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到了这个时候也开始发火，采用了一些轮番轰炸的疲劳战术、灯光眩晕的迷糊战术、戴上手铐半蹲半站的惩罚战术、连蒙带诈的诱敌战术，这些战术用到吴水道身上居然完全失效，他不但拒不交代问题，反过来还动不动提醒专案组注意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搞逼供。
局长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以为捞了一根脆麻花，咬到嘴里才知道是一根咬不断嚼不烂的牛皮绳，这个吴水道表面上看着老实巴交，其实比油锅里的鹅卵石还圆滑，比脚后跟上的老趼还顽固。审讯陷入了僵局，老局长也有些一筹莫展了。所幸的是，彭远大他们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吴水道那两个卖走私货的老乡的住处，便立刻对这两个家伙实施抓捕。
那些到银州市来做买卖的福建人都喜欢租住当地居民自己搭盖的储藏间，俗称小土房，既省钱，也方便，警察一般不会到居民自己搭盖的储藏间查户口。这些卖走私货的也知道自己干的是违法勾当，万一有什么事情跑起来顺当。果不其然，当彭远大他们来到吴水道那两个老乡的住处时，他们早已经像闻到猫味道的老鼠，溜之大吉了。彭远大他们对这些人的住处进行了极为认真细致的搜查，结果除了捡到几个装电视机的破空箱子和一些人家扔掉不要的破鞋、烂袜子、空牙膏皮，连金子的影儿都没有。公安局立刻发布了紧急搜捕令，对银州市展开了大规模、地毯式的清查行动，整整搞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收获，吴水道的老乡就像沙滩上的水珠，蒸发得无影无踪。
经过不断地揭发检举，线索越来越集中到了吴水道和他的这两个老乡身上，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就在大金锭丢失的那一天早上，有人还在厂区的后围墙附近看到了吴水道的老乡之一，那一天因为要接待老将军，全厂戒严，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门卫也信誓旦旦地保证那一天绝对没有任何外人进厂，如果门卫没有说谎，那么这些人肯定就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围墙虽然有三米多高，上面还有玻璃碴子组成的防爬网，但是如果事先做好准备，要想越墙而入也不是没有可能。
彭远大再次热剩饭，带了几个警察沿着厂区围墙内外一寸一寸地检查，又调来了警犬，先到吴水道那两个老乡的住处嗅过了他们遗留下来的破衣烂袜子，又沿着围墙一寸一寸地嗅了一遍。来到一处拐角的地方，警犬狂吠起来，驯犬员向彭远大翻译了警犬的意思：在这里嗅到了嫌疑人的气味，嫌疑人肯定到这里来过。彭远大他们连忙对这一处围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了仔细的勘察，这处围墙的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堆上了垃圾，垃圾堆有一人多高，从这里爬上围墙是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看来那些职工揭发检举的是实情，嫌疑人就是从这里翻墙进入厂区的。明白了这一点一点儿用也没有，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抓住吴水道的那两个老乡。
那个时候破案手段还非常落后，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信手段和侦破技术，所以那两个嫌疑人跑了之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吴水道身上，指望能从他身上得到那两个人的身份资料。可是任凭怎么样软硬兼施，吴水道一口咬定跟那两个人虽然能算是老乡，但是过去根本不认识，即便现在也仅仅是一般来往，从他们手里买过一台便宜点的黑白电视机而已。这又应了那句话，贼没赃，硬似钢。
公安局只好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了吴水道身上，也许连续不断的审问确实让吴水道吃不住劲了，他松口了，说只要让他睡一觉，他就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公安局。专案组也被他折腾得精疲力竭，吴水道提出的这个要求也还算合理，退一万步说，不管合理不合理，你不让他睡觉他就不交代，让他睡一会儿，说不定还真能交代问题。其实到现在为止，吴水道还不能算是犯罪嫌疑人，因为他的那两个老乡到现在也没抓住，更没有拿住他们盗窃金锭的确凿证据。于是专案组同意了吴水道的要求，让他好好睡一觉，然后老老实实把问题交代清楚。
“就算是你自己偷了金锭，也不至于是死罪，如果是你的老乡偷了，你揭发检举他们还能立功受奖，好好睡一觉，起来原原本本的把他们的身份、住处等交代清楚，你也就没事了。”临入睡之前，彭远大还这样对吴水道做了做工作。
