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元老院便公开证实他的神圣。尤里乌斯M恺撒和他以后的罗马皇帝也得到了类似证实。这就是列为圣者，因为现在列圣的定义就是根据这种证明而来的。它和异教人的奉为圣徒相同。
教皇的最高教长的称号和权力也是从异教徒罗马人那里援引来的。这是古罗马共和国中在元老院与人民之下具有最高权力管理一切有关其宗教仪式与教义的人的称号。当奥古斯都M恺撒把共和国变成帝国时，他所取得的只不过是这个职位和人民保民官的职位而已，这便是政教两方面的最高权力，后来继位的皇帝也享有同样的权力。当第一个明证并确认基督教信仰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世的时期，让罗马的主教在他的权力下掌管宗教的做法和他的明证信仰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是看来那些主教并没有那样快就取得教长的称号，而是后继的主教自己封上的，为的是支持他们对罗马各行省的主教所行使的权力。因为使他们具有这种管理其他主教之权的不是圣彼得的任何特权，而是皇帝们始终支持的罗马城的特权。这一点由下一事实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当罗马皇帝定都于君士坦丁堡时，该城主教就声称和罗马的主教地位平等；不过经过一番争夺终归让教皇获得了胜利，并成为最高教长。但他只是根据皇帝的权力而成为最高教长的，而且在帝国范围以外也不能这样；当皇帝失去其在罗马的权力以后，即使从他手里夺取权力的就是教皇本人，他也不能在任何地方成为最高教长。从这里我们可以顺便看出，教皇除开在以下两种地方以外，对其他主教并不具有优越地位：一个是在他本人就是世俗主权者的领域内，另一个是在皇帝具有世俗主权、并明确地选定教皇在他之下作为他的基督徒臣民的教长的地方。
仪仗队中拥载偶像是希腊和罗马宗教的另一遗迹。因为他们也把一种专用的车子载着偶像各处走，拉丁文称之为圣车和神车。偶像放在框子或匣子中，他们称之为神龛。他们所谓的队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仪仗队。根据这一点，在元老院尊敬尤利乌斯恺撒的神灵崇拜中，有一项便是在色西安竞技会的仪仗队中为他设了一辆圣车和一个神龛，这就等于是当成神载着各处走，正象目前教皇的瑞士卫兵打上圣杖载着他各处走一样。
这类仪仗队中还在神像前点燃火綼e和蜡烛，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这样做。后来罗马的皇帝也都接受同样的崇敬。我们在书上看到，卡列古拉登基时，由一大群百姓拥簇着从密森奴姆坐车到罗马，道旁摆满了香案和祭祀牺牲，并点燃火綼e。卡拉卡拉也是点着香撒着花地被迎入亚历山大里亚，并且还有希腊人在他们载神的仪仗队中拿着的那种火綼e。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虔诚而无知的百姓有很多时候便经常在教堂里用类似的盛况来崇敬他们的主教，其中也有蜡烛，并有救主和圣者的像。蜡烛的使用就是这样来的，有些古老的公会把它确定了下来。
异教徒还有圣水。罗马教会在礼拜日中也模仿他们。他们有酒神节，我们也有与之相应的通宵礼拜。他们也有农神节，我们则有我们的嘉年华会，以及忏悔日的仆人权利，他们有普通莱帕斯的游行队，我们则把五月柱取进场地架起来围着跳舞。他们有所谓恩巴伐农神节的仪仗游行，我们则有祈求礼拜在野地里的仪仗游行。我认为这些并不都是从外邦人最初皈依起留在教会中的全部仪节，而不过是我目前所能记起的一切。有人如果好好看一下有关希腊与罗马人的宗教仪式的历史中所提出的东西，我毫不怀疑他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种外邦人宗教的旧空瓶子，罗马教会的圣师们由于疏忽或野心而灌上了基督教的新酒，这种新酒到时候一定会使这瓶子炸裂。
第四十六章 空虚的哲学和神怪的传说所造成的黑暗
