之鸟一样坐立不安。
母亲也开始说话了：“您说，我的儿子的坟墓在哪里？他的笔记本又在哪里？求求您还给我们吧。我们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您。这是我对死去的儿子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您要他的笔记本有什么用处？母亲的心是不容欺骗的，它告诉我，您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肖洛霍夫没有道别就走了。几年以后，克留科夫的父亲去世了。有一天，有人给克留科夫的母亲拿来一本《十月》杂志。母亲在上面看到了儿子熟悉的文字，而署名却成了肖洛霍夫。母亲前往莫斯科，向编辑部的人反映，但人们把她当作疯子。她又去找已经飞黄腾达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拒绝见她，让人送来一张纸条：“要钱应该找社会救济部。”母亲去找律师，律师说：“您没有任何物证，您要告他，只能使自己陷入可笑的、狼狈的处境里。律师不相信语言，只承认证据。我无法帮助您，而且我相信谁也帮不了您……”
以上是皮利尼亚克讲述自己亲身见闻的事实。后来，克留科夫的母亲在绝望中自杀了。
达维多娃详细地记录下了这一切。但是，她的回忆录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我们今天也很难判断。那封信就有点让人疑惑：在一封家书里，克留科夫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笔墨来描述肖洛霍夫？难道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被肖洛霍夫剽窃？既然他有预感，为什么还把肖洛霍夫当作朋友？是不是因为军队中实在难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人，他不得不与肖洛霍夫结交，希望对方在自己遇到不测的时候，能够向自己的双亲报信？从信中可以隐约看出，克留科夫对自己的死亡似乎早已预料到，肖洛霍夫是他选好的介绍给父母的朋友。
1965年，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他凭借崇高的文学地位为官方的文艺政策服务，在苏共23大上激烈攻击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风暴眼”。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的争论，扩大成为冷战时代“左”与“右”两大阵营的斗争。
1974年，一位苏联文学评论家用A的笔名在巴黎出版了名为《〈静静的顿河〉？小说之谜》的研究著作。该书通过对《静静的顿河》的情节、风格等的全面研究，认为作者不是肖洛霍夫而是克留科夫。《静静的顿河》第一、二卷中的95％和第三、四卷中的70％是克留科夫所之的。这本书得到索尔仁尼琴的完全肯定，并为其写序。因而在西方轰动一时。
当然，也有不少对肖洛霍夫有利的材料。奥斯陆斯拉夫－波罗的海研究所的克耶特萨教授写过一本名叫《〈静静的顿河〉是谁写的？》的专著。刘文飞先生在《电脑批评：文学作品的电脑数据研究》一文中对此书及其研究方法有详细的介绍。（见《墙里墙外——俄语文学论集》，刘文飞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克耶特萨教授运用计算机对肖洛霍夫与克留科夫两位作家文本的句长、词长、词类及其位置和搭配、词汇构成等进行数据对比分析，研究极其细致。他得出的结论是，各种指数都偏向肖洛霍夫，因此在肖洛霍夫与克留科夫两人当中，肖洛霍夫更像是《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但是，同样不能完全确定肖洛霍夫肯定就是原书的作者。而且，在文学研究领域，电脑分析是否可信，也让人心存疑虑。在1978年在萨格勒布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斯拉夫学者会议上，就有学者在报上公开表示对此结论不以为然，“较之于任何一种计算机，我更相信索尔仁尼琴。”
最近，俄罗斯文化双月刊《话语》第四期刊登了《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一文，文章作者根据肖洛霍夫的邻居的讲述、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介绍了“葛利高里”的原形——叶尔马科夫。叶氏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其生活经历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有惊人的相似性。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勇敢而获得乔治十字章。1919年，顿河领域暴动，叶氏成为白军的一名师长。此后，他多次摇摆于红军与白军之间，时而是红军布琼尼部队中的干将，时而是白军里的台柱。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叶氏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他于1927年被捕，同年6月被作为“苏维埃政权的特别危险的敌人”处死。当地村民都深为不平，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哥萨克”。1989年，叶氏的冤案获得平反。据叶氏的女儿回忆，20年代，肖洛霍夫结识了叶氏，两人成为好朋友。叶氏详细向肖洛霍夫讲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在已经解密的叶氏的档案中，有一封肖洛霍夫给叶氏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叶尔马科夫同志：
我需要从您那儿再了解某些关于1919年的情况。
希望我从莫斯科去看您时，您不会推辞，会乐意告诉我这些情况。我打算今年5月到6月间去您那里。这些情况与顿河暴动的细节有关。请您写信到卡尔金斯镇，告知何时去您那里比较方便？这几个月您是否准备长时间外出？
此致
敬礼
米？肖洛霍夫
1926年4月6日
这封信显然没有到达叶氏手中，而被有关部门扣住了。
这则材料可信度较高，但是它也只能证明肖洛霍夫与叶氏有过交往，却无法肯定另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即：叶氏究竟是不是葛利高里唯一的原形？在内战中，像叶氏这样的哥萨克太多了。我们很难排除克留科夫或者别的作家也接触过一个比叶氏更像葛利高里的哥萨克传奇军人的假设。那么，这封信还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一个谜。谜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揭开呢？《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之谜，说明了本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同样彰显着。
