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他们怀着凄切和审慎的心情去接触那些王族中人的身体。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对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昌盛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大胆，敢于反对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du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立即有了朋友和敌人。有些人欢欣鼓舞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起初都象旭日前的猫头鹰，闭上了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慨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特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震动，它对被击败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敌人来对待并流它的血的光荣也没有给。专制政府总喜欢看见自由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当进行得那么威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慨、最惊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是多么重，从种种事态中却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这里感到一种高出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光辉灿烂的东西。
人权粉碎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来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里来的。胜利的人权丝毫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便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便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使在表面上是最需要的，即使是当代的人所最赞同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包含的人权过少或根本不包含人权，通过时间的演进，必将无可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立即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弗利①。马基雅弗利绝不是个凶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烂污作家，他只是事实罢了。并且这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仿佛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如此。
①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是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的。结束决斗，让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渗入事实，事实也渗入人权，这便是哲人的工作。
二无终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就止步不前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人立即破坏这搁浅的船。
机灵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都自加封号，自命为政治家；因而政治家这个词儿到后来多少有点行话的味道。我们确实不应当忘记，凡是有机智的地方人道主义〃，每个人只要相信宗教，就可以获得〃真正的人，就必然有小家气。所谓机灵人，也就是庸俗人。
同样，所谓政治家，有时也就等于说：民贼。
按照那些机灵人的说法，革命，象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动脉管破裂，应当赶快把它缝起来。人权，如果要求过高，便会发生动荡。因此，人权一经认可以后，就应巩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后，就应想到政权。
到这里，哲人还不至于和机灵人分离，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戒心。政权，好吧。但是，首先得搞清楚印度伊斯兰教的改革家和教育家。早年研究阿拉伯文、波，什么是政权？其次，政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机灵人似乎听不见这种窃窃私议的反对意见，仍旧继续他们的勾当。
根据那些善于伪称于己有利的意图为实际需要的聪明政治家的说法，革命后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就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便是找一个王室的后裔。这样，他们认为，便能在革命以后享有和平，就是说，享有医治创伤和修补房屋的时间。旧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但是要找到一个王室的后裔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严格地说，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个有钱的人都够格当国王。波拿巴是前一种例子，伊土比德①是后一种例子。
①伊土比德（Iturbide），墨西哥将军，一八二一年称帝，一八二四年被处决。
可是并非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王族的世系。还得多少有点古老的根源才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
假使我们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观点去看……当然，我们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见……，在革命以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可以是并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说，亲自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在那里面插过手的，不问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问他使过的是斧子还是剑。
一个王裔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应当是民族主义的，就是说，不即不离的革命者，这不是从他具体的行动看，而是从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应和已往的历史有渊源，又能对未来起作用，并且还是富于同情心的。
