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我终于回到了“巴黎驿站”酒店。早上六点半，我就起来了。正义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或者说，荒谬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但“野狼”不想让我们歇着。他想让我们紧张，让我们恐惧，让我们出错。
我步行去了巴黎警察局，心里一直想着幕后的那个变态。他怎么会变成这样？“野狼”应该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后来他来到了美国，并在“赤手党”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他在英国和法国都呆过一段时间。他很聪明，所以我们至今仍然搞不清楚他的身份，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他的完整记录。
他是个做大事的人。可为什么他会和伊斯兰恐怖组织结成同盟？除非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基地”组织的活动？真有这种可能性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会吓死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太荒谬了，简直无法想象。不过，近来世界上发生的荒谬事好像并不少见。
我的眼角——一亮！
我突然意识到一辆银灰色的摩托车正朝着走在人行道上的我冲过来！我的心里一紧，然后跳到了街上。我张开双臂，使自己平衡地迅速移动，左或右，这全看摩托车的行进路线了。
但我也注意到，周围似乎没有行人注意到我的怪异行为。我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我记得埃蒂安说过，大型摩托车在巴黎很流行，而且那些骑手的动作就像是在骑小自行车或小摩托，有时他们还会为了避开红绿灯而开上人行道。
那个身着蓝色夹克和褐色休闲裤的骑手俨然就是个巴黎的生意人，根本不是什么杀手。他连头也不点的开了过去。我真是神经过敏了，不是吗？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压力下，谁能不神经过敏？
上午八点四十五分，我走进一间屋子，里面坐满了重要的法国警察和陆军官员。这是位于博沃酒店内的法国内政部。
我们距离最终的期限只有33个小时了。那个房间里混合了看似昂贵的十八世纪家具和确实昂贵的现代技术。在鲜明的对比下，墙上的监视器上显示出了伦敦、巴黎、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图像。多数街道都已空无一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随处可见。
我们在打仗，我自忖着，跟一个疯子打仗。
他们告诉我，我可以用英语向大家讲话，但最好能说得慢一点，发音清晰一点。我猜他们是怕我会用这屋子里没人听得懂的街头俗语说话。
“我是亚历克斯·克罗斯博士。我是犯罪心理学家，”我这样开始道，“在到联邦调查局当特工前，我是华盛顿警察局重案组的一名侦探。不到一年前，我接手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赤手党’。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跟一个绰号为‘野狼’的前克格勃特工打过交道。今天上午我的主题就是这个‘野狼’。”
我都能闭着眼讲完剩下的话。在随后的20分钟里，我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了那个俄罗斯人。等我说完后，他们开始提问，但很显然，虽然法国人愿意听我所说的话，但他们顽固地认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才是这次同时威胁四个目标城市的原凶。“野狼”要么是“基地”组织的一个成员，要么就是他们的同伙。
我努力放开自己的思维，但是，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我的脑袋早就炸了。我决不接受这种观点。“野狼”是“赤手党”。
大概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发现他们又给我派来了一个新搭档。
《伦敦桥》第78章
一个新搭档？现在？
