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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外响着“踏踏踏”的脚步声，像是一个军团的人都来了。温强叫指导员马上拦住人们。指导员很听话地就去照办了。温强感到肩被撞了一下，然后一个身影已超过他走到离倒卧的人体很近的地方。保卫干事刚要向人体佝下身，温强说还看他妈什么呀？哪还能有气儿？！
保卫干事回头白了他一眼。保卫干事已经发现董向前从哪里得到的枪。他从司务长办公室的一箱备用武器中偷到了那支“五四”手枪和子弹。保卫干事向温强白眼是有资格的：你一个连长，既看不住人也看不住枪。
温强这才想起来：董向前一直是在装睡觉，他被审问得腻烦了，或是想躲在佯睡里避开回答问题，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的回答，“不是我”。他还躲在佯睡里偷听温连长和司务长的谈话，谈有关他的丑陋，还谈了有关他名誉扫地的下半生：连穿军装的民夫都没得干了，即将作为不名誉复员军人回村，背着铺盖卷和攒下的几套新军装、五号军用鞋和一口大黑锅回到山窝里的茅屋前。母亲看到儿子除了相貌丑陋又添了相貌之外的丑陋：这儿子会把光棍耍到老、耍到死。
温强后悔，他从来没有问过董向前，他的父母怎样怎样，是否有兄弟姐妹。后来司务长告诉他，小董没有亲父亲，作为拖油瓶随母亲从云南改嫁到四川。后来四川兵们还告诉他，小董听说了铁道兵整个兵种集体转业的传言，高兴地龇着大牙直乐，因为他再也不用担心复员回原籍，复原成一个成年拖油瓶了。他的拖油瓶心理使他特别能忍受欺侮、冤屈，可谁都没想到这一回他不忍了。谁都没想到他那么有种。温强在多日后一直想着小董自杀的现场。温强从当兵到当官，亲自送走的牺牲者不下十个，铁道兵死人不新鲜，但董向前的死是不同的。他自己洒出自己的血给你们看。有没有干丑事，那都是有血性的血。
许多年之后，温强在“补玉山居”小住，老板娘小曾问他怎样和李欣认识的，他差一点儿就把实话告诉她了。
一天，成了兵部文化科温干事的温强在电话上听出一个熟悉的嗓音。这是李欣愿意做个礼貌乖巧的女人时的嗓音。她问张主任在不在。温强问哪个张主任。就是“外办”的张主任啊。没有什么张主任。哎哟对不起，总机班插错电话了。她没在电话上跟温强相认。那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北京春风扬沙，细沙打在玻璃上“嚓嚓”响的季节。温干事在董向前事件后托老乡给他活动到师里，又托在兵部的老乡把他活动到政治部文化科，管俱乐部的业余球队比赛。在温强从黑瘦英勇的阎王连长变成细皮嫩肉、懒洋洋的干事期间，铁道兵们也变成了一帮铁道建筑工。一个下雪的新年早晨，起床号哑了，人们从营房、宿舍走出来，还是绿军装，却没了“三点红”。人们奇怪了，没了“三点红”的绿军装多么庸肿丑陋！而穿着这种绿衣服的人也都丑陋了几分。丙种兵全靠那三点红打扮呢。
温强耳朵里全是李欣的甜美嗓音：“对不起……”
他突然抓起电话，把电话要到通信科的总机室，四个月前还是电话兵的女孩们现在都是电话小姐，一副含气半哑的流行嗓音：“要哪里？”
“刚才谁接的文化科？”温强问。
小姐们相互打听了一番，一个小姐说是她接的。
“怎么老接错电话？脑子整天想什么呢？”温强说道。他在错怪小姐们，但错怪就错怪吧。
“没接错呀？刚才那个女的是要的文化科呀！”那个电话小姐最多十八岁，奶声奶气从流行嗓音下冒出来。
“人家要的是外办！外办该他妈装十部电话！装十部都不够他们忙的！……”他还想说外办忙着把丙种兵们当“猪仔”卖出国，去国外那些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出苦力、修铁道，赚的钱外办的人先滋润。但他及时管住了舌头。虽然他已从一个雄心勃勃的温连长变成了胸无大志的温干事，他还不能把吊儿郎当的话说过头。胸无大志的人有一大共同点是过头话不说过头事不做。