吴水道连连答应着，倒头便睡。彭远大出来吩咐看守他的民兵，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吴水道逃跑或者自杀。民兵拍着胸脯保证：“彭组长，你放心，没问题，裤腰带、鞋带我们都给他解了，身上任何利器没有，门窗都有铁栏杆，他插上翅膀也飞不了，撞破脑袋也死不了。”
彭远大又对现场和吴水道检查了一遍，防范工作非常严密，就像民兵说的，插上翅膀也飞不了，撞破脑袋也死不了。老局长也心疼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指示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再接再厉争取尽快拿下吴水道，抓住那两个逃跑的犯罪嫌疑人。警察和吴水道都休息了，过了风平浪静的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彭远大精神抖擞早早起床，带了专案组的人来到隔离室要继续审讯吴水道。民兵在门外恪尽职守地看守着吴水道，彭远大问：“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民兵说：“没问题，一切正常，睡得跟头死猪一样，到现在还没起来呢。”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吴水道确实已经成了一头永远也不会醒来的死猪。
彭远大让民兵把门打开，室内昏暗，吴水道蒙头盖脸仍然熟睡着，彭远大过去正想拍醒他，却感觉这人睡眠的姿势太怪异，他上下两截睡在床上，中间一截身子却吊在床外面，彭远大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点不对，揭开蒙住吴水道全身的被子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吴水道的脚用自己的裤子绑在了脚下面的床头上，脖子用两只袜子联结成的绳索套住，身子耷拉在床边，就像穿起来悬挂在绳索上晾晒的鱼干，脸色蜡黄，嘴唇含着舌尖，眼珠鼓了出来，活像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人。大家顿时慌了手脚，七手八脚地把他解开，探探鼻息，吴水道就像倒闭了的饭馆，冰锅冷灶一点儿热乎气都没有了。
“快叫救护车吧。”旁边一个警察提议，“赶紧通知技术组来做勘察吧。”另一个警察提议。
谁都知道此刻叫救护车已经没有意义，吴水道已经走远，神仙都叫不回来了，可是谁也知道不叫救护车不行，这是一道程序，如同坐火车到达了终点站也必须检票，不检票就不能出站。
救护车来了，拉着法医和刑侦技术员的警车也来了，局长听到消息坐着他那台伏尔加也来了，厂长书记包括其他厂领导也都赶了过来。吴水道死了倒比活着的时候更加引人关注，有这么多重要领导前来送行。
急救医生翻开吴水道的眼皮用电筒照了照，摇摇脑袋退了回来：“人都凉了，已经开始发生尸僵，没救了。”
轮下来就到了法医和现场勘察技术人员显身手的时间，忙乎了半晌，得出了结论：自杀身亡，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三点钟左右。自杀方式是：吴水道先用自己的裤子固定住自己的双脚，然后再把用袜子结成的绳索绑在床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他朝床铺下面一滚就万事大吉了。
唯一的线索断了，从吴水道身上找出大金锭的希望破灭了，公安局和工厂上上下下极为沮丧，案子陷入了僵局。
专案组没有马上撤，继续做着一些没有什么意义却又不能不做的事情。吴水道的家属从老家前来处理后事的时候，抬着吴水道的尸体到公安局门前闹着要赔偿，搞得公安局非常狼狈。市委书记出面严令“886”厂出面收拾局面，厂领导吓唬吴水道的家属，说吴水道是畏罪自杀，如果再继续闹就按照法律严惩不贷，私下里又比照工伤待遇给吴水道的家属作了补偿，软硬兼施才算把吴水道的家属安抚下去，好赖把吴水道埋了。说吴水道畏罪自杀一点儿都没道理，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明人家有罪，按照现在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在法院判决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多亏那个时候的人还比较老实，法制观念也比较差，法律也不完备，让单位领导一吓唬，再多给一点儿丧葬补助也就不了了之了。
