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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在清末，绝对属于满人中的翘楚。旗下三才子，大荣（庆）、小那（桐）、端老四（方），端方出类拔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比前两位都多得多。此公思想开明，又能干。在那个满人普遍低能颟顸的岁月，显得十分扎眼，也深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赏识。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干过。早在戊戌变法中，他就是满人中不多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他更是非常卖力地推动。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据说，考察回来之后，慈禧问他立宪的事，他回答说，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一句话，让老佛爷定了心。他在地方任上，一边大力改革，一边着力防范革命党，但处置起来却比较温和。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混成新军标统（团长），被他发现，没有砍头，只是驱逐了事。江苏革命党首领人物陈道公被他抓了，不仅狱中加以优待，而且最终放了。陈道公从此改名“陶遗”，以纪念他的救命恩人（端方字陶斋）。刘师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感念于端方的礼贤下士，也许未必会背上一个叛徒的罪名，投到端方的幕下。若不是慈禧和光绪翘得太早，端方没了靠山，大祸突降，遭政敌算计，被人弹劾，丢了乌纱，作为罕见的满人能臣，他理应在后来的政局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他被人弹劾，罪名是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所谓的不敬，无非是丧礼上派人沿途照相——一个跟时髦的先进文化有点关系的罪过，其实不过扯淡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在当政的亲贵翦除袁世凯势力中，撞到了枪口上。以载沣为首的满人少年亲贵，在暂短的三年当家期间，所作所为，主要是把权揽在满人自己手里，但却先把一个属于自己人的才子加能吏给革职，想不垮台都难。
在清王朝的倒计时的几个月，端方被重新起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替这个末世王朝办一件最不该办、最得罪人的大事。现在看来，就是这件事，送了端方的性命，否则，赋闲在家的端方，料想积攒的银子不少，在革命后若是想干点啥呢，老朋友袁世凯也会答应，不想干，做遗老，尽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同道诗酒唱和，喝喝酒，做做诗钟，发发牢骚，颐养天年。接任之后，刚到武昌不久的端方，就赶上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职责所系，他无法置身事外。只好从湖广总督瑞澂那里，讨了一个多标（团）的新军，入川弹压。
可是，入川在那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他带着兵进了到了资州，川督赵尔丰已经开杀戒闯了大祸，四川遍地烽火了。当然，聪明的端方，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于是停在资州观望起来。同时，他也不断做出姿态，表示对保路运动的理解，要释放所有被捕的人。不仅弹劾了曾经的护理总督王人文，连现任的总督赵尔丰也没放过。但是，他释放的善意，在不断恶化的局势面前，已经没有用了。武装造反的同志军，越来越激进。停在资州，吃牛肉和老酒的端方，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几天，背后的武昌就炸营了。武昌起义爆发而且成功之后，尽管端方刻意隐瞒武昌的消息，他所带的这一团士兵，还是变得躁动起来。原本他们就是起义士兵的兄弟，里面的革命党人，一点不比在武昌那部分部队的少。老营反了，确切消息没有，但蛛丝马迹总会有，不反，怎生耐得住？端方也闻到了味，想要逃，人生地不熟。要当地绅士帮忙，无奈这个钦差大臣过于有名，动静太大，没人敢接茬。只身出逃，遍地烽火，也不安全。正在犹豫中，发现他带的士兵，全都剪了辫子。端方跟士兵们说，他原本是汉人，姓陶，浙江人，先辈人于清初投旗。此时的表白，已经无济于事。不久，端方和他的弟弟，根本无辜的弟弟，被士兵架了出来。他对士兵说，我待你们不薄。士兵说，那是私恩，我们求的是反满的公义。他又说，来自自流井的银子马上就到，你们可以拿了银子，放了我。士兵们干脆不说话了。在死寂的静默中，端方和他弟弟被按在四脚板凳上，砍了好些刀，脑袋才被砍了下来，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匣里，被带回了武昌。当时，四川遍地烽火，如果入川的鄂军不杀端方，就会被视为敌人，能不能全身而退，很难说的。所以，端方的头颅成了通行证，在回鄂的路上，路过一地，川人都要打开匣子看看端方，然后摆酒送行。
就这样，端方成了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在辛亥革命当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人很多，各个层次的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至于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的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而且，清政府有意改善了八旗的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要比当地的新军还要好。但是，革命发生之后，各地的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但也不是一个没有，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穆就是一个。自己死，其实不容易，“吾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官做到一定份上，就是自己想死，也未必死得了。一大家子人，拖累太大。况且，晚清的人们，传统的观念已经动摇，有谁还在意忠孝节义？
