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还有鲁迅。这种从小对英雄的崇拜，在今后的一生中一直支撑着我的生活追求，可以说我的一切成功和失败都源于这种英雄主义情结。
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以及对人类生活中英雄主义的偏好，造就了郑文光个性中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但是，这种浪漫主义只适合于简单的科学技术领域和童话的世界，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生活面前，作家的个性与极力进行的“文学追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40年之后，郑文光写到：
从我自身的角度讲，我觉得《畅想曲》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作品，它其中没有幻想。如果说其中写到的“可视电话”或者“按电钮喝牛奶”一类的东西可以算做幻想的话，那我的幻想力是完全萎缩了，因为当时的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一亩地可以产粮2万斤的神话；任何一个城市居民，都了解10年内中国一定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预言。面对这样的想象，我的科幻小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更多的问题，还出在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处理上。在这方面我显现出相当的无能。当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幻小说都已被翻译成中文，两人的作品相互比较，我发现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文本。威尔斯以社会分析为主，他的科学幻想主题也比凡尔纳的主题缥缈得多。两相对比，我更觉得自己没有处理好社会生活的幻想性。
《畅想曲》的失败，并没有使郑文光放弃丰富自己文学建构的努力。但是，这种失败促成了他的严肃思考。那就是自己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所能立足的位置。在1958年的狂热时代里，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轻易处理好“伟大领袖******”的位置，他就是万人瞩目的中心，是人们无限崇拜、高喊“万寿无疆”的中心。但是，对于一部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学作品来讲，这个简单的问题本身便显得异常复杂。到2000年，毛泽东的年龄将达到107岁，在这个年龄、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伟大领袖是否可以“万寿无疆”，这便成为了一个必需回答的严肃问题。同样，对国际运动的走向上，也存在着许多相当难于预料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郑文光科幻创作发展的阻碍。
50年代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也强烈地阻碍了郑文光的创作。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人为设定的富于政治性的禁区逐渐增多。这其中，对心理学的批判可能使郑文光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因为心理学家曹日昌是他多年的好友，更是介绍他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的引路人。另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批判是米丘林主义与摩尔根主义之间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郑文光看到，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一场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是非功过”或者“宇宙大爆炸学说是否具有反马克思主义性”的运动极可能在天文学领域中发生。在这种对科学问题政治化的风潮下，集中专注于科学技术建构或文学建构的努力都将是十分艰难也十分危险的。郑文光开始了科幻文学创作领域中漫长的蛰伏期。
在《畅想曲》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无法定位自己的科幻文学写作方向。我当时构思的故事，讲一个人半夜醒来，发现自己的头发全部变成了红色，一种奇怪的变异正在他的身体上发生。这样的开场白，是否是我对过往的政治运动的恐惧？抑或是对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感？故事继续发展。主人公身上的变异逐渐增多。他的嗓音正在变化、他的四肢也在变化，他的手现在已经长到无法控制的限度上。手的变化一定是人的阶级立场的反映，一个手过分修长的人难道不是他阶级成份的反映？主人公在恐怖的联想中决定逃走。他离开城市，奔向乡村，但是，他越跑，变异得越利害。他背后的衣服已经被撕破，一对巨大的肉翅展露了出来。
到今天我也不能肯定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将向如何发展。肉翅代表的是不是人类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肉翅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对个人独立和整个社会能够脱离沉重负担的幻想，而进入自由王国的境地？
我的创作最终停止下来。1961年不是一个产生科幻文学的年代。或者说如果在这样的年代中创作一部如此题材的科幻小说，将要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太多的扭曲。我记得当时我设想了几种补救的方案。其中一种方案，是设想这样的变异来自外星人的控制。我认为这也许是个极好的、用技术掩盖社会内含的方法。但是过后我才发现这样的改动也将是行不通的。因为既使苏联科幻小说作家叶菲烈莫夫曾经大写外星人，但国内科学界早已接受了一种据说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定论，那就是根本就不可能有外星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关于外星人的故事，都有可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的体现。
从1960年到1966年，郑文光停止了科幻文学创作。他参加了多次下放劳动，足迹遍及山东、辽宁等地区。断续中仍然写作一些报导或报告文学、政论一类的作品，但发表得较少。这种放逐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至1971年之间，郑文光仍然在辽宁省鞍山市和广东省中山县农村等地辗转，一些时间是与工人同吃同住，一些时间是以农民的身份参加田间劳动。
2、后期科幻创作
从1971年到1973年，郑文光进入都市生活的漂泊期。他别落实政策允许返回城市，但却没有正式工作。于是，他靠自己的文字构筑能力打工，教书、协助办刊、当秘书或写作命题作文，到1974年他才正式找到工作，成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天文学史研究人员。
