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后，村中老人见本县各地皆在修庙，认为观音亭本是村中古庙，应该恢复。但庙中所供神像早已不存，便邀请当年见过庙中神像的老人及曾在该庙为僧的李阿星共同回忆。据李阿星回忆：当年庙内除“观音佛祖”、十八罗汉塑像外，记得在角落里还有一个神龛，供有一尊特别的神像。该神像右手三指按胸，左手中指与无名指圈起，其余三指伸直。他初来庙中时，曾向蔡姓师傅问及该像为何神。师傅答以：“这是本庙祖公，不可对外人说。”又问手势有何意义，师傅回答，右手是表示“自己人”，左手是拿东西用的，并一再嘱咐他不可对别人说。我问几位老人，该像所塑之人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老人们称：“听老人们说，是个和尚，他想当皇帝，脚上穿一双铁拖鞋，听说从高塘村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高塘村的郑自成老人所述情况，与船场村老人回忆大体相符，即郑开原住高塘村，在该村寅钱寺为僧，后来才到高溪观音亭为僧。塑像主人，正是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可见，官书、档案及洪门秘籍中均有关于天地会由万提喜即郑开创立的记载。
（2）洪门秘籍《会簿》记载
“西鲁故事”的内容本身荒诞不经，但是，其中却隐藏着天地会创立的秘密。由于流传下来的各种《会簿》抄本不仅内容详略不一，而且有关天地会“始祖”万云龙姓名的记载各异，从而为西鲁故事的解读造成了困难。
在较早的抄本，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姚大羔等所立《会簿》中，称天地会首倡者万云龙是“师尊万提起，法号曰云龙”。在广西田林县发现的洪门秘籍杨氏抄本中，则称万云龙“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在《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中，称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在萧一山所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西鲁序》中，说万云龙“在家他称一号达宗，出家法名和满”。在上述四种洪门秘籍抄本中，哪一种写法更可信呢？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原则，当以较早的抄本为可信。在上述四种抄本中，档案中的姚大羔抄本，系清吏于嘉庆十六年所查获，其流传时间当早于嘉庆十六年。洪门秘籍杨氏抄本，系道光八年所抄录。而《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的洪门秘籍抄本，据萧一山称系出自“晚清粤人手抄”。《天地会文献录》中的《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据罗尔纲先生考证，系咸丰初年陈开率部占领贵县时所流传。
据此，我认为上述四种洪门秘籍抄本中有关万云龙本名的写法，当以姚大羔本与杨氏抄本为可信。在姚大羔本中，万云龙的本名写为“万提起”，我曾推测“万提起”疑系“万提喜”之误。1985年广西田林县杨氏抄本发现后，证实了我的推测，万云龙本名果然是“万提喜”。洪门秘籍中所说居住在福建云霄高溪的“始祖”，便是官书、档案中所说的洪二和尚万提喜。正因为云霄高溪是天地会的发祥地，所以在洪门秘籍中，无论是西鲁传说、图像，还是诗句、对联，均把高溪庙奉为创会圣地。在姚大羔抄本中，提到高溪、高溪庙者，不下十余处。如称万提喜与众僧结盟后，与清兵交战身亡，“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在诗句中有：“一盏明灯在佛前，五祖开旗拜祖先。祖灯点来不可食，留转高溪奉祖先。”在洪门秘籍的杨氏抄本中，也说万提喜住在“丁山之上的高溪庙”。在《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中，提到众人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起义。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图像部分，绘有高溪庙之图，门上对联：“一派溪山千古秀，三河峡水万年流。”在诗句中有：“地镇高岗（溪），一派江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所描绘的景观，酷似高溪观音亭。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西鲁故事前有个图像，旁书“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9）
综上所述，当我们把官书、档案与洪门秘籍结合起来，再参照以实地考察的结果，便可以确定天地会是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所创立。
2。哥老会：咸丰年间啯噜演变而成
哥老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仅仅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动员帮会分子参加反清革命而进行的政治性宣传，帮会中人则是为了抬高帮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把郑成功尊为哥老会的创始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清军进驻台湾时，郑克塽并非自杀而是投降了清朝，所谓郑克塽把天地会秘籍《金台山实录》投入海底，被渔民从海底捞出云云，纯属虚构。至于说康熙九年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明远堂”；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从厦门回到四川在永宁开“荩忠山”等，俱系子虚乌有。史料表明，哥老会“开山立堂”的做法乃是同治年间才有的。帮会中流传的说法，并非事实。哥老会实际上是由四川的武装抢劫集团“啯噜”（音gulu）演化而来。同治时人李榕说：“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四五为上四排，六七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仗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票，又谓之起班子。”李榕所描述的正是哥老会的情况。
（1）四川的啯噜
啯噜最早是雍正末、乾隆初进入四川的外省移民和四川本省游民所结成的武装抢劫集团。乾隆初年啯噜已经见于史料记载：“川省恶棍名为啯噜子，结党成群，暗藏刀斧，白昼抢夺，夜间窃劫。”四川巡抚纪山说：“四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四川的‘啯噜子’，少则三五成群，多者数十余众，皆年力精壮的亡命无赖。凡抢夺奸淫、赌博酗酒等事，无一不有。”乾隆九年，御史柴潮生讲得更加详细：“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的桀黠悍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这些啯噜各联声势，相互应援。先前不过强买强卖，凌压平民，近年横暴愈甚，有白昼攫物者，有杀伤平民者，有将人抢去奸污者，有因而致死者。”
