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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传教往往都是帝国主义式的。 当然，我们得感谢罗马人给我们带来了果树和葡萄的种植。不过罗马人也谦和些，他们并未给我们带来宗教。 当然，因为他们没有宗教，或者说没有能力有宗教。 但他们带来的是葡萄的种植，而不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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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帝。这段时间我一直无法摆脱这个疑问。 我问过一位老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是如何实现的。 他说：只需通过国王。 国王们最先觉察到可以用宗教来干什么。 尼禄皇帝对基督就有极大的兴趣。 他注意到一神教能成为什么样的统治工具。 我认为：一切来自中央的，都只能是糟糕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行使权力。 那种与真正的宗教有关的，我们往往其实保存在心灵深处的东西，也许已经丢失。问：我现在提一个一般性的问题。 在您作品中经常出现上帝问题，拿撒勒的耶稣形象几乎见不到。只是在您关于Ｒ。瓦尔泽⑤的书评中，才见到您批评Ｒ。 瓦尔泽对“爱者耶稣”
所写的。尽管只是与Ｒ。瓦尔泽相关，但表明耶稣对您也有意义。 那么，他对于您有什么意义呢？
答：对我来说，耶稣就是痛心。 我当然知道，反对他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僭越，又是一个不令我喜欢的形象。 我从小就这样看，所以我成了分裂的人。 婴孩时的耶稣是无懈可击的。我还没有见过有谁对莫扎特不满。其实，本来谁也没对莫扎特和耶稣有什么意见。 然而，这种僭越妨碍了我对耶稣的看法。 我总是逃避表态。 每当谈到耶稣，我都不得不称病；因为我一方面不会对他有任何意见，另一方面又很想对他有意见。 这是我尚未完成的家庭作业。问：莱辛区分基督教和作为批判机构的基督的宗教对您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答：没有。 僭越是由他引起的，并非事后才补充的。问：宗教也是义务，是伦理。 按照您的理解，宗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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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宗教也许是：并不孤单１２
有义务做什么呢？
答：当我采取某种立场时，我感到自己很难摆脱我父母受苦的实例。 它一劳永逸地形成了我与行使权力、与良好行为或不良行为的关系。 我认为，整个社会都依赖于一种“父母积蓄”
，我们靠一种我们不再继续生产的实体为生。各种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良好行为积蓄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问：７０年代末，您在短论《谁是作家？
》中写道：“基督教愿望的内容依然是纯粹的乌托邦，我们依然忍受着统治，我们所拥有的正义依然是一种观念，直截了当地说，一种被统治者的强权机构通过强权的压制意见排拒的观念。”
据此，我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对您来说，是否存在历史的“意义目的”
，存在一种愿望最终得以实现的社会，因而宗教，包括基督教会成为多余的东西？
答：我只能说，宗教的当代表达形式恰是文学。 在这里不用考虑“目的”。这样想是庸俗的基督教的方式，我们会患病的。 不设想一个目的，人就无法生，这种看法会导致剥夺。人非整体，而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人作为这样的一个部分根本不能有目的，自然也就谈不上有目的的整体。 关于“目的”的观念，正是我们的观念、情感和生存本性中的基督教性格。 我很想有一种能使基督教性格相对化的力量，以便允许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成为虔诚的人。这就是说，不以某一目的去信奉宗教，免去了乌托邦，勾销希望原则。 天堂就在地上，不在将来，而在现在。 只有那些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才能引导、或帮助、或拯救我们。 通过基督教我们能成个体吗？我们大概也会变得不幸。 我们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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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不能同别人共享什么了。 从我的生活中只产生出这样的愿望和需要：同所有的人分享一切。 不要孤单，这也许就是我的宗教。