哲学就是根据任何事物的发生方式推论其性质，或是根据其性质推论其某种可能的发生方式而获得的知识，其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或人力允许的范围内产生人生所需要的效果。因此，几何学家从图形的结构中找出其中的许多性质，然后又根据这些性质通过推理而找出许多构成图形的新方法，目的在于能用来测量土地、水面和无限的其他用途。同样的情形，天文学家根据太阳星辰在天空不同部分升起、下落和运行，找出形成白天、黑夜和一年不同季节的原因，因之而能记录时间，并得到了其他这类的学识。
根据这一定义就可以显然看出，我们不能把包含着慎虑的原始知识（即经验）算成哲学的任何部分。因为这不是由推理得来的，而是在人和猛兽身上同样可以找到的。这不过是过去一连串事态的记忆，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小的环节被忽略了，就会改变效果；使慎虑最深的预期遭到失败。然而从正确推理中所得到的一切却不是旁的，而只是普遍、永恒和不变的真理。
因此，哲学之名也不能用于任何错误的结论，因为用他理解的语词作正确推理的人，决不可能作出错误的结论。
任何人通过超自然的启示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称为哲学，因为这不是通过推理获得的。
根据书籍的权威进行推理而得到的知识也不是哲学，因为这不是从原因推论结果、也不是从结果推论原因所得到的，因之便不是知识而只是信仰。推理的能力是由于语言的运用而产生的，所以推理就不可能不发现某些几乎和语言一样古老的普遍真理。美洲的野蛮人也不是没有某些优良的道德箴言，同时他们也有一点点算术来加减不大的数目，但他们却不能因此而成为哲学家。原因是这样：谷类和酿酒的植物，在人们知道它们的性质并用来作为营养食品或栽种在田野中与葡萄园中之前，就少量的分布在田野和森林中，在那个时候人们吃的是橡实、喝的是水；正象这样，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正确、普遍和有益的推理，成为人类推理的自然植物。但最初这种植物数目很少，人们当时根据粗陋的经验生活；没有方法可言，也就是除开野草以及错误与推测等普通植物以外，就没有知识本身的播种或栽培。其原因是人们在获取生活必需品和防范邻人以后就没有闲暇功夫了，这在建立幅员广大的国家以前是不可能有其他情况的。闲暇是哲学之母，而国家则是和平与闲暇之母。首先有繁荣的大城市的地方，就首先有哲学的研究。印度裸体游行的圣者和波斯的马吉，以及埃及与迦勒底的祭司都被列为最古的哲学家，而这些国家则是最古的王国。当希腊人和西方其他民族的国家（也许不比路加或日内瓦大）没有获得和平以前，当他们彼此同样畏惧对方的时候，当他们没有闲暇观察任何事物而只能互相盯住对方的时候，哲学是不会兴起的。最后，当战争使许多较小的希腊城邦结合成较少较大的城邦时，希腊的各不同地区才有七个人获得贤人的声誉。其中有些人以道德和政治的哲言著称，有些则以迦勒底和埃及人的学术著称，这些学识就是天文和几何学。但当时我们却还没有听到说有任何哲学的派别存在。
当雅典人打垮了波斯军队，获得了海上的统治权，因而获得了爱琴海中欧亚两洲的一切岛屿和沿海城市的统治权，并渐次富裕起来以后，在国内和国外没有工作的人便没有旁的事情可做，而“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见《使徒行传》第xvii章，第21节圣路加语）或是公开向城邦中的青年讲哲学。
每一个老师都找一个地方来讲学。柏拉图所找的是某个称为学园的公共场所，这名称是由一个名叫阿卡姆斯的人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则在盘神的庙廊中，称为吕西昂学派，另一些人则在画廊下，也就是在商人落地售货的廊下。另一些人则在另一些地方教导或讨论他们的意见来消磨他们的闲暇。还有些人则不拘地点，只要能把城中的青年招在一起来听他讲话就行。加尼兹在罗马当使者时也象这样做，因而使得伽图劝告元老院赶快把他打发走，恐怕青年们喜欢听他的高论（他们认为如此）而使品行败坏。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他们之中任何人进行教导或辩论的地方便称为schola这在他们的语言中意思就是闲暇。他们的争论则称为消磨时光。哲学家本身也以学派名为名，其中有些人就是以上述各学派的名称为名的，比如遵从柏拉图学说的人被称为学园派，亚里士多德的弟子缘于他教学的庙廊而称为逍遥学派，芝诺的门徒则根据画廊一字而称为廊下派，其情形就好象人们常常在某一个地方聚会谈天和闲混，就把他们称为摩尔菲尔德客，保罗教堂客或交易所客一样。