一切都太快了；一切又都那么模糊，简直无法理解。我只能猜测联邦调查局跟某个人取得了联系，在暗中操纵这件事。肯定有人在这么做。新搭档是个警察，一个名叫毛德？布拉赫的女人。一见面，她就告诉我，我们要用“法国警察的方式”办事，天知道那见鬼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身材上看，她很像埃蒂安·马勒多：瘦削，鹰钩鼻，棱角分明——不过，她有一头明亮的红头发。她努力想向我说明，她去过纽约和洛杉矶，而且对这两个城市都没有什么好感。
“我们的最后期限快到了，”我告诉她。
“我知道，克罗斯博士。人人都知道。快功并不一定能出细活。”
她所谓的“我们对‘赤手党’的监视”是从巴黎第八行政区的蒙梭公园开始的。在美国，俄罗斯人好像都居住在蓝领街区，比如说纽约的布莱顿海难；而在这里，很显然，“赤手党”全都住在价格昂贵的高级住宅区里。
“也许是因为他们更了解巴黎，而且会在这里呆更长的时间，”毛德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俄国佬混蛋打过几年的交道。顺便说一句，他们并不信仰你的‘野狼’。相信我，我打听过。”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就从“野狼”一直谈到布拉赫所知道的那些俄国佬混蛋。撇去别的不说，早上那明亮的蓝天真是太漂亮了，但这却让我更加郁闷。我他妈在这儿干什么呢？
中午一点半，毛德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去吃午饭吧。当然了，是跟俄罗斯人。我知道个地方。”
她带我走进了一家她所谓的“巴黎最古老的俄式餐馆”——达鲁餐厅。餐厅的前厅里摆放着暖松，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莫斯科富翁的别墅。
我很生气，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时间坐下来吃午饭。
然而，我还是陪着毛德吃了下去。我真想掐死她和那个谄媚的服务生，还有所有我能够得着的人。她肯定是一点都不知道我有多么生气。她也能当侦探！
吃完午饭，我注意到邻桌的两个男子在看我们，也许他们是在看毛德，在看她那头性感的红头发。
我告诉她有人在看她，可她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巴黎的男人都这样。猪。”
“看看他们会不会跟踪我们，”我们站起身离开餐馆的时候，我对她说。
“我想他们不会。我不认识他们。我认识这儿的每个人。不过，不包括你的‘野狼’。”
“他们跟着我们出来了，”我告诉她。
“这没什么。毕竟这里是出口。”
距离不长的达鲁街在福布格？圣欧诺雷街口就走到了尽头。毛德告诉我，这里是橱窗街，一直通到万多姆广场。我们才走了一个街区，一辆白色的林肯房车就停到了我们的身边。
一个黑胡子男人打开后车门，探出头来。“请上车。别吵吵，”他的英语里夹带着俄语的口音。“上车，快。我不想跟你们废话。”
“不，”毛德说。“我们不会上车的。你出来跟我们谈。你他妈是谁？你以为你是谁？”
胡子男人掏出枪来开了两枪。我真不敢相信当街发生的这件事。
毛德？布拉赫倒在了人行道上，我敢肯定她已经死了。鲜血从她前额中间那个可怕的锯齿形伤口里流了出来。她的红头发四处散开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上方的蓝天。在她倒下的时候，脚上的一只鞋松开掉到了街当中。
“上车，克罗斯博士。我不想再说一遍。我已经够礼貌的了，”俄罗斯人说着，把枪对准了我的脸。“上车，不然，我也一枪打暴你的头。我会很高兴这么做的。”
《伦敦桥》第79章
“现在是展示与讲述时间，” 我一上车，黑胡子俄罗斯人就对我说。“美国学校里面不都是这么教的吗？你有两个孩子在上学，对吗？所以，我会向你展示一些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会向你讲述它们的意义。我让那个女侦探上车，可她不愿听。她叫毛德？布拉赫，没错吧？她想像其他那些臭警察一样强硬。可她现在却成了死警察，还强硬什么？”
汽车离开了杀人现场，把那个被打死的法国女侦探留在了街上。我们在距杀人现场几个街区的地方换了车，这是一辆不那么扎眼的灰色“标致”。为了留下有价值的线索，我记住了两辆车的车牌。
“现在我们去乡下兜兜风，”那个俄罗斯人说，看来他还很会享受生活。
“你是谁？你们想要我干什么？”我问他。他个子很高，大概有六英尺五英寸，身体非常结实。很像我听说过的“野狼”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支“贝瑞塔”对着我的头。他的手结实而有力，看得出来，他很熟悉枪械，知道怎么使用枪支。
“我是谁，这一点也不重要。你在找‘野狼’，不是吗？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他阴森森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递给我一个布袋。“套在头上。从现在起，照我说的做。记住，展示与讲述。”