注 释：①Ｒ。瓜尔迪尼（Ｒ。Ｇｕａｒｄｉｎｉ，１８５—１９６８）
，天主教神学家、宗教哲学家。 ——译者注② Ｋ。 梅（ＫａｒｌＭａｙ，１８４２—１９１２）
，德国青少年读物作家。 ——译者注③ 这是阿尔卑斯山区居民的一种歌唱形式。 ——译者注④ 博尼法蒂乌斯（Ｂｏｎｉｆａｔｉｕｓ，６７２—７５４）
，盎格鲁撒克逊主教，被佛里斯兰人击毙。 ——译者注⑤Ｒ。瓦尔泽（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ｌｓｅｒ，１８７８—１９５６）
，瑞士作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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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作家之路
——论宗教与文学的相互挑战
Ｋ。Ｌ。 库舍尔
当代作家怎样看宗教，这是本书的基本问题。综观全书，现在可以问：这些对话的认识价值何在，对宗教神学反省以及文学和美学反省有什么挑战？为了使这些谈话的中心主题更清晰，从横的方面再审观一下现有材料，并按不同的主题分类，是值得的。
关於宗教的两面性
（一）
神学家肯定会对书中关于教会和关于个人化的宗教这一社会现实的见解大为震惊。 对教会的批判要么是出于关于和平的现实政治问题，（Ｗ。简斯）
，要么是由于大教会的一般社会发展（Ｈ。伯尔）
，总之，所有的谈话都证明有一种“对教会的陌生感”
（Ｈ。伯尔）
，尽管有的作家出身于新教或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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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会背景。不仅如此，伯尔所拒绝的东西，在博登湖畔天主教区域长大的Ｍ。 瓦尔泽，在新教教区苏黎世（苏黎世湖右岸）的“黄金海岸”长大的Ａ。穆施格显而易见同样拒绝：按Ｔ。英泽尔的《中上帝的毒》的书名，可称之为“中教会的毒”。
Ｍ。瓦尔泽甚至把自己称作“天主教的残废人”。对这位５７岁的作家来说，过去半个世纪的那个时代已不能再活现了。 天主教的社会化给瓦尔泽一生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这一点很明显。瓦尔泽所提到的问题具有原则性的意义：与母亲的纽带和恐惧是一种宗教性丧失的根源。 为了说明天主教会“的畏惧世界，瓦尔泽给我们描绘了那”充满畏惧的“忏悔。在新教教区这一瑞士环境中长大的Ａ。 穆施格与瓦尔泽相近。 童年时代的对上帝经验的畏惧不安，尽管不是出自忏悔实践，却来自他父亲的教育。 他凭自己的上帝形象（从天上执法的天父变成了一个在人世间进行审判的父神）
，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 但对穆施格来说，同他母亲的关系也是一种创伤。“宗教”和“上帝”成了如今业已年过５０的儿子的既往症，母亲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丧失信仰的“代名”
，宗教信仰的发展的突破长期受到阻碍。结果，母亲不得不老“娇宠”
孩子，被督促去参与她那“种种虔信的虚构”。因此，要想通过宗教批判真正摆脱这种宗教的形式就不可能。童年处境、父母纽带、畏惧、精神上的畸形，这一切表明：作家们都从自己的体会来谈宗教，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看宗教。 因此，触及宗教也就是触及自己，触及自己的历史和身份。 社会分析和心理诊断、内省和外部观察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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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作家之路５２
结合成一种复杂的、往往是持久的尝试，要摆脱创伤性的宗教痕印。 当然，同宗教的关系并非文学家们独有，因此本来就不新奇，但是作家们却可以代表无数的人公开说出他们的经验。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谈话本身就已经是解放的一种行为。我觉得，下面三个方面才能反映文学与宗教的独特关系。
（二）
自传性的背景让人们理解，为什么瓦尔泽和穆施格要把他们对教会的批判扩展为对基督教的批判。 他们在一点上与自称（无疑是变化多端的）
“无神论者”的Ｗ。 施努雷的看法一致。Ａ。 穆施格以为，已市民化的基督教失去了精神力量。他不再相信基督教具有必要的“生活艺术”。
正面的对立形象是禅宗。 穆施格在日本停留时熟悉了禅宗。 他感到自己被这种宗教吸引，甚至还准备修行。 穆施格的宗教理解在于享乐人生、塑造生活的功能。在Ｍ。 瓦尔泽那里，政治批判与民族批判结合。 阿雷曼人①的区域性文化认同成为问题，虽然他在谈话中把自己表达的立场说成是“可笑的”
