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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校福金和少校巴图林坐在福金那简陋的办公室里。
“选举运动需要用钱的各种议论是讲给笨蛋听的，”巴图林很不客气地说，“他们正利用时机，想填满自己的腰包。”
尤里雅要动手术，于是福金就给了巴图林一些好处，福金真的是想填满自己的腰包。自然他不去述评这件事的。
“前执政党是否赢得胜利，问题就在这里。谢苗，你比我聪明，经验更丰富，你说说，应该为谁效力呢？”巴图林问道。
“只有为自己，可以为自己，再也不为谁。叶利钦既不认识我们，也不想认识我们，如果鲍里斯当上总统，那么在他的宝座附近将要发生霍登场挤死人事件。如果久加诺夫获胜，对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五十步笑百步。请你最好告诉我，原来这个小姑娘又失踪了吗？我承认，以尤里雅为对象的活动起初就是错误的，不能取得具体的结果，而当某个人横向马路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忍耐不住了。”
“谢苗，你知道，戈尔斯特科夫向密探们求援，他们委派古罗夫替他服务，而他是个道地的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不过我们经常遇见他，”巴图林回答。“他已经拐走一个小姑娘，但是不像我们所指望的那样，把她送出国境线，而是把她送到俄国境内的某个地方去。总之，即令有可能，现在一下子很难找到尤里雅。”
“是的，古罗夫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福金若有所思地说，“我试图寻找他的资料，岂知其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从前我不相信，竟然存在这种职业癖者。让我们忘记这个小女孩，就叫古罗夫去捕获自己的土匪吧，这种事情真够他忙碌一辈子。让我们，我和你想到以后。如果这二人当中有一人当上总统，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个小仓库中闲置到老。”
“除了他们谁也没有机会，”巴图林说，“你停止飞行，像大家一样在地上走吧。必须拿到一大笔钱，几百万绿钞，从此大肆挥霍吧。”
“往哪里去？到布赖顿—比奇去，在小偷和犹太人中消失，香甜地吃喝并等待棺材匠吗？在加那利买下一幢别墅，拭去棕榈的灰尘，晒太阳吗？谢尔盖，你要明白，我也还是年轻的男人，没有事情做活不下去，会变成酒鬼。我不善于做买卖，我没有这种天才。那里没有谁用得着我们，那里的人们都想唾弃我们的几百万元。他们在我们背后得意地微笑，用指头指着我们，竟说俄国人偷了许多钱，正在尽情欢乐。我不知道，你、我在俄国的地位是源出于何处，我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是鱼儿可能也想飞翔，而它出生于水中，那里有它的家，它也要在那里了结一生。”
“你有什么建议呢？”巴图林问道。
“必须在上层占有一个席位，但原先不是以穷亲戚的姿态出现，而是要和君王平起平坐。当今的显贵不让我们接近于左右，那就意味着，必须竭尽全力，使那个归功于我们的人坐在宝座上。”
“对不起，谢苗·彼得罗维奇，我承认，你是一个聪明的，经验丰富的人，但是你却在这里扯谈。我们没法子去影响选举，”巴图林挥挥手，噗嗤一声笑了。
“你甭说，谢尔盖，你甭说吧。如果鲍里斯退出，砖头势必落到头上了，那么到最后阶段就由另外一个人出来做反对派。现在看来，久加诺夫还有很大的威望，但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人们的头脑清醒过来了，大家都想到，他们拥戴的不是新人，而是反对非常熟悉的旧人。那时候我们就在他们身旁，而那些忠于任何统治者的电力工业职工们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在理论上赞同你的意见，但是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记载和沃兰德所断言的那样，这块砖头根本不会落到谁的头上去。”
“我表示同意。咱们等待吧。还来得及，”福金从桌后站起来：“你替自己的将军服务吧，不要管闲事，避免同古罗夫接触，如有什么事，请你打电话。”