求索真自由
——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
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傅红雪则是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中的主人公。《笑傲江湖》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生涯中的成熟之作，《天涯？明月？刀》则是古龙武侠小说创作“求变、求新”时期的转折之作。我一直认为，金庸与古龙分别代表着武侠小说的两极：如果说金庸采取的是一种回顾的姿态，怀着对传统中国无比的眷恋，营建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武侠世界；那么，古龙则选择了另一种前瞻的立场，在西方现代文化的笼罩下，打造现代人的情感、欲望和痛苦。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骑士传奇还是武侠小说，表达的都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失望，都是人类在不自由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一种更加自由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从奇#書*網收集整理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部武侠题材的作品，所要传达的都是“不自由”与“自由”的冲突、调和与斗争。面对这种冲突、调和与斗争的复杂状貌，每一位作家都有其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金庸与古龙，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可比性的两种。
本文试图通过对令狐冲和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作个案研究，剖析金庸与古龙两位最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挤压中获得各自的艺术平衡，如何发挥各自超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建构出一个相对自由的、纸上的武侠世界。
传统与历史
金庸的小说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之中，也就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金庸小说中的“历史”，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正史相对立、相抗衡的笔记和野史，他往往透过某一历史横断面铺展开去，或者从某一历史疑团处顺藤摸瓜，演绎出一段与真实历史若断若连的精彩故事。
武侠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动荡的、不安的世界。所以，武侠小说家一般都会采用乱世或者朝代更迭的转折时刻，作为其小说宏观上的“历史背景”。动荡的大时代，方有暴力的彰显和武功的价值，方有跌荡起伏的人物命运和荡气回肠的情感纠葛。倘若在太平盛世，再伟大的英雄，也只能够在招安和归隐这两条庸俗而平淡的人生道路之间作有限的选择。这种情节设置，显然满足不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正是像《三侠五义》之类发生在“承平时代”的武侠小说，读来让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根本原因。
金庸的小说，大多以两个政权交接的时代为历史背景：一是宋末元初，二是明末清初。前者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后者如《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等。在我看来，以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叙事背景，不仅说明武侠小说作家对中国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史传传统”的重视，而且表现出作家对历史强大的“向心力”无奈的屈服。即使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家，也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在小说中搀和进浓郁的历史因素，既能够提升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长期受到蔑视的通俗文学体裁的地位，又能够在森严的文化格局中申明武侠小说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的“合法性”。所以，在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各种通俗小说中，一般而言，越是历史背景清晰、历史人物众多、历史比重显赫的小说，其主题思想越是受到历史传统中固有观念的束缚和制约，其主人公的性格也就越发打上了传统伦理价值的深刻烙印。
《侠客行》、《连城诀》、《笑傲江湖》等，是金庸小说中少数的几部历史背景淡漠、甚至隐退不彰的作品。因而它们的主人公也多半是享有更多的“自由”的人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其“大侠”称号的获得，不是因为其武功盖世，而是依托其保卫襄阳的壮举，这一壮举背后是他为捍卫正统政权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取向。所以，赋予郭靖“大侠”名分的，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符码。与之相比，《笑傲江湖》等几部作品，情节的展开一般都与国家、民族之“大义”无关。它们的主人公并不直接参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入世追求之中。这些英雄人物或者“准英雄人物”，是在更为广泛的“正义”、“公道”的意义上，获取了各自“大侠”的身份。他们的价值观，或多或少都对传统道德伦理有所突破。至少主人公作为个体的独特价值，在扣人心弦的故事进程中得到了相当充足的凸现。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之一。郭靖的性格过于方正，萧峰的命运又过于悲壮，杨过的行为太偏激，而张无忌的精神又太软弱。只有令狐冲以其一曲荡气回肠的《笑傲江湖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