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为影视后，现在由数字科学引发的科技革命使人们着迷于对视觉的强烈冲击，而忽略了对人性的思索，”星河如是说。
杨平认为，科幻小说是文学的范畴，它要符合文学所有的要素。与现实题材或主流文学不同在于它对科学的关怀，它总是在思考在一定的科学背景下，人类会如何表现。真正打动人心的，有些是科学本身的光芒，有些是在科学背景下人性所呈现的状态。
科幻小说不是科学发明的介绍，更多表现的是异化环境下人或非人的表现。像叶永烈的《腐蚀》，它暗示科学界一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现象。“环境可以跟人拉开距离，科学技术可以跟现实拉开距离。但是其中的科学精神、科学本质和人是不可能跟现实拉开距离的，”凌晨以为，“我们感到现在科幻小说特别缺乏的是对社会、对人的观察。有些作品情节虽然精彩，但浮于表象，而好看的表象没有很好的内在是编不出来的。”
韩松认为，科幻小说的概念在中国是一个非常肤浅、庸俗的概念。它应该更为先锋，因为它是最直接反映社会变化的最敏感的触角，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主流文学提供不了的东西。令韩松感兴趣的是，把科幻与魔幻结合，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感。“科幻文学这种形式特别开放，会不断地产生新的理念，而主流文学已经走到头了，难道不是吗？爱情在重复，新奇事物却还在不断刺激人们的想像。”
我们的年轻科幻作家还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至于文字的驾驭能力，老一代科幻作家要好于我们，他们对文字的运用熟练而轻盈。我们的西化句式、倒装句式太多。甚至不会写人，人物只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符号。可以说，老一代的人物更像人物。”杨平说。
更年轻的作者追求科幻文学独立的价值，但他们更倾向于科幻小说创作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这是一种很狭隘的观点”，韩松说，“我接触他们觉得很吃惊。他们应该是更开放的一代，而现在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显得更为实际。”
给孩子的启迪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探讨的早已有好几箩筐，那么，为何还不就此打住？但是，打不住，还有科幻盲。别走开，听凌晨说：
科幻小说不仅给人带来阅读欣赏，更带给人科学启迪、科学思考、科学方法。言情小说带给孩子更多的早恋心理，武侠小说带给孩子更多的恩怨仇杀心态，而即便是最灰暗的科幻小说，也能激发他的思考。比如说这个世界人类毁灭了，小孩子要想人类为什么会毁灭？污染、核战争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更热爱生活与和平？所以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很好的文学体裁。它幻想，但不仅仅是****一种很浅薄的欲望的幻想。
同时，科学技术还是双刃剑，有科学精神的贯穿。像郑文光《飞向人马座》非常激发少年儿童向往太空、向往宇宙的情绪。当然不是说，科幻小说只属于青少年的范畴。
后记
在科幻小说圈，大家都知道姚海军，他们也力荐我同他聊聊。从《星云》到《科幻大王》到《科幻世界》，如果说年轻一代科幻小说家是一根根针，那么，姚海军则是连起他们的线。我在想，一个人不管他出于自身职业需要也好，还是纯粹个人爱好也罢，能这样见证着历史是件很幸福的事。于是，我拨通了《科幻世界》成都总部的电话……
现在的《科幻世界》杂志已经20多年了，它从一个大家都不关注、都不看好的刊物已经发展成为目前发行量达40万份的国家级刊物。但是说到目前我国科幻界的现状，姚海军又显得忧心忡忡，“我们要把科幻做成一项产业，不光是杂志、还要有图书、影视、玩具等系列产品的推广。就需要投资者有更高更专业的眼光，了解科幻、发掘科幻。还有赖于我国的相应出版政策的放开。我希望在我国能有一个丰腴的土壤，始终滋润本土作者成长。出版界也要多了解科幻，筛去伪科幻，把握住精品。”
如何？是不是吃汤圆的时候，打开时空隧道的盒子，想去看一看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事了？
外篇 中国作家何以成为最大的科
中国作家何以成为最大的科盲群落
作者：小寒 …上传日期：2002…12…10
一度是中国社会风向标的中国文学如今已不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至少，不再能反映一个极其重大的现实，即我们当今的社会是由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来推动和主导的。实际上，自诩为灵魂工程师的中国作家群对科学越来越隔膜，也正是中国文学近年来江河日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最大的科盲群落
“在香港和台湾，许多搞文学的人都在学习生物学。”前来北京出席北师大“科幻与后现代”研讨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建元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在以信息革命、数码革命和生命科学革命划界的后现代社会，科技与人形成了难分难解的关系，不懂科学，就不能达到对人性的深入理解。
但人们却难以看到中国内地形成了这种氛围。有人说，中国的文学界，正逐步取代法学界成为中国最大的科盲群落。
作家中英杰承认，中国存在“文化跛足”。他说，就目前作家这个群体而言，除了少数科技外来户，如夏衍、丁西林、叶楠、张弦、蒋子龙、程树臻、毕淑敏等外，“多数人的科学素养确实比较差。文学疏远甚至糟蹋科学。”
近年来，世界科技革命成果迭出，当一些最令人震惊、最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科学发现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时，我们那些最强调终极关怀的主流文学家们似乎都销声匿迹了。从载人航天到基因科学，从纳米技术到能源革命，从环境改造到大脑认识，从相对论到自组织现象，在这些深刻重塑人类面貌的领域，我们看到了文学家的缺席。
偶尔，也有少数人站出来，说一些让科学界感到啼笑皆非的话。以位知名作家是这么理解克隆的：“克隆技术……似乎比制造******容易。”并以毒品作喻。又说，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就可以复制恶人，或者创造忠心的“品种”。中国科学报批评说，作家完全不懂科学ABC，作家为这项生物工程技术进展选择的类比对象，竟是毒品和原子武器，真让人悲哀！
总之，在这个科技主导的时代，中国主流作家们的知识面正越来越狭窄，关注面也越来越小。我们已经不再奢望能读到21世纪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北师大中文系副主任王泉根教授感叹，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几个盲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科学重视不够。他呼吁：“作为文学，既要张扬人文，又要张扬科学！”