电话小姐再次说她没接错电话，刚才那个从门诊部打出来的电话确实是要她接文化科。
那就是说李欣打电话来文化科买电影票或办借书卡或讨要球类比赛的票，没料到在电话上跟他温强撞了个满怀，随口胡扯说要找什么张主任。从温强离开了连队，他只在师部生过一次值得吃药的病。一年后从师部调到北京，头疼脑热都没发生过，所以他连门诊部的门朝哪方开都不知道。万幸他体健如骡子，否则他免不了跟李医生在走廊里撞个满怀。他不是怕她，他是怕自己。小董死后的第二个礼拜，有两个战士从夜班下来，到澡堂去擦身。那是凌晨三点，风息了，月亮特别好。也是偶然间的一瞥，一个兵看见了高高的小窗口上一张“大白脸”。玻璃蒙尘，又是月光灯光朦胧，所以“大白脸”看去既滑稽又狰狞。那个兵推搡一下同伴，同伴眯着肥皂沫下面的眼睛，倒是马上把“大白脸”看清了。一只猫头鹰，颈子像断了似的左边转、右边转。
或许真相就是：董向前做了色迷迷的猫头鹰的替死鬼。董向前的遗体当时被粗粗掩埋在仙人掌丛林里，一个像他鼻子一样扁平的坟丘象征着一场轻如鸿毛的死亡。可是到头来人们发现他死得比原先定义得还不值，为一只猫头鹰替罪而死，不是比轻如鸿毛还轻？那就是温强决定离开连队的时刻。他最终调到这个曾经的兵部大院，跟那个受着百般宠幸的李欣同在一圈围墙里，是不是认定自己也将轻如鸿毛地终其一生，他不是完全明白。是否因为那漂亮的面孔对他发出一个邀约，他是应约而来，他也无法确定。连他自己是恨那女人还是爱她，他都不知道。
电话小姐问他是不是温干事。他反问她怎么知道的。小姐说她当然知道。然后神秘地笑起来。再逼问一句，她就供了出来：她经常看见他在总机房外面一个人玩篮球，有时上班时间也看他在玩，可又从来不跟别人玩。总机房的女孩们一打听，知道他是管俱乐部的，玩和上班区别不大。
他叫起来：“你个小丫头，拐着弯儿骂我！”
小丫头咯咯地笑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嗓音笑声都讨他喜欢。所以下午四点，他提前让自己下了班，到总机房外面的球场上又是投球、又是阻截，风沙都挡不住他的威猛。
五点左右，几个复了员的女孩子出现在门口。她们大多数穿着暗淡的旧军装，不军不民，看起来一般齐的没有曲线没有魅力。只有两个穿便装的。一个穿红黑格子呢外套，另一个穿白色厚毛衣。他向她们叫道：“来玩呀！我当免费教练！”
他希望穿白色厚毛衣的就是在电话上讨了他欢心的女孩。这女孩是她的群体里最打眼的一个。那个站在最前面的高个子女孩开口了。她一开口他就认出了她。这是个北方农村女孩，当兵三四年，村姑的单纯加上女兵的单纯，细看确实讨人喜欢。她剪了齐颈短发，眉毛上漆黑的刘海儿，旧军装干干净净，谈不上漂亮，但那个岁数的女孩没有不美的。
“你个儿高，不打球是浪费！”他拍着球说。
“你个儿高，快上去吧！”其他女孩起哄，把那女孩往门廊外面推。
“讨厌！”高个儿女孩真的又怕又急，而不是忸怩作态。
“小方说‘讨厌’！温干事听到没有？”一个河北口音浓厚的女孩叫道。
温强想，她到底是“小方”还是“小芳”？不久他知道她叫方小芳，玩字眼儿游戏似的。小方和他正式交谈，是在电话上；他心血来潮地给小方打了个电话。她当了夜班，白天在宿舍睡觉，被他的电话叫起来，跑到走廊上接的电话。温强问她是河北哪里的人。唐山附近。哟，没有口音嘛。当兵那阵儿就改了，唐山口音招人乐，再说，电话兵得练普通话呀！
小方反过来问温强，为什么不留在下面基层，其实机关挺没意思的，难道他不觉得？那基层又有什么意思？大家处得近呗，和首长都能天天见面，吃得也比机关好——基层都自己生产。温强觉得她真的单纯极了，单纯却还装得挺老道、挺有见解。第二次电话，小方就问他难道还没成家，都多大了。他说基层千好万好，就是没女兵，没有像她小方这样的女兵。第三次电话，他说他要送她两张电影票，她可以请她最好的朋友一块看。第四次电话是小方主动给他打的，说她买了两张话剧票，文工团演的话剧，问他有没有空。到了晚上，他老远就看见小方站在俱乐部礼堂门口，穿了一件长风衣，大红色，侉气十足。他差点儿想转身逃掉，但小方从台阶上跑下来，火炬似的一身红。从她脸上都能看出她飞快的心跳。
