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１２０４ 年采用畏兀儿字母书写的蒙古文。畏兀儿字与新创的八思巴文同时使
用，虽然 １２６９ 年 ３ 月曾下旨令此后用八思巴文撰写政府所发文书。有资格上
疏的官员要用蒙古文上疏，所以蒙古翰林院在上传下达、与皇帝沟通方面起
着关键作用，因为是蒙古语而不是汉语才是元代中国的官方语言。
蒙古翰林院还负责蒙古国子监与蒙古国子学，教育蒙汉权贵子弟。１２６９
年在各路所设的蒙古字学接收一批官员的子弟侄孙入学，对他们的民族成分
并不考虑。１３１５ 年蒙古国子学有 ５０％为蒙古人，可惜我们没有蒙古字学学生
成分的资料。但据说，那些有心在元朝做官的汉人是有机会学习蒙古文的。
与蒙古国子监和蒙古国子学相当的汉人机构属集贤院管辖。①国子监招收
七品及其以上朝官的子孙，可以是汉人、蒙古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三品及其
以上的朝廷官员可以推荐有特殊才干的平民作为国子监的免费旁听生。１２８５
年集贤院由翰林院分出来，并附加了一项职责：由国家任命的道教管理人员
兼管全国道观道教事务。
在管理道观等道教事务方面，元代中国的集贤院的作用与宣政院并无什
么根本的不同，后者直接管理全国的佛教徒，并在名义上管辖吐蕃地区。还
可以找出另外一个相对应的现象：集贤院靠任命各道观的道长来监督道教，
这样的做法也类似于元廷对儒学书院的规定。儒学教授与书院山长均由政府
指派或者是要经过政府批准。
如果说元廷曾有意通过归并而将宗教与教育建置罗致到其官僚机构系统
中去，那么最多可似说这个成功是拼合而成的。宣政院很多高级官员是僧侣
或佛教信徒，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宣政院对佛教徒（其实也包括道士、回回
和其他信仰者）宽容地实行免税。这种免税在宣政院与地方官员之间引起很
大摩擦。元末 ３０ 年间书院数目骤增的现象也可以用同样的现由来解释。把土
地捐献给书院的人可以免除强征的差役，而元末的徭役负担不但相当繁重，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另外，还有一些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从它们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
① 见＇46＇陈学霖：《元代宫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 62－64 页；＇52＇陈学霖：《王鹗》，第
54—57 页；＇653＇《元史》，卷 87，第 2189 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 148—149 页。
② 关于这一机构及蒙古学校，元代官方文书使用蒙古文字的情况，见＇653＇《元史》，卷 87，第 2190—2191
页；＇412＇《元法典》，第 1 卷，第 149—151 页；＇552＇杨联陞：《〈元典章〉研究》，第 126—128 页；＇105＇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 3 章。
① 下文所述集贤院、宣政院和元代学校的情况，参看＇653＇《元史》，卷 87，第 2192—2193 页；＇412＇拉契
内夫斯基：《元法典》，第 2 卷，第 25—26 页；＇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
＇480＇孙克宽：《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第 223—224 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 311—315
页；＇272＇鲁比？拉姆：《元代书院的作用》。
的功能，例如太史院、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太医院等。有些机构负责管理
皇太子、皇后属下的匠户，其中一部分工匠及其家属划分为民匠，另一部分
为怯怜口（蒙语口语 ｇｅｒ－ｉｎｋ’ｅ’ü，书面语 ｇｅｒ－üｎ ｋ ■ｂｅｇüｄ），意为“家
中儿郎”，即僮仆或奴隶工匠。元朝王室、贵族都有分封得到的世袭占有的
匠户，这是蒙古早期遗留下来的习俗。由于经常在各居住地之间迁徙，需要
带着整批有技能的工匠和奴隶来修建住所。
除了分配工匠，蒙古统治者还将土地尤其是中国北方的土地（连同土地
上的人口）分封给蒙古诸王、贵族和勋臣。对这种分封所用的术语不一，主
要的是“投下”，意为封地，或分地（分配的领地）。①经皇帝批准得到封地
的领主，可以任命自己领地的达鲁花赤和扎鲁忽赤（断事官），通过政府通