然而人们却十分崇尚这种习惯，以致到时候就遍布到整个的欧洲和非洲的大部分，于是这些地方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公开设立并维持讲学会进行讲演和辩论。
古时候在我们的救主的时代以前和以后，都有犹太人的学派存在，但却是法学学派。因为他们虽然称为会堂讲经会，也就是百姓的聚会，但由于法律是每个安息日都在他们之中宣读、解释和辩论的，所以性质和公开的学派没有不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而且不但是耶路撒冷有，在犹太人所居住的每一个外邦人城市中都有。比如大马色就有这样一个讲经会，圣保罗曾进去进行过迫害。在安提阿、以哥念和帖撒罗尼迦也有他曾去辩论过的讲经会。利百地拿、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家和亚西亚的会堂都是这样。这就是利百地拿和在耶路撒冷的外方犹太人的学派，而在这学派中，他们就是和圣司提反辩论的那些人（见《使徒行传》第vi章，第9节）。
但这些学派用处在哪里呢？他们那种解释和争辩究竟取得了什么学识呢？几何学是自然科学之母，然而几何学却不是这些学派留给我们的。柏拉图是最高明的希腊哲学家，他的学派就不收那些在几何方面没有一定程度的人。有许多人研究这种学术使人类得到了很大的益处，但却没有听到提其他们的学派，同时也不曾有任何几何学家的派别，他们也不具有哲学家的名称。这些学派的自然哲学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梦呓，讲的那些话都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要讲哲学，如果不首先在几何学方面有很深的素养，就不可能避免这种情形。
因为自然是通过运动发生作用的，不具有关于线与形的比例和性质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知道这种运动的方式和程度。他们的道德哲学不过是在叙述他们的激情而已。因为在世俗政府范围以外，行为方式的法则就是自然法，在这范围之内则是世俗法。这种法则决定了什么是正直和不正直的、公正和不公正的、以及普遍说来什么是善的和恶的。然而他们却按自己的好恶来制定善与恶的法则。在这种方式下，各人的喜好既然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便没有普遍同意的事情存在，而只是各人敢怎么做就各行其是地干，使国家归于灭亡。他们的逻辑本应当是推理的方法，但却不过是一堆诡辩之词，以及企图标新立异地难倒那些提出诡辩的人的花样。总起来说，正如同西塞罗（他本人就是这种哲学家之一）所讲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会荒谬到连老哲学家中也没有人支持的。我相信自然哲学中最荒谬的话莫过于现在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在《政治学》中所讲的那一套正是跟政治最不能相容的东西，而他大部分的《伦理学》则是最愚蠢不过的说法。
犹太人的学派原先只是关于摩西律法的学派，摩西命令（见《申命记》第xxxi章，第10节）每七年末的一年，在幕的宴会上，都应当向全体百姓宣读，使他们能听到和学到。因此，在被掳以后通行的每个安息日宣读律法的办法就不应当有其他的目的，而只应当是使人民认识他们所应当服从的诫命，并向他们解释先知的著作。但从我们的救主对他们提出的许多谴责可以看出，他们用自己错误的注释和虚妄的传说来误用律法的经文。他们也很少理解先知者，以致既不承认先知所预言的基督，也不承认他所创的业迹。所以他们通过自己在会堂中的讲演和辩论，使他们的律法的原理变成了一套关于上帝和灵的不可思议性的、虚妄的哲学。他们从《圣经》上较模糊的地方和最容易牵强附会地拿来给自己撑腰的地方，并从有关自己祖先荒唐的传说中，搞出一套不经之谈来，和希腊那种虚妄的哲学与神学混杂在一拼凑成了这一套。
现在所谓的大学是同一个城镇中的许多公开的学派结合起来，并在一个管理当局之下并为一体而形成的。其中主要的学派被派定在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