“俺俩坐一块儿！”小方心跳得喘气都浅了。
她的快乐让他心里怜爱。他接过她给他的戏票，跟在她后面入场。她的大红风衣新崭崭，布料被折叠压挤出道道硬伤，还浮着一层蜡光。她似乎给自己刚上了一层红漆。
进到场内，小方往左走，他看看自己的座位号，是双号，便叫住她：说他俩的座位该在右边。小方说不对吧，该在左边呀。他把她的票根拿过来，一看，两个号码是紧挨的“47号”、“48号”，但两个座位一个在礼堂最左边，一个在最右边。小方愣住了。他说售票员捉弄了她。小方快要哭出来，说是她自己要求买47号和48号的，她捉弄了自己。
到了温强和小方的关系密切起来，小方一提这件事就要笑死。他们用了三个月才开始蹓马路。七月的一个傍晚，小方和温强在遛马路时闲扯，扯到了李欣身上。小方说门诊所的小李大夫早晨吃西餐呢。温强装腔作势问是哪个小李大夫。就是某副总长没过门的儿媳妇李欣啊。温强又问小方是怎么知道人家早饭吃西餐的。她们全体电话小姐都知道！因为小李大夫太漂亮了，太奇怪了，大家就乐意知道她的事。总机合法监听只有三秒钟，三秒钟听一个句子都听不完整。小方笑起来，说她们监听小李大夫电话，那“三秒钟”可以很长很长。还听到什么了？多了！说来听听。
从小方嘴里听到的李欣几乎是个外国人，接电话的时候，“喂”完了就说“你好！”不管对方是谁。熟人生人她都先“你好！”有一个跟李欣熟得起腻的男人，一天她至少接他三次电话，每次还是“你好！”那个男人是个记者，要不就是报纸的编辑，姓霍，就是这位霍记者早晨用电话把小李大夫叫起床，说：“小兔子，大灰狼走了，该起床了。”把很长很长的三秒钟连接起来，小方她们拼凑出小李大夫的生活图景，她有个在国外当武官的未婚夫，时不时也会从国外打电话回来。未婚夫的任期一满，就回来和李欣结婚，然后就把她作为中国的国色天香带出国去。在小李大夫变成武官夫人之前，李欣不愿意住到某总长的城堡里去，就在门诊所宿舍占了一间房，装了一台电话。给李欣接电话的女孩们都常常为李欣赔不是，说：“她还在线路上，真对不起，您等一会儿再打吧。”小李大夫的电话线路常常让武官和记者狭路相逢，一个总是把另一个堵在外面，堵得另一个心焦上火。记者先生人短话长，总机姑娘们见到过李欣和一个矮个男人并肩出门。但他一个人能把一群人堵在线路外面，常常把武官的母亲都堵急了。副总长夫人打电话总是那一件事，就是问未来儿媳周末“回不回家”，回的话就让小车绕一绕，接大孙子、二孙子的路上捎上李欣。李欣总是“谢谢阿姨”，告诉未来婆婆她乘地铁非常方便，用不着车子来捎她。编辑先生的话可真长，好像听不出李欣一边接他电话一边在织毛线、看电视、烫脚，或者吃饭、记笔记，给未婚夫写情书。记者先生在早晨总是先问：“吃早饭了吗？”李欣“嗯”一声，懒洋洋、娇滴滴，都在那声“嗯”里面了。“吃的什么呀？”李欣懒得回答，又“嗯？”一声。霍先生便问：“又是吐司抹黄油？……我给你买的老莫的水果蛋糕爱吃吗？”“爱吃啊。”“那我一会儿再去给你买。”“不用了，太多奶油，该胖了。”“把吐司烤一烤，夹一片起司、一片汉姆，可以当三明治吃啊，不然抹点沙拉酱，代替起司……这样又营养又好吃，又顶饿。”“就是在吃三明治啊。”于是总机姑娘们得知，小李大夫天天拿西餐当早餐。霍先生三十来岁，团头圆脸，鼻梁像个木偶，眼睛又圆又亮，一天到晚脸蛋赤红，心里总揣着高兴事似的。对于霍先生的存在，武官是不知情的，而霍记者却清清楚楚知道他正与之“慢性决斗”的是谁。所以他会替李欣掩护，比如提醒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