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继续增长，尤其是充当皇帝的特别侦探，当时皇帝在北京和外地有一个庞
大的侦察网，①对那些怀着义愤和恐惧回想东林在 １６２５—１６２６ 年的溃败的
人，这种事态发展是很不愉快的。
大学士温体仁没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初的政治动
荡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增加了对皇帝的影响，他让皇帝相信他在政治上是
中立的，对党派斗争不感兴趣，只为皇帝的利益服务。尽管在现存资料中有
反对他的意见，尽管他建立了自己的党派，但他在将近 １０ 年中保持了一个聪
明、多疑、勤勉的皇帝的信任，其中四年担任首辅。但是，温体仁从来也没
有像张居正在 １５７２—１５８２ 年支配万历皇帝那样支配过他的统治者。这表明，
通常都归咎于温体仁的明朝政府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的许多失败，其实应
归咎于那个维护他的权力并向他下命令的人：崇祯皇帝本人。②
温体仁在 １６３０ 年 ７ 月入阁后，利用他政治上的敏锐，整掉一个又一个反
对者而未引起皇帝的怀疑。正如他以前对钱谦益的攻击所表明的，他最喜爱
的靶子是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他们
之中有几十人离开或被赶出了政府。其中著名的有大学士文震孟（１５７４—１６３６
年）、何吾驺（１６１９ 年进士）、钱士升（１５７５—１６５２ 年）、工部左侍郎刘宗
周、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少詹事姚希孟（１５７９—１６３６ 年）。①
温体仁在看准时机时，也反对那些通常被视为东林运动的敌人的人，决
不犹豫，特别是当他们妨碍了他的时侯。１６３３ 年上半年，曾在钱谦益一案中
支持过他的首辅周延儒，被控犯了种种罪行，包括一条荒谬的指控，说他接
受陕西一个造反领袖的贿赂。当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援时，温体仁不理。他在
那年 ７ 月被迫辞职，而代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温体仁。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干旱、饥荒和叛乱，１６３２—１６３６ 年
虽然杨鹤在 １６３１ 年 １０ 月罢官后陕西的军事形势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
基本上是一个假象。造反者不过是涌进别的省份以逃避官军或陕西恶劣的经
⑤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 年），第 1 章。也见李
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 年），第 15—51 页。
⑥ 《国榷》＇498＇，6，第 5469 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 24—25 页。
① 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 6725—6728 页。
②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 — 3 页。
① 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 6957—696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561—562 页。
济情况，因为那里的许多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劫掠了。到 １６３２ 年底，造反
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山西东南、北直隶西南和河南北部，那里的一些造反者得
到相当大的成功。他们占领了山西和河南边界的城镇，杀掉官员和许多地方
名流，很少遇上官军。从政府角度看，最可怕的情况是，造反者不仅证明他
们有能力在山西中部汾河沿岸相对富庶的地区有效地作战，而且他们已经转
向中国北部平原，能够进犯北京了。②
朝廷迅速行动起来应付这个威胁。１６３３ 年初，官军在山西和河南边境对
造反者取得一连串胜利。尽管他们在山西南部不时受到挫折，但到 １２ 月，他
们已经迫使许多造反队伍退过黄河，进入河南中部、湖广北部和陕西南部。
这些地区由于受到 １６３３ 年的干旱与饥荒的影响，③当造反军不去他们的老
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进时，就给他们提供了补充兵源。１２ 月 ２７ 日，河南
西北的渑池陷落；四天后，渑池西南的卢氏受到攻击；到 １６３４ 年，一些造反
队伍在湖广北部的汉水沿岸自由来去。１６３４ 年 ３ 月和 ４ 月，造反军对长江沿
岸展开袭击，他们在那里穿过湖广和四川之间的巫山峡谷。
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１６３４ 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造反军的
陈奇瑜（１６１６ 年进士，１６４８ 年去世）①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专办“流
贼”。不出数月，陈奇瑜设计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峡谷中，
诱陷数千名造反军。然后，他在一个引起争论的行动中断送了自己前程。他
接受李自成（１６０５？—１６４５ 年）②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的投降，派人将他们
及其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是造反者的投降是假的，他们杀掉护送的人，在陕
西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水流域开始了一连串成功的袭击。这次灾难后，陈奇瑜
继续留任了几个月，随后被逮捕，由洪承畴（１５９３—１６９５ 年）③和卢象昇（１６００
—１６３９ 年）④代替，他们有以前在西北作战的经验。
洪承畴和卢象昇用了两年时间同流动的造反者作战，同时努力驾驭他们
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１６３５—１６３６ 年，造反活动扩大，⑤对朝廷幸运的是，
１６３５ 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
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⑥不过，在 １６３５ 年的 ２ 月和 ３ 月，仍有两
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
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
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１６３６ 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
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
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１６３５ 年 ８ 月，名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纽约，1974
年），第 342 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 26 页。
① 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769—770 页。
② 《明史》＇41＇，271，第 6966 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 56—57 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35—436 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16—417 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 6436—643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686 页。
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死于 １６３５ 年）①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
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
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
被山西巡抚吴ǎ保担福埂保叮矗础∧辏诨魍耍黄戎匦禄氐剿募蚁缟挛鳌Ｋ�
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 １６３６ 年 ８ 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
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 １６３６ 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
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
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
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
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
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
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
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
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 １６３４—１６３８ 年
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
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 １６３４ 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
装起义。③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
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９ 月 １４ 日晚时机
来了，一伙“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个当时的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桐固鼎盛，而浇
漓怨毒风俗久变，讵知遂变而刀兵哉？④
另外一些观察家对暴力不太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富人自找的，因为他
们蛮横地和经常非法地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下层人。尽管桐城起义很快就平息
了，但那里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东南
的其他地方，紧张关系的造成，除了别的原因外，是由于地方官、腐败的衙
门和地主豪绅的勾结。许多地主豪绅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⑤
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愈来愈重的负担就转嫁到小土地所有
者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
这类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最后面临两个不得己的选择。他们可以把
土地送给有势力的豪绅，作为佃农耕种它，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他们
的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的情况会好一点。不论他们作何选择，他们的土
地或者荒芜，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赋税的人之手。应交的赋税就压在剩
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① 钱龙锡传见《明史》＇451＇，251，第 6484—6486 页。
②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 6553—6557 页。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 钱象坤传见《明史》＇41＇，251，第 6492—6493 页。
⑤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 6491—6492 页。
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北京政府不得不减少不
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在 １６１８ 至 １６３７ 年间估计增加了六倍。
虽然关于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传统说法，①最近有
一些学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赋税的增加是“对一架已经是疲敝不
堪的财政机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紧张……［并］把不能忍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
分纳税人”。②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以 １７ 世纪的标
准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
的东西。①
在中国东南部，这种情况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更加恶化，这是由于 １６３４
—１６３６ 年间西班牙当局在马德里和阿卡普尔科采取了一系列决定。他们决定
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控制那里的中国－西班牙贸
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银收入。②这种减少没有立即在中国引起财政危
机，一方面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一方面因为从
日本继续流入大量白银。①不过当时东南最富庶的地区的记载，表明经济情况
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②他们
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１６３４—１６３８ 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 １９
人。③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
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
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 １６３５ 年 ３ 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
亵渎了。④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
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
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
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１６３７ 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
① 《明通鉴》＇210＇，4，第 3165 页。
② 《明史》＇41＇，305，第 7827—7831 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 56—57 页；和邓恩：《巨人的
一代》＇148＇，第 253 页。
① 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 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