这个鬼东西断言，这块砖头根本不会落到谁头上。在推动石头之前，他们仔细研究了巴图林，正确无讹地向他瞄准了。
每逢星期一早晨，巴图林总要到靶场去，认为他既有武器，就应该善于利用它。
巴图林便用“马卡罗夫”牌手枪对准那背部画有一道道圆圈的人形靶子射击。在他附近射击的是某个民警机关的上校。除开他们而外，靶场上没有任何人。巴图林打掉了一夹子弹，他观察到，这个上校毫无信心地打靶，想了又想，如果靠这种本领密探从五十米的距离也打不中一间屋子。后来上校开了最后一枪，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枪放在栏架上。
“怎么样，上校先生，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巴图林快活地问道。
“可以去看看，不过我想恐怕这没啥意思。”上校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拿过手枪了。”
他们走到了靶子跟前。巴图林的子弹密集地射在一个地方，差不多打中了十环，赢得了四十二分，但上校的情况很糟。
“我打得不好，但不可能打成这个样子，”上校斩钉截铁地说，“这支手枪出了毛病，我相信你用它也打不中靶子。”
巴图林从栏架上拿起上校的手枪，瞄准靶标。
“怎么样，上校先生，我同意调换手枪，比赛比赛，在低级酒馆中赢一顿午餐。”
上校看着手表便回答：
“我同意，明天在这个时候。现在请原谅，我不得不离开，”他把自己的“马卡罗夫”手枪塞进枪套中，“即是说，明天，九点钟行吗？”
“请您携带钞票，上校先生，今日低级酒馆的午餐也是很昂贵的，”巴图林大笑起来。
“我知道已经输了，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有一颗子弹没能打中靶标，”上校回答，“明天见。”他走出靶场，坐进豪华的“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驶进内务部向古罗夫汇报情况。
克里亚奇科脱下身上的制服，斯坦尼斯拉夫在靶场上打得很差劲，他汇报：
“他一下子抓注了碴儿，卑微的虫豸用不着，叫个专家来，检查检查他，‘把指头割下’，我无论怎样，约定在明天要和他相见，如遇必要时，就互相对射。”
“指纹毫无损伤，”古罗夫回答，他把摆在他面前的手枪看来看去，“他的伙伴肯定会说，没法把巴图林的手枪拴在他身上，而且谁也不会对根卡·维特金的重伤负责任。”
斯坦尼斯拉夫把那套制服挂在立柜里，穿上便服，好奇地望望朋友，厌恶地冷笑了一下。
“列夫·伊凡诺维奇，很明显，我到死也不了解你。你是个这么洁身自好的人，以致使我不禁要用粗野话谩骂，你目前堕落到会做龌龊事的田地，还欢天喜地。我和你以前都不会去想象这种事情。”
“是的，我们在退化，”古罗夫病态地蹙一下额角，“但是从前特工机关的军官不在黑手党中服务，更不会枪杀自己的同事。如果我们不适应于我们生活的时代，人家简直会把我们杀害。”
“那么让我们开始受贿吧，到处有人受贿，我们应该取得一致。”
“理论上你是对的，但实际上，生活迫使我们去走极端，或者被撤职。我们都做过尝试，没有结果，某个人应当为之殴斗，然而我们并不能制定法则。你自己晓得，上级对一切负责，所以这个罪孽不由我负责，也不由你负责。”
“天良嘛，列夫·伊凡诺维奇，真糟透了，我有时候竟不会天良发现。请你原谅我，然而我今天瞧瞧这个蟊贼，我却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比他优越。”
“你想用目的来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吗？”古罗夫问。“人人都认为，它不能证明这一点，而生活则可证明，这个问题没有雷同的答案。每一次机会都是个别的，我说今日我做了亏心事。你，斯坦尼斯拉夫，请你不要难受吧！”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巴图林坐在古罗夫上校的秘密住宅的桌旁。显然毫无兴趣地睬着摆在他面前的相片，相片上印出的是负伤的维特金、一支带有消音器的“马卡罗夫”牌手枪、子弹壳和从负伤者胸部取出的一枚压扁的子弹。
“您真侥幸，巴图林，我的小伙子还活着，在渐渐康复，否则我们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检察院里谈话，从检察院把你直接送往隔离侦讯室。”古罗夫镇静地说，他收起相片，把它们放进信封里去。
