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经典美文201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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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经典美文2014年第03期-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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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兰花还会利用昆虫爱子心切的弱点蒙骗它们,这方面的高手莫过于长瓣兜兰。长瓣兜兰的传粉者是食蚜蝇。长瓣兜兰的花瓣基部长了很多黑栗色的小突起,这些小突起就是在模拟大量蚜虫。这样一来,急于产卵的雌性食蚜蝇就会被这些假蚜虫吸引,落入长瓣兜兰精心设计的陷阱,在产卵的同时完成了传粉。
还有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兰花的智慧,每一朵花卉都取得了对自己有用的经验。当它们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没有任何楷模可以效仿。它们雄心勃勃,在层出不穷展现生存形态的同时,在大千世界蔓延,占据自己的地盘。
摘自三联书店《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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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的可可旅居英国的父亲,用铅笔手绘漫画画出对女儿满满的爱。叙述两岁女儿可可与爸爸妈妈日常生活的点滴,画下了父女间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作者画风成熟简洁,不需要文字就能够充分表达出父女之间的感情,让大家喜欢上可可这个爱捣蛋的小家伙。
胡一毕,动画设计师,200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业设计专业,2004年毕业于英国金斯顿大学并获得Screen Design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在英国伦敦并开设了自己的动画制作公司。曾获得多项国际动画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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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醉在粮食深处《住进一粒粮食》,书名以独特的意象攫住了我的心,一读就舍不得放下。封面设计极其简单朴素,没有花哨的插图,没有精美的腰封,天玄地黄,却扑面而来一地的风物苍凉。前无序,后无跋,开宗明义,娓娓而谈,听不听都由你。
宋长征的身上纠结着众多的矛盾。理发是他的职业,农民是他的本分,作家是他不弃的前引。砖窑里的挥汗如雨,田野上的辛苦劳顿,城市里的漂泊辗转,都让他对故乡、田野、村庄、亲人有了更深刻的觉醒与思考。他几乎想要写尽一切与之有关的风物人文,时刻都在“以特别的口吻、声色讲述乡村,语言充满灵性,诗情触及心灵”。(张炜语)
本书属怀乡散文系列,书分四辑:钝词、乡土、节气、稼穑。好书的魅力是未读先醉,单看这些诗情浸染的目录,我已然陶醉在一围粮囤、一盘石磨和一粒粮食的深处了。
作者笔下的乡村是鲜活而生动的,不仅仅是风,是雨,是烟青色的黄昏,在那方落寞的村庄里,有更多血脉相连的亲人。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悄然老去,就像一茬一茬的庄稼,来了又走。如果没有对人物的素描勾勒,文字即使绝美,也不会撼动人心。有时寥寥数语,就勾画出了细节,鲜活了篇章。《住进一粒粮食》里,母亲身负一只硕大的草筐,从这头到那头,在夕阳西下时,饱含深情地拂一下庄稼的叶子,就像抚摸孩子的额头。拔草时,父亲站在田埂上重重地咳,母亲蹚着沙沙的玉米叶子,汗水湿透衣衫。是作者深情的书写让我想起曾经生活过的村庄,想起有关村庄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想起了还在乡下辛苦耕作的父母,想着他们的皱纹与白发,温暖中有酸楚,匆遽中有惊心。
好的文字如同一块通灵宝玉,天生天养。宋长征的语言质朴中有典雅,清新中带着一股空灵之气,像老家院子里的一树枣花,乍看平淡无奇,细嗅却有暗香流动。如同理发一样,文字的句法、表达以及修辞,全在他灵活的手指下灵动自如,变幻魔法,一个个寻常风物被他写得风情无限、娇媚可人。《篱笆青青》中,他写到,篱笆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圈住乡村的暖,拴住庄户人家的脚步,拴住千里万里之外游子的心房。你见过山的险峻,见过海的宽广,不一定见过一围小小的篱笆,纤细,温柔,一如母亲慈爱的眼神。短短几行,就融合了比喻、排比、对偶、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字字生香,温润如玉。
著名散文家耿立评价说,宋长征的文字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诗意的追寻。他贴近大地的抒写,是一种对故土、对灵魂的剖解,对逐渐消亡的农村一种挽留式的赞美。在越来越喧嚣浮躁的社会,我们饥渴而迷茫的心灵正需要这种文字来指点迷津。因为,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希望能走进水草丰美的桃花源,能邂逅水气氤氲的荷花淀。
让我们陶醉在粮食深处,否则,我怕曾经养育我们的村庄哀伤如雪。字句·片段
《想起陶》:轻柔的月光下,母亲燃起一盏灯,小小的陶盏里有一条棉质的灯芯。手中的纺车嘤嘤转起来了,手中的梭子咔嗒咔嗒在织布机上穿梭;或者左手鞋底,右手针线,母亲把针尖在鬓发间轻轻一抹,飞针走线着乡村的光阴。
《柴门风雪》:乡村老了,操劳一生的父亲或母亲手把着柴门远眺,他们单薄的身影像极了柴门老朽的模样。断了一截的门框,在风中摇摆的木板,苍凉的吱呀声像一把尖利的锯子,划破暗夜的帷幕。
《老瓦,乡村湛蓝的羽毛》:每一片老瓦上都有青苔的履痕,每一片都巧妙衔接,一个个单薄的身影组合在一起,就缝缀成了一袭经年的青色长袍。
《香附子的纠缠》:香附子是狡黠的。不像春天里的婆婆丁,也不像一棵棵孤单的马齿苋,“狗有十条命”,香附子就应该有一百条命。今天斩断了茎,明天又露出了芽;稍用力,斩断了根须,下面还有一颗核,核不大,“味辛,微甘苦,性平。祛风止痒;调郁解经”。
《稻草人的信仰》:我去了老河滩,很远就看见四爷扎的稻草人,穿着通红的衣衫。一片谷子地,沉甸甸的穗头压弯了腰,像在痛苦地回忆一些往事,四周很静,素常总是聒噪的麻雀,此时在小树林里静默不语。
《时间偷偷打了一个盹儿》:走累的时间也像人,站在田埂子上,眼前蓦然闪过一片青绿,又忽然掠过一片金黄。最后,直到虫蚁都销声匿迹了,草们也开始枯萎,人的身体里就变得空落落的。时间都打盹儿了,人是不是也该停下脚步歇息歇息? 
《老祖母的时间荒原》:年过七旬的伯父,哽咽着,老泪纵横。用手,将棺木上的土,一点点拂去。忍着悲伤,将老祖母的棺木启开。——老祖母在笑,蓝布大襟上一朵火焰般的花朵,鲜艳而生动。老祖母的脸,红润着,原本核桃皮一样的脸色,看不出一丝皱纹。花白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变得青丝如瀑。阳光,流苏般洒落,瞬间温软了老祖母僵硬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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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秘密有国就有城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京。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城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
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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