这一切便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非选择一个家族不可，不伦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
这些王室颇象印度的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树的枝条能垂向地面，并在土里生根，成为另一棵无花果树。每一根树枝都能建成一个王朝。唯一的条件是向人民低下头来。
这便是那些机灵人的理论。
因而出现了这样的伟大艺术：使胜利多少响起一点灾难的声音，以使利用胜利的人同时也为胜利发抖，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点恐怖气氛，拉长过渡工作中的弯路以使进步迟缓下来，冲淡初现的曙光，指控和遏制热情的谋划，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捂住欢呼胜利的嘴，给人权穿上龙钟肥厚的衣服，把魁伟高大的人民裹在法兰绒里，叫他们赶快去睡觉，强迫过分健康的人忌口，教铁汉子接受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请那些害远大理想病的人喝些掺了甘草水的蜜酒，采取种种措施来防止过大的成功，替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一八三○年便采用了这种一六八八年①在英国已使用过的理论。
①一六八八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
一八三○是一次在半山腰里停了下来的革命。半吊子进步，表面的人权。逻辑可不懂得什么叫做差不离，绝对象太阳不承认蜡烛那样。
是谁使历次革命停留在半山腰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的利益。昨天是饿，今天是饱，明天将是胀。
出现在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以后的情况又出现在一八三○年查理十世之后。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只不过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中的人是那种现在有时间坐下来的人。一张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但是，由于过早地要求坐下，人们甚至要停止人类前进的步伐。这向来是资产阶级犯下的错误。
人并不因为犯一次错误而成为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并且，说话应当公正，即使对利己主义，也应当如此；在一八三○年的震动以后，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那一部分人所指望的并不是由淡漠和懒惰所构成并含着一点羞愧心情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局面，也不是那种类似沉沉入梦暂忘一切的睡眠，而是立定。
立定，这个词儿，含有一种奇特的并且几乎是矛盾的双重意义：对行进中的部队来说是前进，对进驻来说是休整。
立定，是力量的休整，是拿着武器的警觉的休息，是布置哨兵进行防卫的既成事实。立定，意味着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一八三○和一八四八的中间站。
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战斗也可以称为进步。
因此，无论对资产阶级或对政治家们来说，都必须有一个人出来发布这个命令：立定。一个〃虽然·因为〃。一个既表示革命又表示稳定，换言之，一个能以其调和过去和未来的显明力量来巩固现在的两面人。
这个人是〃现成摆着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二一人便把路易－菲力浦捧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礼。他称他为〃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的天主堂。①这样以半王位代替全王位便是〃一八三○年的成绩〃。
①法国革命前国王在兰斯的教堂里举行加冕礼。
那些机灵人的大功告成以后，他们的灵药的大毛病便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无视于绝对人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绝对人权喊了一声：〃我抗议！〃紧跟着，一种可怕的现象，它又回到黑暗中去了。
三路易－菲力浦
革命有猛烈的臂膀和灵巧的手，打得坚定，选得好。即使不彻底，甚至蜕化了，变了种，并且降到了雏形革命的地位，例如一八三○年的革命，革命也几乎必定能保住足够的天赋的明智，不至于走投无路。革命的挫折从来不会是失败。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革命也一样能犯错误，并且有过严重的错误。
我们还是来谈谈一八三○。一八三○在它的歧路上是幸运的。在那次突然中止的革命以后建立的所谓秩序的措施中，国王应当优于王权。路易－菲力浦是个难得的人。
他的父亲在历史上固然只能得到一个低微的地位，但他本人是值得敬重的，正如他父亲值得受谴责。他有全部私德和好几种公德。他关心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安全、自己的事业。他认识一分钟的价值，却不一定认识一年的价值。节俭，宁静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及其特点，探讨了向，温良，能干，好好先生和好好亲王。和妻子同宿，在他的王宫里有仆从负责引导绅商们去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当年嫡系专爱夸耀淫风以后，这种展示严肃家规的作法是有好处的）。他能懂并且能说欧洲的任何种语言，尤其难得的是能懂能说代表各种利益的语言。他是〃中等阶级〃的可钦佩的代言人，但又超出了它，并且，从所有各方面看，都比它更伟大。他尽管尊重自己的血统，但又聪敏过人，特别重视自身的真实价值，尤其是在宗枝问题上，他宣称自己属于奥尔良系，不属于波旁系；当他还只是个至宁极静亲王殿下的时候，他俨然以直系亲王自居，一旦成了国王陛下，却又是个诚实的平民。在大众面前，不拘形迹，与友朋相处，平易近人；有吝啬的名声，但未经证实；其实，他原不难为自己的豪兴或职责而从事挥霍，但他能勤俭持家。有文学修养，但不大关心文采；为人倜傥而不风流，朴素安详而又坚强。受到家人和族人的爱戴，谈吐娓娓动听，是一个知过能改、内心冷淡、服从目前利益、事必躬亲、不知报怨也不知报德、善于无情地利用庸材来削弱雄才，利用议会中的多数来挫败那些在王权下面隐隐责难的一致意见。爱说真心话，真心话有时说得不谨慎，不谨慎处又有非凡的高明处。善于随机应变，富于面部表情，长于装模作样。常用欧洲来恫吓法国，又常用法国来恫吓欧洲。不容置辩地爱他的祖国，但更爱他的家庭。视治理重于权力，视权力重于尊严，这种性格，在事事求成方面，有它的短处，它允许耍花招，并不绝对排斥卑劣手段，但也有它的长处，它挽救了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国家的分裂和社会的灾难。精细，正确，警惕，关心，机敏，不辞疲劳；有时自相矛盾，继又自我纠正。在安科纳大胆地反抗奥地利，在西班牙顽强地反抗英国，炮轰安特卫普，赔偿卜利查①。满怀信心地歌唱《马赛曲》，不知道有颓丧疲劳，对美和理想的爱好，大无畏的豪气，乌托邦，幻想，愤怒，虚荣心，恐惧，具有个人奋战的各种形式。瓦尔米的将军，热马普的士兵，八次险遭暗杀，仍一贯笑容满面，和榴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