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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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中国盛衰之交-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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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隐蔽的危机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一 最难当的是宰相】

“宰相,国之名器”。作为大唐的中枢,宰相对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李林甫为相19年的时间,之前的宰相相对来说换得极为频繁,这自然是玄宗的策略。如果说前期玄宗在宰相的任免上还是出于为了社稷考虑,后面则完全改变了初衷。越到后来,在宰相的任免上越体现出玄宗的权术。尤其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时,玄宗已经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的目的了。

重新回到宰相的话题。宋璟罢相后,接替他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乾曜为正,张嘉贞为副。但实际上,张嘉贞刚愎自用,遇事决断,而源乾曜性格宽厚,加上之前长期担任姚崇的副手,虽名为正,实际上反而成了张嘉贞的副手。后世多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所在,有意如此安排,好让二人互相制衡。

两位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二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职责。不久后,张嘉贞受弟弟金吾将军张嘉佑贪赃牵累,被免去相职,外放为刺史,姚崇的老对手张说被起用为宰相和兵部尚书。

『注: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文学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然而当上廷作证时,张说'〃文〃'却慷慨'〃人〃'陈词,对'〃书〃'武则天'〃屋〃'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气急败坏,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因此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流配钦州。

中宗复位后,召还张说。睿宗朝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有人上言,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众人都知道这事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而却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唯独张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睿宗听后十分高兴,这才下旨让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旨让太子即位。

玄宗开元初,拜张说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姚崇为相。姚崇任相后,张说私自到岐王李范(玄宗四弟)府邸申述诚意。姚崇知道后告发了此事。玄宗最忌讳宗亲与大臣相结,尤其是自己的儿子和兄弟,这是皇权下特有的对亲情巨大的扭曲。张说本来难逃此劫,但因人求情,只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他之所以逃过一劫,其中还藏有一段佳话。

张说之前有个门生叫贾全虚,与他十分宠爱的美妾宁怀棠私通。张说发觉后,想依法处置贾全虚。贾全虚大声叫道:“贪色爱才,人人通病,男子汉死何足惜?但明公何惜一女子,竟欲杀死国士,难道明公长此贵显,不必缓急倚人么?从前楚庄不究绝缨,杨素不追红拂,度量过人,古今称羡,公奈何器小至此?”张说对他的话暗暗称奇,就将宁怀棠赐给他,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打发他们走了。没想到贾全虚后来机缘巧合下到内廷机要处任佣书,所有大臣的密奏,往往先人得知。他看到姚崇告发张说的奏章后,立即奔来相告。张说听说十分着急,苦无计策。贾全虚便送给张说一幅夜明帘,请他献给九公主。张说依计而行。九公主在玄宗面前为张说求情,张说才免于遭祸。

在外放期间,张说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的政绩相当卓著。这也是玄宗又想到张说的主要原因。

此次入相,张说本人感受却是相当复杂。几经宦海沉浮后,在他看来,相位是天堂,但也是地狱,是个荣耀与危险并存的地方。然而,对张说来说,荣华与权力太有吸引力,以致他明知道潜在的威胁,却仍然踏上了这条危险的路。

张说任宰相后,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他有才智,却好受人贿赂。他与姚崇关系不好,二人勾心斗角,互相排挤。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就对儿子说:“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俟说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汝等可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料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后想郤寻仇报复,不免自相予盾。”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的儿子姚彝已经按父亲的义演,将珍玩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玩,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摩挲玩弄。姚彝趁机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回去后,立即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珍玩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作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上玄宗皇帝。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赞,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张说贪小的性格由此可见。

张说脾气暴躁,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崔隐甫不通文学,难以胜任。玄宗没有听张说的意见,坚持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得知事情经过后,心里记恨张说。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张说又极力抑止。宇文融愤怒至极,决心报复张说。

在唐朝,得罪御史台的大臣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因为御史有权弹劾任何大臣,不管对方的地位有多么显赫。这时候,在张说手下任职的张九龄已经看到了危险,劝说张说立即采取自卫措施,但张说不听,竟然还说:“鼠辈何能为!”

张九龄的忧虑不幸应验。不久,宇文融联合崔隐甫、李林甫,三人共同弹劾张说。罪名是:向术士问吉凶,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受贿。玄宗十分愤怒,命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进行调查。结果罪名成立,昔日无限风光的宰相顿时沦落为阶下囚。幸好高力士为张说求情,玄宗只是免去他的宰相职位,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之后,张说专文史之任。

玄宗虽然免去张说的相位,却对他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以征询张说的意见。可见玄宗此时还很清明,他清楚地知道张说的优点和缺点。张说的缺点令其不足以再任宰相,其优点却依然可以为朝廷上佳的顾问。

张说前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30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张说“喜延纳后进”,张九龄、王翰等等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上是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张说最著名的代表作为《邺都引》:“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粗率,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

张说同时还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李肇《唐国史补》)。张说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充分展现出大时代的特征。

张说后,玄宗以清廉正直闻名的李元纮接替了张说的宰相位置。李元纮是名门之后,父亲李道广曾任武则天的宰相。因为李元纮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世人多认为他是靠荫庇进入仕途。杜暹也被召入中枢,与李元纮、源乾曜形成了所谓的三驾马车。

李元纮早年做雍州司户参军时,曾审理过一件争夺产权的案件。当时太平公主与人争夺磨坊,李元纮秉公判还给原主。太平公主权倾朝野,百官都趋奉她。雍州长史窦怀贞便促令李元纮改判。李元纮不仅不同意,还在判决书上写道:“南山可移,此判难改!”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

杜暹则是因为善于绥抚将士入相。李元纮与杜暹一文一武,本是很好的搭配。然而,两个人都是刚直之人,意气之争逐渐演变成了中枢的不和。玄宗对宰相之间经常的争吵感到厌烦,将二人都贬为刺史,同时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

『注:源乾曜先后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朝。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不去主动揽事,只是跟着在下发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当举荐他的姜皎因王皇后一事获罪时,源乾曜却没有替姜皎说一句话,因而受到人们的非议。玄宗曾经私下里问高力士:“你知道朕为什么提拔重用源乾曜吗?”高力士深谙侍奉帝王之道,直接回答说:“臣不知。”玄宗说:“那时因为源乾曜的容貌谈吐都很像萧至忠。”萧至忠因为归附太平公主而被玄宗捕杀。高力士继续虚心请教:“萧至忠不是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还深深地记着他?”玄宗解释说:“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萧至忠传》)这句话大有意味。』

萧嵩替代了源乾曜,宇文融和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杜暹。裴光庭不久后病死,萧嵩此时已经跟天子结成了亲家(玄宗女儿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萧衡),便举荐好友王丘(妻子为中宗女)代替裴光庭。萧嵩想不到的是,正因为他这一举荐,引出了许多事端,也直接导致了他日后的罢相。王丘谢绝了相位,改为举荐韩休。韩休当时以文才著称,一直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为尚书省右丞。

韩休性情正直耿介,入相后坚持原则和道义,玄宗有了过失,总是直言谏争,毫不让步。而萧嵩恰恰相反,总是顺从玄宗。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陛下消瘦了,何不将他罢官算了。”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地顺从我,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不踏实。睡觉也很不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

韩休如此峭鲠性情,自然看不惯萧嵩一味顺从皇帝的行为,二人起了剧烈的冲突。这让玄宗相当不快。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治安则骄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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