啯噜是采取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所结成，以割去发辫作为相互识别的记号。啯噜在结拜时，要求众人把发辫割下，烧成灰后和入酒内共饮，以表示互相帮助和同官府对抗到底的决心，因为发辫在清朝是表明顺逆的标志。但是，其首领“棚头”因为要出头露面，所以不割发辫。拜把之后，不许擅自离开队伍。如果遇到追捕紧急，需要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则大家一同将其追杀，所以啯噜的组织极为坚固。清人邱仰文在《论蜀啯噜状》中谈到啯噜的活动：啯噜种类最多，大约最初是从事赌博，赌博输钱就进行偷窃或抢劫，也经常进行酗酒、打降（类似收保护费）、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而杀人放火。为了私利，往往同伙之间互相杀戮，这些皆谓为“红线”，也自称“红线弟兄”。以上各类皆不为盗。那些专门进行掏摸掐包翦绺者，称为“黑线”。至于啯噜产生的根源，邱仰文指出：啯噜有十分之一二来自贵州、广东，而以湖北为多。这些人在原籍皆属良民。清初，四川地广人稀，移民来此即可占耕土地，俗名“插业”。后来移民越聚越多，百余年来，居民日益稠密，荒地全被开垦，而移民却流来如故，因而无荒地可以开垦，无职业可以栖身，于是同乡同类，相聚为匪，成为啯噜。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0）
啯噜中有一部分活跃在川、楚、陕老林地区，从事强买强卖或抢劫活动，另一部分则在川江上充当水手、纤夫，哥老会便是由川江上失业的水手、纤夫演化而来的。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四川的重庆、夔州二府的啯噜子，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名“掌年儿”，带有兵器，沿途抢夺拒捕。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取得在我国的内河航行权，外轮大举进入长江，排挤了原来行驶在长江上的木帆船，从而导致更多的木帆船水手、纤夫失业，被迫加入到啯噜的行列中来。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仅从重庆到宜昌的航段上，就有船夫、水手和纤夫20万人。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从两湖等省向四川运输货物，系上水逆行，需要雇佣若干劳力临时拉纤，一般纤夫的数量约是船员的四五倍。当船只到达目的地之后，纤夫就各自散离。这些随船上行的大批纤夫多滞留于川东的重庆等地。据清人严如熤估算，在道光年间，到重庆的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前来水手、纤夫多达七八百人；离开重庆的下水船，每日亦以十船为率，离去水手、纤夫三四百人。一来一去，每日剩下三四百人，也就是说每天将有三四百人成为无业者。十天就有三四千人，一月超过万人。这些船夫、水手和纤夫们，漂泊在长江之上，随时都有翻船或触礁的危险，而且劳动十分艰辛，迫切需要互相帮助，因此，在劳动中产生了互助的需求。
纤夫们被遣散后，衣食无着，便只好去当啯噜。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写道：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船，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到达后则纤夫无用，俱被遣散，他们既无家可归，又无资回籍。这些纤夫、水手，只好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所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多半为游民。这说出了川江上纤夫、水手演化为啯噜的原因。熟悉川楚老林情况的严如熤也说：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于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板主（即船主——引者）另雇而行。荆宜所来的“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等待下水重载之雇募。而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则三四十人。到重庆后被遣散者每月多达三四千人，一个月便有万余人滞留在重庆一带。这些人刚刚来到时，尚存有得到的工资；渐次用完，只好变卖所穿的衣服履物；久之，即成“精膊溜”了。其中弱者为乞丐，强者则入啯噜伙党。
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年间便有许多移民中的水手因无法谋生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53人结盟拜会，成为啯噜，在梁山县一带抢劫。重庆人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加入啯噜，同伙20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为生，后来又与啯噜周老幺一同讨饭、抢劫。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苦靠乞食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到四川巴县，加入啯噜刘胡子一伙，在该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来，又在巫山县一带沿江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寻觅工作。乾隆四十六年，在秀山县加入啯噜黄老幺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湖北监利县人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纠邀加入啯噜，随同抢劫。当时的督抚大员们，也多次奏报川江水手们加入啯噜的事。湖广总督舒常奏称：啯噜始而结伙行抢，继而闻拿四散，近来屡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行丐。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四川总督文绶奏称：“川省啯噜到处游荡，乘间抢窃，其踪迹本无一定，此处查拿则逃往彼处，非止重庆、夔州为然。每伙少或数人，多或十余人，向俱以年长之人为首，故称为之‘长年儿’，其饭食、分赃等事，皆长年者经营，即俗所称‘老大’之谓。有的以强梁为首者，亦以长年称之，或称为棚头。其中白日偷窃为红线，黑夜偷窃为黑线。”上述记载表明，早在乾隆后期，四川的重庆、夔州一带沿江两岸，已经有许多纤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