是天性使他在众多的选择中挑选了天文台的职业。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奔波，郑文光发现，质朴而简单的科研行业仍然是他心灵最能承受、也最为得心应手的领域。他独立或与他人共同创作了三本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著作《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和《中国天文学源流》。良好的科研环境和顺利的科研工作再度强化了作家对科学建构的技能与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再度恢复了作家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生活的直接联系。
这样，1960到1978年的18年虽然是郑文光在科幻文学领域中最无建树的18年，但却是最有意义的18年。他在****的烽火中逐渐体会到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建构能力获得了划时代的提高，而纯粹的科研工作又再度提高了他的科学技术建构技能。可以说所有这一切为未来即将出现的创作****准备了基础。在个性方面，郑文光逐渐稳重起来，他不会轻易表述自己的未成熟的想法。
1976年初，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青年编导叶永烈发表了小说《石油蛋白》，第一次在儿童文学领域恢复了科幻题材。紧接着，在粉碎******的狂欢中，萧建亨、童恩正、刘兴诗等6、70年代的科幻作家逐渐恢复写作。但郑文光并不着急，他学会了思考和等待。他要静观这一行业的文化变迁，评估从业人员的智力和文字操作水平。
这种等待一直持续到1977年。
1978年8月，我终于打破沉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
早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年轻的女编辑叶冰如，就曾经约我写一本科学文艺著作。我记得我们草拟过提纲，但上交之后没有被通过。她的上级编辑认为，一部科学文艺读物似乎不如一部科学幻想读物，更加容易使读者喜爱。但是，时事的变迁，使这个计划的更改版本一直没有出现。粉碎******之后，我虽然早就恢复了与作家协会的联络，但因为科研工作实在繁忙，无法抽出时间进行科学文艺或科幻创作。
但是，老作家的复出激励了我。而且我已经感到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生活历练，我已经可以更加稳健地掌握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了。
1978年5月，我终于拿起笔开始了《飞向人马座》的创作。这部小说总共写了三个月。
《飞向人马座》是一部13万字的短长篇小说。其中科学知识大概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我个人认为，在当时来讲，它是唯一的硬科幻作品。虽然如此，其中的人物刻划也相当费功夫。
《飞向人马座》是郑文光恢复科幻创作后的第一部作品。与《从地球到火星》一样，郑文光这一次进入创作行业再次给人巨大的冲击力。他以一部13万字的长篇掀开了个人创作新阶段的序幕。人们惊喜地发现，在《飞向人马座》中，作家不但保留了自己在创作前期努力最重要的成果——强大的科学技术建构，同时力图在文学建构上摆脱政治化的偏向，寻求以人的命运作为文学建构的焦点。
《飞向人马座》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它力克群雄，在语言、气氛、人物情感等诸多方面显著地高于当时的其他作品。特别是在处理其中的科学内容上，作家以一种稍嫌女性化的文笔消逝了知识本身干涩的苦味，不但如此，还给读者一种已经将其中的科学技术内容融入了个人知识结构的独特感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再一次回到了郑文光的作品之中。而这一次，所有的内容都与主人公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在《飞向人马座》出版的同时，一部与这本长篇小说水平相当，但却具有更大价值的作品《太平洋人》在天津《新港》杂志发表。如果我们阅读一下郑文光对《飞向人马座》的分析，便会明了《太平洋人》的成就所在。
从现在的观点看，《飞向人马座》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其中概念化地发起了一场所谓的与某北方大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严重地损害了整部作品的气氛。由于受到当时的政治倾向的影响，这部作品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并不成功。……
其次，对天文学的课程上得太多了一点。邵继来学习天文学的部分显得生硬，“知识硬块”没有被溶化。与此相似的，还有继来的日记部分，也显得相当不协调。……
第三，对三对夫妻的搭配匆忙了一些，想象世界的完美性也发展到了感情的世界，但这是不真实的。真实世界中的感情发展不一定那么理想和美丽。这一点我其实是很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偏偏要描写三对夫妻呢？
出现于《飞向人马座》中的三个明显的“缺点”，在《太平洋人》中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作为一个潜意识中不断追求两种建构相互平衡的作家，郑文光的作品再一次在两种建构上获得了全面提高。可以说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为重新确立郑文光在科幻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决定性的努力。
但是，两种建构力的全面提高不等于两种建构力已经达到了平衡。当我们抛弃两部杰作外表的词语包围，观察其中的内在构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科学建构的强大统领下，个人生活作为文学建构的中心并不令人满意。中学生的爱情、封闭的宇宙飞船、四角恋爱以及玫瑰色火星沙漠上的追求与奉献，所有这些能和数万光年、接近超新星的航行或远古时代的大爆炸后“太平洋古大陆”脱缰而去并再度归来这样的宏伟事件相互协调吗？
如果说个人潜意识中对自己作品的不满只是一个个体心理现象的话，那么1976年之后的整个中国文坛的巨大变化则构成了郑文光个人创作力改进的另一强大动力。小说领域中“伤痕文学”的出现，昭示了处理作品中政治内容的新的方式；一批以哲学思考为题材的小说加深了文学深度开掘的紧迫感；意识流、象征主义等手法的引进，则更在整体上动摇着以往的文学构筑方式。1978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则更是敲响了科幻文学必需变革的警钟。
1980年12月，郑文光在湖南少儿出版社编辑了一本“新作选”。在选集的《前记》中，作者先是谈到了科幻文学对青年人向往科学的意义，随后笔锋一转，写到：
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年青的文学式样，科幻小说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它固然可以驰想千万光年以外的世界，暂时千万年以后的未来；它更可以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而且由于采取了特殊的手法，它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更绚烂的场面间、更深刻的哲理中表现出我们时代生活的各个错综复杂的侧面。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文学创作理应反应我们人民医治旧创伤、建设新生活的各方面的斗争。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