常的渠道来任命的官员是少数。有元一代，朝廷与诸王之间为了取得对领地
经济、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斗争不断，并经常导致政府最高层的动荡。
《元史》有一卷专门讲岁赐，在北方，赏赐的是银与丝，在南方，则是
纸钞。领取岁赐的大多是皇室或蒙古贵族成员，而岁赐的来源是分地里的汉
族人口。分地的这些汉户一般在交税给领主的同时，还要向大都的元廷交税。
我们应指出，《元史》中的岁赐卷在各史均无前例。以往的断代史没有这样
一卷，因为这种制度是纯粹内亚式的，起源于蒙古人早期将征服的人口和部
落作为分子（战利品）分给统治家族的成员这样一种习俗。与此类似，很多
元廷的制度与做法是以汉化的官方术语来称呼，但这不过是外表，同它们的
内亚实质相距甚远。
① 关于投下的研究成果很多，如＇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 41－47、209 页；＇105＇《蒙古在
中国的统治》，第 4 章；＇502＇伊森拜克？图干：《〈元史〉中的岁赐门》。
社 会
把国家机器与社会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探讨是历史学家们对中国进
行研究、写作时所用的一种现代模式，然而 １３ 世纪的蒙古人却没有这样的区
分。由于源于部落与军事社会，１３ 世纪早期中期的游牧蒙古人几乎不存在社
会分层。在财产拥有两极分化这个现象上，游牧社会远没有定居的农业社会
那么极端和那么容易衡量。①例如成吉思汗早期的随从称作那可儿，即伴当，
成吉思汗是平等对待的。随着成吉思汗权力的增长，那可儿成为享有特权的
亲兵与家内侍从，他们实际是侍卫亲军怯薛的骨干。同时，他们被成吉思汗
作为弟弟对待。成吉思汗在世时，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极不分明，二者都是随
着战事而变动着。
蒙古社会自然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礼仪和禁忌，一些曾到过哈剌和林的也
里可温教士曾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与汉人利用宫廷礼仪来确定特权与社
会地位相比较，元大都宫廷里的蒙古人一定显得格外不正规，事实也是如此，
蒙古人在这些仪式上是颇不讲究的。因此，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元朝社会的顶
层，对蒙古宫廷生活的性质有所了解。
大都的蒙古宫廷的松弛气氛，明显地表现在蒙古统治者对姓名丝毫不避
讳。②汉人曾注意到蒙古人餐桌上的举止及其烹调方式，这些蒙古人更喜爱的
饭菜并不是汉式的。③例如，蒙古人吃饭时用小镔铁匕首切肉，就有损于他们
在汉人儒士眼中的形象。
但这并不是说蒙古人对汉人仪式一概不要，在儒士的极力说服下，蒙古
统治者默许了郊祀等儒家仪式，可他们一般不亲自参加这些仪式。这完全可
能是因为蒙古皇室觉得八思巴所传的佛教仪式更合他们的口味。皇室成员亲
身参加每年正月举行的佛教仪式，并观赏汉人、回回、唐兀人艺人表演的戏
曲。①蒙古统治者也一直举行萨满教仪式。显然，在他们看来，源于不止一种
宗教一意识形态传统的正统地位并不存在什么矛盾的地方。
在帝国首都大都，蒙古人居住的方式也表明了他们在固守草原习俗。毫
无疑问，大都作为一座帝国都城采取了汉式建筑模式，但是直到 １４ 世纪，一
些蒙古统治者与皇室成员依然愿意住在市区皇家花园里搭起的帐篷中，不肯
住进宫殿，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忽必烈曾下令将蒙古草原的草坯运来移
植到皇家花园，而帐篷就搭在这些移植过来的草地上。其中有一个花园中的
毡帐十分高大宏伟，而宫殿内的墙上还有一些是兽皮布置。帝国另一都城上
都，在大都完工以后主要用来作为皇室成员打猎消遣的场所。②
所有这些有关餐桌举止、典礼仪式、住房搭帐，以及打猎的细节，都说
明在很大程度上皇室对于模仿汉人生活方式并不热忱，他们对汉族文化也没
有太大的兴趣。当然也有例外，元文宗图帖睦尔（１３２８—１３３２ 年在位）支持
① 对此问题的讨论，见＇154＇欧内斯特？盖尔纳：《迁徙无常的家》。
② ＇650＇叶子奇：《草木子》，卷 3，第 59 页；＇628＇《元典章》，卷 28，6b—7a。
③ ＇322＇牟复礼：《元代和明代》，第 204—208 页。
① 关于元代礼仪作用的最优秀的著作是＇126＇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
念》，参见该书第 32—35、60—61 页。
② 关于元大都的深入论述，见＇478＇南希？S。斯坦哈特：《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