“很有趣，上校先生，”巴图林不自然地打了个呵欠，“我不和您比什么侦缉事业上的经验，但是我在侦缉工作中耕耘了将近十载，我知道什么是证据，而什么不是证据。您向我叙述了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我只是弄不明白，这一切经过和我巴图林少校有什么关系。如果您将我逮捕起来，有人会禀告中将科尔夏诺夫，他是个专横的人，不喜欢别人冤枉地欺压他的手下人。”
“一定会这样，”古罗夫表示赞同地点点头，“禁止冤枉地欺侮任何人。您在这儿无意地谈到我的侦探经验。那么您认为，一个有经验的侦探没有真实的证据，只凭几张无用的相片就能拘留警卫处的军官吗？”
巴图林战栗一下，仔细看看古罗夫。
“而您会有怎样的证据呢？证实我枪击您的小伙子的证人有吗？您决不会去组织那些很有把握地揭发并且追究刑事责任的假证人。自然再也不存在任何证据了。”
“您深信不疑？”古罗夫的声音中消失了温和的语气，他改用别的语调说起话来，“犯人有时候会在武器上留下自己的指印。”
“那是上世纪的事，今日连孩子们都不会留下指印。”
“而且奇怪的是，在那支用以使人负重伤的手枪上发现了您的指印。”
“扯谎，既然您知道得很多，我不是为作记录才说话，那时候我带着一双手套。”
“我感到遗憾，少校，技术鉴定胜过我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不是为作记录而说的，”古罗夫强迫自己微微一笑并把技术鉴定副本放在巴图林面前。
密探不喜欢巴图林，即使那样还是在进行谈话。古罗夫最初不准备将文件转交给检察院，而打算将他招募到自己帐下。他知道少校和神秘的旧克格勃分子福金很接近，巴图林本人不会是这一阴谋的中心人物，福金很适宜于充任这个角色。他不是贪求领导权的党内旧官员，其实福金完全不懂侦察工作，而是一个次要的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但他在这个世界的强人身边很明显地享有威信。只有借助于一种方法可以影响这种人，即是拥有他们的重要材料。而所有上层人物相信的事情都会引起密探的怀疑，严肃认真的密探只要他愿意就不难弄到必不可少的证据。
福金极其危险而又招人喜欢，巴图林是他的助手，这样的特工非常了不起。古罗夫编织了坚固的网，可以迫使少校通力合作，但密探不能容忍在逮捕威胁下招兵买马。他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说，在恐怖压力下工作的特工是一只你紧紧抓住尾巴的猛兽，而他只在想，怎样才能很快地挣脱，然后用牙齿狠狠咬住驯兽师的喉咙。
于是古罗夫寻求与少校接近的途径，即是人类的热爱集体劳动的途径。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巴图林把文件念了几遍，便扔在桌上。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会有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古罗夫从容不迫地说，声音中有点怜惜的意味，“您是带着手套开枪的，在这之前一小时由于漫不经心的缘故您拿了一下手枪。您是个活人，因此人类的任何事情对您来说不是陌生的。任何一个以侦探作为职业的人有时会犯最大的错误，很遗憾，这一点我是凭我自己的经验而得知的。”
“请您甭在丸药里再加一点糖，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是婴孩。您为了要把我关进监牢，就不要做这种呈文，而且您和我索兴在检察院或者在部长办公室里谈话吧。您却悄悄地把我从街上拖走，送到了这所秘密住宅。即是说，您打算把我招募。”巴图林耸耸肩膀。
“这句话我是不能容忍的，”古罗夫和气地说，“当每个侦探帮助昨天的敌人对他有利可图时。他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我提出合作建议，这是对双方有益的，短时期的却是真诚的合作，这是没有下流女人参与、没有砍去我的头颅的试图的合作。”
“当然，这是真诚的合作，但是索环在您手中，”巴图林尖刻地回答。
“对不起，谢尔盖·维达里耶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