“我知道。”我戴上头套。我永远也忘不了布拉赫惨死在他枪下时的情景。“野狼”和他的手下都这么嗜血吗？这对四个目标城市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吗？这是他们展示实力和控制的计划吗？还是为了过去的某个秘密罪行进行的报复？
我不知道“标致”车开了多久，但肯定是远不止一个小时：先是在市区内缓慢行驶，然后又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小时左右。
后来，车速又慢了下来，可能是开上了尘土飞扬的土路。因为车身晃得比较厉害，我的脊椎都快折断了。
“现在可以把头套摘下来了，”黑胡子对我说，“我们快到了，克罗斯博士。反正这儿也没什么可看的。”
我摘下头套，发现车已经开到了法国乡下的某个地方，正沿着一条两边长满蒿草的乡间小路向前行驶。路边根本没有任何指示牌或标志。
“他住在这儿？”我问。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带我去见“野狼”。为了什么原因呢？
“目前他住在这儿，克罗斯博士。不过他马上就会离开。你应该知道，他居无定所。就像幽灵和鬼魂一样，到处游荡。很快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标致”车在一个石砌的农庄前停了下来。两名武装分子立刻从前门走出来接我们。两人都用自动步枪瞄准了我的上半身和脑袋。
“进去，”其中一人对我说。这个人长着白胡子，不过，跟那个把我一路押来的黑胡子一样高大结实。
很明显，这个白胡子比黑胡子的级别高，那个黑胡子到现在才收敛了一点。“进去！”他对我重复道。“快点！你没听见吗，克罗斯博士？”
“他是个野兽，”白胡子对我说，“他不该杀那个女人。我就是‘野狼’，克罗斯博士。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伦敦桥》第80章
“顺便说一句，千万别逞英雄。不然的话我就不得不杀了你，然后再重新找一个送信的，”我们走进农庄的时候，他告诉我。
“我现在是送信的？送什么信？”我问。
那个俄罗斯人不耐烦地挥挥手，就好像我的问题是一只在他的那张毛脸前不停地嗡嗡乱叫的苍蝇。
“时光飞逝。你跟那个法国侦探呆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他们正在碍你的事，那些法国人。你不这么想吗？”
“我是这么想过，”我说。与此同时，我真不敢相信他就是“野狼”。我不相信。但他是谁呢？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你当然想过。你是个聪明人，”他说。
我们走进一间黑暗的小屋，里面有一个石砌的壁炉，但里面没有火。屋里零乱地摆放着一些实木家具、旧杂志和发黄的报纸。窗户关得很紧，密不透风。屋里唯一的光亮来自一盏落地灯。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现在在我面前露面？”我开口问道。
“坐下，”俄罗斯人说。
“好吧。我是个送信的，”说着，我坐到了椅子上。
他点点头，“对。送信的。让所有人都清楚地了解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们明白，”我说。
我的语音未落，他就突然冲过来，在我的下巴上狠狠地打了一拳。
我的椅子向后翻了过去，我也一下子栽倒在地，脑袋撞到了石地板上。我可能昏迷了有几秒钟。
但我马上就被屋里的其他人给拽了起来。我只觉得头晕目眩，嘴里也有一股血腥味。
“我要跟你说清楚，”俄罗斯白胡子继续说。看来，揍我只是他这段演讲中一个必要的停顿。“你是个送信的。你们这些笨蛋还没有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没人明白，没人真正明白，他们都会死掉，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刻……今天死在巴黎的那个蠢女人就是这样！你觉得在那颗子弹飞进她的脑袋之前，她明白吗？这一次，你们必须支付赎金，克罗斯博士。全部赎金。四个城市的赎金。还有，必须释放囚犯。”
“为什么要释放他们？”我问。
他又打了我一拳，但这次，我没有倒下。然后，他转身离开了房间。“因为我说了！”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很沉的黑色手提箱又回来了。他把手提箱放到我面前的地板上。
“这是月亮的背面，”他说。然后，他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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