案子闹了个没名堂，还又死了人，大金锭就像快乐的天使在人间转了一圈忽悠一下子就飞没了，公安局上上下下灰头土脸，对谁都没法交代，只能继续调查这个没有任何线索可供调查的案子，派出大批人员拿着那两个福建人的模拟画像，到全国各地去找那两个福建人。中国人多地广，那个年代通信条件技术手段又非常落后，要在茫茫人海里找到那两个福建人，难度比大海捞针差不了多少。其实谁心里也明白，这种找法根本就没什么希望，充其量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徒劳而已。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开始恢复“文革”前“股科处队”的建制，这样一来也就面临着人事安排和干部任命的现实问题。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永远都是狼多肉少，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除非所有官员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那时候爱当官、想当官的肯定会大大减少，因为，谁都愿意当主人，谁也不愿意当仆人，真正要去做仆人了，很多人肯定就不爱干了。公安局的组织机构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干部界限已经很不清晰，干部级别也搞得不清不楚，一说大家都是组长或者副组长，可是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组长有时候连局长都说不清。这一回经过拨乱反正，今后大家各就各位，行政级别清清楚楚，这也为今后每一个人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所以大家眼睛都瞪得跟汤圆一样，谁都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谁都不愿意让这一趟开始正点运行的列车落下。
彭远大根据他的现任职务刑侦组副组长、“9·11”大案专案组组长，当个副科长甚至科长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是，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和干部任命人事变动都是一场场人咬人、人捧人、又咬人、又捧人的悲喜剧。
彭远大也属于这场大戏的重要角色，自然也就有人朝他张开了大嘴。咬他的原因很简单：有限的果子被无限的欲望抢夺时，场上少一个人，别的人就多一分机会。咬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深陷在“9·11”金锭案子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但案子毫无进展，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死了重要嫌疑人，死者的家属抬着死尸到公安局大门口示威闹事，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此外，他不是科班出身，根底不过就是个以工代干，这也是反对他担任公安局科级领导职务的重要理由。
俗话说，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何况彭远大在公安局干了这么多年，好朋友远远不止三个人，那些咬他的话也能及时传到他的耳朵里。彭远大既生气又着急，生气的是别人这么说他显然是不公平的，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着急的是，如果组织上听信了这些谗言，他显然就会失去这一次正规化带来的提升机会。如果这一次彭远大能够如愿以偿成为科级干部，那么他的远大理想迟早就有实现的希望，如果失去了这一次机会，他的远大理想不仅变得缥缈，就是现在的警察能不能继续干下去也会成为未知数。
彭远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尽早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硬着头皮去找了局长，他没有直接说自己想当科长，那个时候的人脸皮还没有现在的人厚，即便跑官也是躲躲闪闪、迂回出击，不像现在的人，把跑官看得就像在商场上做生意，就像在房地产市场作投资。彭远大那会儿还不懂得跑官，因为那会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里还没有这种名堂。他只知道这是向领导反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且要尽量把这个意见和看法伪装成和个人利益无关，那个时代为自己谋利益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所以彭远大尽量要装得自己找领导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个人利益。
局长头发已经花白，有人传说这一次机构调整结束之后，他就要离休回家了。彭远大很喜欢这个老革命，这个老革命也很喜欢彭远大，彭远大能在进入公安队伍短短几年里就由一个以工代干的警察成为刑侦组的副组长，一方面因为他确实能干，像模像样地破了几个案子；另一方面也跟局长喜欢他不无关系。如果局长不喜欢他，他破的案子再多也没用，那个年代讲究的就是资历，论资排辈，他的资历还太浅。排队买票也得耐心等上十年八年。
老局长也在为“9·11”大案挠头，这个案子拖了下来，上级也觉得凭他们的本事一时半会儿破不了这个案子，催的也不像刚发案的时候那么紧了，尽管上面不再催命似的追案子，但是局长是一个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