镇江的八旗防营很有名，系著名的京口驻防，由一个副都统统率，常川驻扎一千六百余名士兵。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副都统海龄率京口驻防八旗跟英国人血战，据茅海建研究，此战让骄横的英国人付出了三十九人毙命，一百三十人受伤，外加三人失踪的损失。超过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次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鉴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加上是远离本土的海外作战，所以，受伤的英军士兵带来的战斗减员，比死亡还要多，而且多半活不了。因此，精通军事的恩格斯当年评论道，说是如果英军在中国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当然，镇江的驻防八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样据茅海建的统计，战死二百二十五人，受伤二百二十六人，失踪四十八人，三倍于英军。城陷之后，八旗兵跟英军展开了巷战，很多人肉搏到最后一息。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鸦片战争爆发时，舆论公认八旗已经腐化，但镇江的驻防八旗却能打出这样的战绩，的确不同凡响。
当然，当年的战绩，只是八旗最后一点回光返照。也许能战的八旗子弟都在那场鏖战中死光了，随后到来的太平天国战争，镇江八旗就没有什么有光彩的表现了。八旗跟绿营一样，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京口驻防的八旗，已经拖家带口膨胀到了近万人，据说多为蒙军八旗，能拿枪的还是不足两千，虽然装备精良，但跟所有八旗防营一样，武备松弛，人无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能过一日算一日。
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作为宗室的载穆升任京口副都统，他倒是想有点作为，还尽其所能，对八旗防营进行了一番整顿，只是收效甚微。武昌起义时，镇江新军有五个营，兵力超过旗营，但没有重武器。重炮和机关炮，都在旗营手里。新军不稳，各地皆然，载穆也早有耳闻，武昌起义之后，他一边下令全营戒备，一边下令把大炮拉到城墙上，炮口对着新军营盘。害得新军十分惶恐，很多人主张移营他走，虽然最后没走，很多士兵也不敢回营，住在外面。作为起义首领的营管带林述庆（起义后担任镇军都督），还多次化装到旗营周边侦查地形。并且通过关系，从已经起义的上海，弄来了大批的弹药。可见，新军对于旗营还是相当重视，做了一场恶战的准备。
然而，这场恶战根本没有发生。拉炮上城墙，全营戒备，其实不止吓到了新军，更吓坏了自己人。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仗的京口八旗防营，已经闻不得火药味了。没等新军起义，这边的旗兵就多次跟当地商民商议“和平解决”，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旗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这样的商议和谈判，其实一直瞒着副都统在进行。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载穆也无可如何，“始则涕泗横流，哽不能语，继则曲徇众请，无复异言。”最后，咬咬牙，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保全旗人生命；二、保护旗人财产；三、护送载穆家眷行囊出境。这边绅商当然悉数答应（其实这些条件早在商议中就已经定了），然后，这位副都统就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这一切在新军未发动时，就已经发生。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居然兵不血刃就烟消云散。蓄谋起义的新军，居然一枪没放，没有机会放。整个过程，只折了一个满人贵族，还是人家自己了断的。而载穆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对于载穆的死，让镇江士绅很是感动。地方士绅首领镇江中学校长杨振声发起募捐为他立祠纪念。在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杨振声还上书袁世凯，请求为载穆建立专祠。认为他不仅防止了战火发生，而且舍命尽了效忠之义。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垮台的时候，居然是树倒猢狲散，没多少人在意它的死活。遗老遗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仁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之后，民国办得又没什么起色之后。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这个死心眼的载穆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自晚清以降，八旗兵的没用，已成典故。这个典故流传了很长时间，一说谁没用，就说是八旗子弟，好像直到今天这个典故方才有点过时，已经有段时间没人用了。大约是前些年铺天盖地的辫子戏演多了，辫子戏里的勇士也忒多了点，晚清时节拎鸟笼子闲逛，百无一用的八旗子弟，经电视剧一折腾，已经变了身披铠甲挥舞战刀的斗士，潜移默化中，八旗子弟似乎被平反昭雪了。
不过，在晚清那阵，真实的八旗子弟，真的是没用。任何一群人，无论他们当初如何生猛，如果将他们放在那里，管吃管喝管住管钱花，什么都不让做，一放放了两百多年。结果会怎样？原来说不事生产是为了让他们打仗，后来仗也不用打了，自打湘淮军兴起，八旗兵连以往出兵做样子的事都免了。不用做事，但待遇优厚，寻常兵丁，每月也有四两饷银，还不算粮米。除了当兵之外，还有油水特足的关丁、漕丁和盐丁可做，坐在家里，就可以拿钱。这些差事，在清朝都是专门留给旗人的。旗人如果断文识字，那么做官的机会要比汉人不知大到多少倍。打江山坐江山的蛮理，落在一个小民族上头，让满人过足了瘾，瘾大了，人也就废了。
满人的特权，在当时其实并不特别招人恨。原因是这些人由于铁杆庄稼的缘故，大多不操心钱财之事。有钱就花，买东西不屑跟人讲价，钱花没了就赊账，再不就当当。反正国家是他们的，不担心让他们因欠债进监狱。于是这些老爷就整天当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