“物”的缺席
文学是人学，这是多少年来大学中文系的教义，但专家也指出，文学在探讨社会和心灵问题的同时，不应忽视对物质世界、对自然界和技术本身的关注。
如今，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些事件，往往不是来自人际关系领域，而是发生于自然界或者人类创造的“物理自然”。但这些在中国文学家的笔下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
比如沙尘暴，比如水土流失，比如陨星撞击的威胁，比如海平面升高，比如厄尔尼诺，等等，中国的主流作家似乎觉得这些都与人类生活无关。
而科学技术本身，也作为“物”融入了现代生活。王建元说，科技正在创造一个新的自然界，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你不再能以老眼光去看机器的存在，连“现代科技对人类影响很深远”这句话都要打上问号，因为，“科技就是我们自己！”
他认为，当你呼吸的每一个空气分子都有可能来自空调，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可能经过技术修饰，在这个时代，文学家怎么还能把“物”排斥到视野之外呢？
然而，这一切在中国的文学家看来，仿佛都远在天边。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清宫秘史上面，结果搞得满世界都是纪晓岚与和坤。
倒是国外作家却对科技和自然命题有着广泛的兴趣。越来越多的流行小说，直接以此为主题。如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它很难分清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科幻小说，因为它反映了在当前如此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混沌主题以及非线性观念，而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后现代主题。鲍里克的《海变》，写了“生物武器无情地查封海洋那勃然流溢的绿色”。主流文学家也在作品中关注科技，或者引用科学道理来深化人文主题。如英国作家艾米斯，便有在小说中大量展示天文学、宇宙学知识的“嗜好”。早期的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反映的是全人类的核危机，也是技术时代的主题。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王逢振说，探索宇宙的奥秘已与了解人性的秘密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21世纪人类的宏大主题。人类正利用愈来愈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去窥破人类存在的本质。文学，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应该紧紧靠上去。
文学需要关注“后人类”
王建元认为，当代文学反映的人，已不再局限于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中的人。“在机械人和克隆人的时代，人类已经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成了与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所不同的东西。”他把这种人类称作“后人类”。
他认为，尤其是电脑出现后，后人类更成了突出的话题。人与机器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的紧密和复杂。人已经与机器和电脑融合在了一起。后人类的出现，是社会的现实，也是一种文化，而如何反映这种人类的生活状况，是文学的重要命题。
然而，中国文学界却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极其迟钝和幼稚。对于电脑，按照文学家们最流行的理解，主要就是“换笔”的工具。后来他们被邀请到网上做客，进聊天室，仿佛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中国作协会员、北师大副教授吴岩对中国网络文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静心而论，中国网络题材的主流文学作品几乎全部围绕着“恋爱”的主题展开，这远远没有反映出网络带给人类的严肃文化命题。
他指出，在国外，小说家对网络文明的探讨已十分丰富而深刻，涉及到了全球化和“仇外化”的关系，“生物性大众”，多元文化，文化同一性，种族、阶级、性别的新界定以及个人身份的重新定义等主题。
为了促使中国作家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在王泉根、吴岩等人的倡议下，北师大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我国首次“科幻与后现代”研讨会。吴岩认为，在主流文学缺席的情况下，科幻，已成为了当下中国最能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学种类之一。
主流作家们老了
不少人认为，之所以产生上述的尴尬局面，与科技在中国社会的整体“不在场”有关，但同样是因为中国文学长期沉湎于一种传统。
说白了，这也便是中国文学界那种追求宏大叙事，反映历史和时代风云，渲染政治和社会沉重话题的痼疾。同样，我们可以追问一句：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近代科技呢？因为，那时候中国社会是由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主宰的。
看看一线中国作家们在过去20年做的事情，便可知他们的确老了。他们从抚摸伤痕开始，很快陷入沉重的反思，又没完没了地寻根。他们津津乐道于“我爷爷、我奶奶”，讲述李自成、武则天、曾国藩和康熙皇帝，实在是生理和心理都接近衰老的表现。
而关注“当下”的作品呢？却过分地“现实化”和“政治化”了。评论家田本相指出：“回首百年，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但文学却时事化了。”他指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批低水准的写时事的小说面世，现在，很多已成为无人问津的废纸。
据统计，在历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反映古代或过去的题材，而现实主义题材的，也没有一部触及到对当代社会和人生带来深刻冲击的“技术现实”。总之，中国的作家们，擅长的是写历史，写政治，写人生，希望如此铸就永垂不朽，去拿诺贝尔奖。但他们还不太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瞬息万变，尤其是，科技革命和经济法则，正是这两样东西的日新月异，决定了主流文学命运的一夜间失落，并把作家们搞得身价日趋下跌。
让公众理解科学，得先让文学家们理解科学。但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