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形式的推理思维与柏拉图的对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这一点上，即：他们不是从事情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概念来了解义务、了解应作的事，而是提出一些外在的理由，来分别是和非、利和害。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则相反，他们的主要原则是要考虑情况的本性，发展事情的自在自为的概念。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愿意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从那些常常只是特殊和个别的观点和理由出发考虑事情，这些观点本身是与概念相反对的。区别就在于：有教养的形式的推理一般属于智者们，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通过一种固定的东西——普遍的规定（柏拉图式的理念）
，通过精神永恒地在自身中发现的东西，来规定思想。
如果把智者的诡辩了解为只有坏人才会犯的一种品质，在这个意义之下，它是很恶劣的。但是辩术的意义比这要普遍得多；一切从根据出发的抽象推理——对某些特殊观点加以论证，提出一些正面理由和反面理由来辩难——都是辩术。
也有一些智者们的话语是无可非议的，柏拉图的对话中就有这种例子。在我们中间，人们也说：不要欺骗，否则你会失掉信用，这样你要失去钱财的；或者说：要有节制，否则你会倒胃口，一定要绝食的；或者以外在的理由如改造之类来
①柏拉图：“美诺”篇，第九一页（柏克尔本第三七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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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理解刑罚；或者以从后果方面推出来的外在的理由来宽恕某种行为。人们是根据理由而被要求作一切善事，这些理由就是智者们的理由。有坚实的原则作为基础，在基督教中（现在在新教徒中人们已经不复知道这一点了）人们这样说：上帝赐予福社等等的恩典，指导着人们的生活；于是，那些外在的理由便破产了。
因此辩术并不如人所想像的那样距离我们很远。现今有教养的人们讨论问题时，可以讨论得很好；可是这种讨论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称为辩术的并无不同之处，虽然他们自己也和智者们一样采取这种立场。有教养的人们判断具体的事情时，就会陷于辩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必须持这种立场的。在这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呢？——特殊的观点是必要的。当我们劝人遵从义务和道德时，如在布道中那样，——在多数的布道中是如此的，——我们是必须听从这样一些理由的！演说的人，例如在议会中演说的人，便是运用这样一些理由和反面的理由来进行游说，以图说服别人。
问题在于：（一）要有一个完全确定的东西，例如宪法或战争，一个固定了的方针（一贯性）
，要把特殊的准则归入其中；（二）而这种一贯性即使在这种场合有时也会丧失，因为事情可这样安排，也可以那样安排，总是特殊的观点在起决定作用。人们也常常用同样的理由反对哲学说：“有各种不同的哲学，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与那唯一的真理相矛盾的；人类理性的软弱无力是不能承担认识的；对于感情、心灵、心情来说，哲学该是什么呢？是一些玄虚的东西，对于人的实践生活，抽象的哲学思维是没有帮助的，”——实践生活的观点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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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智 者 派３２
样。这是一些很好的理由，这也就是智者的方式。我们不把这个称为辩术，但是这却是智者的方式，即是从感情、心情认为有效准的理由出发进行演绎。他们并不把事情本身认作有效准，而是把事情归结到感觉上面；以感觉为JL α（最C I K F E F后因由）。
这一点我们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是智者们的特点。
用这样的形式推理，可以很快地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要是达不到，那就是缺乏教养，但是智者们是很有教养的，——知道如果凭一些理由来决定，就能用理由来证明一切，那么对于任何事物都可以找得到理由和反面的理由的；智者们教人去证明人所意欲的一切，不管对别人有利的或对自己有利的，这一点也曾被看作智者们的罪过。其实这并不是智者们的特点，而是反思推理的特点。理由和反面理由是特殊的，与普遍对比起来是没有效准的，与概念对比起来是没有决定性的；人们可以为一切找出理由和反面理由。
在最恶劣的行为中间，也有着本身很重要的观点；把这个观点提出来，人们就会宽恕和支持那种行为了。在临阵脱逃的罪过中，就存在着保全生命的义务。在近代，就有一些极大的罪恶，如谋杀、叛逆等，被说成是正当的，因为在这种行为的目的中有一种本身很基本的规定，例如人必须反抗祸害、促进福利之类。有教养的人善于从好的观点来处理一切，使一切变好，对一切持一种基本的观点。一个人如果要为最坏的事找好的理由，是无需有高度的教养的；从亚当以来在世界上出现的坏事情，都曾被用好的理由说成正当。
我们在智者们那里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推理是有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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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在雄辩中，为了使一件事办到，必须要引起听众的愤怒和情绪。
他们教人如何在凭经验的人中间激起这些力量；道德上的固定的善是并不能决定事情的。
智者们是有教养的人，他们意识到一切都是可以证明的；在“高尔吉亚”篇中便说到过：“智者们的艺术是一种比一切艺术都更伟大的才能；它能够说服人民、议员、法官，使他们相信智者们所愿意的事。”
①律师也必须去寻找一种理由，来为他所辩护的人作根据，哪怕这个理由是与他们愿意采取的正好相反的。这种意识并不是缺点，而是属于智者们的高级文化的一部分。没有教养的人也是从理由来作决定的。但是整个说来他们也许是由一种他们所不自知的理由（正义）来决定的；而他们所意识到的只是外在的理由。智者们知道，在这个基础上是没有任何坚实的东西的；这是思想的力量，它辩证地对待一切，使一切动摇。这就是他们所拥有和传授的形式的教养。
与此相联系的（也是从思维的本性必然发生的）