，或者“为时尚早”。他要“更深入地”
“研究”这一问题，但是批判的实质性方面已得证实。瓦尔泽感到有一种“民族怨恨”在增长。 对他来说，基督教的传教是帝国主义式的行为。同样，一神教成了统治工具，阿尔卑斯山北部各族人民的基督教化是政治压迫，是宗教文化的外化。Ｗ。施努雷接受犹太神学，并以此论证他的基督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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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或者任何类似的宗教形式——都会间接变成消极的对比衬托，他描述了自己精神上同犹太思想的亲缘关系（受必须如何探究“犹太人受苦能力”这一问题的推动。）生命艺术，与统治、自然和团体的另一种关系，肯定尘世，所有这一切就是批评基督教的各种根据。
（三）
但是，基督教批判不等于拒绝基督教。 施努雷也要人们注意到“应用的基督教”
，注意到“真实的基督教”。穆施格在批评基督教时，也同样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同样期望。 教会的社会参与博得了他的“好感”。
瓦尔泽是个严厉的批评家，但他仍以嘲弄式的结结巴巴的口气谈到“一个难忘的教会，可爱的教会，美丽的教会”。
这种与教会的距离和教会具有的持久魅力的奇特混合在各个作家那里各有不同。Ｋ。 施图克和Ｂ。弗里施穆特，一个在新教环境中长大，一个在天主教的环境长大，她们俩都想持守各自信奉的宗教。 奥地利人Ｂ。 弗里施穆特在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修道院附设学校》中，冷静客观地断定天主教世界是一种“非常封闭的社会体制”。
她不隐讳自己同今天现存的天主教没有关系。 她不抱任何期望。 虽然她的热情没有达到如此地步，但她承认修院生活对她有持久的影响。 这种影响更多是一种给艺术创作提供形象、故事和场景的储备，而不是创伤的记录。天主教徒Ｂ。弗里施穆特拒绝教会的“陈腔”。
对她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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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作家之路７２
天主教中对立的两极并非圣事和感性，而是苦行和狂放。 非天主教徒Ｋ。 施图克则承认她对天主教的兴趣。 由于母亲问题和自己的婚姻经历，她注意到“圣母马利亚的形象”像天主教里的许多东西一样开始吸引自己。 当然，要在这里找到某种东西是一种幻想，学潮兴起时她退出了教会。 但是，她这次谈到对她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观察，这个过程同穆施格和瓦尔泽不一样，尽管有些相似的特征，她并不认为它天真和压抑。 具体地说，这里出现的是沉默和沉思的愿望。
（四）
对于所有的作家而言，在批判建制化宗教时，都有同样的矛盾心理。 这种矛盾心理按照其同宗教的亲疏关系，又各不相同。 某些作家对基督教的批评与对它的种种期望连在一起；在有些作家那里，既与教会保持距离，又感到教会持久的魅力。 既使那些同教会和基督教关系更亲近的作家，也通过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上述宗教现象的两面性。 比如，马尔蒂作为牧师，面对难以置信和不可理解的事，发现传统的教会语言明显苍白无力，他希望在文学作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语言；Ｌ。 林泽尔是笃信基督教的女作家，但她批评“纯理智的神学”
，批评神学回到了唯理智论和社会批判；Ｉ。德赖维茨不倦地为社会中受社会歧视者而斗争，这位女作家承认她在新教教会中的义务，同时又说“教会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思”。
“疏离教会”只是外部景象吗？这里显然有两个层面。Ｐ。黑尔特林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教会参与热情。 黑尔特林同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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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图克相似，讲述了他童年时代的教会经历的正面经验。黑尔特林也清楚，教会不能作为“官办教会”继续存在，他对教会的的行政管理、官僚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很明确。 虽然如此，他仍把自己称作坚持常去教堂作礼拜的教徒，他在自己的住地默尔菲尔德—瓦尔道夫，在那个对法兰克福机场西区跑道大为震惊的镇上，参与教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