学术与艺术，他曾在京城建立奎章阁即是一例。③蒙古统治者还对《孝经》表
现了极大兴趣，下旨将此书译为八思巴蒙古文，并印行分发给蒙古诸王。①
皇室之外，虽不占多数但为数不算少的蒙古人开始学习汉文化，并在追
求文学艺术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些人多出身于蒙古贵族。②这些有成就的
蒙古学者中有一些是汉人母亲与蒙古父亲的混血儿。很明显，他们是在汉人
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虽然这些汉化的蒙古人在中国全部蒙古人中只占很小
的比例，但在元后期他们的人数颇有增加。
汉文化对整个蒙古民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反过来，蒙古人的宫廷生
活在中国整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反映。对于这种在一个民族当中保持另一种民
族的独立性的特殊局面，人们还是要问，中国社会在外族非汉化的统治下，
是怎样运转与进展的呢？
比较早期的一种对元代中国社会的看法是蒙古人对整个社会强加了严格
的等级制。③元代社会根据民族成分而划分为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
人）、汉人（北方中国金朝原来统治下的各族人）以及南人（倒台的南宋统
治下的居民），一级比一级低下。在过去的 ５０ 年中许多学者已经不再认为等
级制在元代中国起作用。根据官方规定，汉人是不能担任达鲁花赤等官职的，
但事实上却很容易找出汉人当达鲁花赤的例子。元政府曾试图把一些职位专
门留给某些民族成分的人，但这些规定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破例，说明有相当
大的政治上的灵活性。当然，在汉人学者看来，当官的途径与传统的方式完
全不同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蒙古统治者不曾试图造成这样一个有等级的社会：他
们自己以及在征服中国前就与其结为联盟的色目人将受到最优待遇。虽然由
于人口比例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在几乎所有各级政府中都任用了汉人，但是
蒙古人还是尽力保留了对非汉族人的一定的优待。
就处于上层的民族来说，突厥人在 １３、１４ 世纪的中国当然是仅次于蒙古
人的最受信任与优待的民族。这种优越的地位最容易得到解释，因为在 １３
世纪初叶，蒙古人已经与突厥各部落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关系。①到 １２２５ 年，
畏兀儿、哈剌鲁、钦察、汪古、克烈、乃蛮等都归降了成吉思汗（其中克烈
与乃蛮究竟属蒙古语族还是突厥语族仍有争议）。蒙古人采用了突厥畏兀儿
竖写的文字来书写蒙古口头语言，而突厥人，其中有许多是畏兀儿人，充当
了前忽必烈时期蒙古人的军事谋士、书记官、大臣与行政官员。这一时期东
部草原通行的语言是突厥语而不是波斯语。
在忽必烈时代，相当数量的突厥人继续在朝廷担任顾问、皇室子弟的导
师、翻译与武官。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和帖尼别吉就是一位克烈公主，忽必烈
本人就是在这些突厥谋士们的环绕中成长的。在忽必烈以后的元代朝廷，突
厥人在政治角斗中取胜，他们之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是钦察人燕铁木儿（死于
③ 见＇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478＇《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第 38 页。
① 见柯立夫对《孝经》蒙文译本研究的前言，＇71＇《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第 70 页；＇118＇傅海
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第 22—24 页。
② 这一观点来自＇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
③ 下文关于元代社会的论述，参看＇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556＇易洪明（译音）：《元代阶
级制度：评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① 见＇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