问题是：如果意识认为有坚实根据的范围被反思弄得动摇起来，而人又必须有一个坚实的东西作为依据，那么他应当把什么东西当作最后的目的呢？
现在有两项坚实的东西，可以结合起来。
一个是善、普遍；另一个是个别性、主体的任意。这个（关于前一个）以后在苏格拉底那里还要细讲。如果一切都发生动摇了，那么这一点可以成为坚实的一点，就是：“我拿来当作我的目的的，是我的快乐，面子，声名，荣誉，特殊的主
①柏拉图：“高尔吉亚”篇，第四五二及四五七页（柏克尔本第一五及二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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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智 者 派５２
观性；“个人本身是最后的满足。因为我认识力量，所以我也懂得使别人适合我的目的。
但是熟悉了这些多方面的观点，便使希腊的习俗（这是不自觉地奉行的宗教，义务，法律）因而动摇起来：这个坚实的东西——法律，因为它有着一个有限的内容——便与别的东西发生冲突了；它在一个时候被当作最高的、决定性的东西，在另一个时候又被轻视了。这样一来，通常意识便被搅乱了（这一点我们将在苏格拉底本人那里看得更详尽）
：通常意识认为某种东西是确定无疑的，但其他一些观点它也认为是有效准的，而且也必须认作有效；于是前一种东西就不再有效了，至少失去了它的绝对性。因此，（一）拿自己的性命去拚是勇敢；（二）
保全自己的性命又是一个无条件的义务。
因此第奥尼修多罗说：“谁使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成为有教养的人，谁就希望他不再依旧是原来的他。因此他是希望把他毁了；因为这是使他不是他。”
欧谛德谟当另一些人说他说谎时答道：“谁说谎，谁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说的；因此没有人能说谎。”
①第奥尼修多罗又说：“你有一条狗，这条狗有几条小狗，并且是它们的父亲；因此一条狗对于你是父亲，你对于那些小狗是兄弟。”
②这种把几个结论连贯起来的把戏——在批评中——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由于通常意识中的这种混乱）
智者们受到谴责，他
①柏拉图：“欧谛德谟”
篇，第二八三——二八四页（柏克尔本第四一六——四一八页）。
②同上书，第二九八页（柏克尔本第四四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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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助长了情欲、私人利益等等。这是直接由文化的本性而来的。
文化给人各种不同的观点，如果不从坚实的基础出发，就只有由主观的喜爱来作决定；这中间是存在着危险的。这种危险也存在于今天的世界中，我们今天在论到一件事的正义和真实时，是要依靠善意、我的看法、信念的。国家的目的，国家行政和法制的最好的方式，在煽动家中间，是动摇的。
就形式的文化来说，智者们是属于哲学的，就他们的反思来说，他们又不属于哲学。他们与哲学有联系，因为他们并不停留在具体的推理上，而是一直前进到最后的规定，至少部分地如此。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把爱利亚派的思想方式加以普遍化，并推广到知识和行为的全部内容上去；其积极意义在于有用，而且也曾经有过效用。
要详究智者们的个别的、特殊的方面，那对于我们说就会走得太远了；个别的智者是属于一般文化史的。著名的智者是很多的，其中最著名的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以及苏格拉底的老师普罗第科；苏格拉底曾把关于歧路上的赫尔库勒的驰名神话归之于他，①——这个神话从方式方面说是一个美妙的譬喻，曾经千百次被人传述。我将要提出（为了略过个别的智者）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来讲，——不是从文化方面讲，——特别注意的是详细指明，他们那种推广到一切的普遍科学，如何在其中一人的学说中具有普遍的形式，因而是纯粹的科学。柏拉图的著作特别是我们研究智者们的主要史料来源，他对智者们讲得很多；然后是亚里士多德论
①克塞诺封：“回忆录”
，第二卷，第一章，第二一节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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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罗泰戈拉７２
高尔吉亚的短文，以及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著作，他给我们保存了许多关于普罗泰戈拉的哲学的材料。
一 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生于阿布德拉，①年龄比苏格拉底要大一些。
关于他的事情知道得不多，也不可能知道多少；因为他的一。
生是很单调地度过的。
他终身从事科学研究；他周游希腊，第。
一个自称为智者，并且在希腊本土也被称为智者，作为第一个公众教师出现。
他曾经朗诵他的作品，②正如歌者和诗人一样，歌者是咏唱别人的诗辞，诗人则朗诵自己的诗句。那时候没有学习的机构，没有可以从中学习的书本。根据柏拉图所说③，古代人“文化、教育的主要部分在于熟习诗篇，”知道许多诗篇，把它记诵在心。这正如我们五十年前主要的人民教育在于熟知圣经故事，熟知圣经里的话语，——在圣经基础教上进一步发挥的布道者当时是没有的。现在智者们开始教人熟习思维，来代替诗篇的知识。普罗泰戈拉也曾来到雅典，在雅典住了很久，主要是和柏里克勒住在一起；柏里克勒也曾研究过这种文化。据说，他们两人有一次“曾经化了一整天工夫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掷标枪的人，还是主持竞技的人，要对一个被标枪刺死的人的死负责。”
④这是
①“第欧根尼。拉尔修”
，第九卷，第五○节。
②同上书，第五四节。
③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第三三八页末（柏克尔本第二○四页）。
④普鲁泰克：“柏里克勒传”
；第三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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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一场关于法律责任的重大问题的争辩；犯罪是一个一般的名词，——如果对它加以分析，无疑地可以作出一个困难的、详尽的研究。在与这样一些人接触时，柏里克勒大大地培养了他的雄辩的才能；因为不管从事哪一种精神上的工作，只有一个有教养的心灵才能在这种工作中壮大起来，而真正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