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万岁——！”
悲愤的怒吼随着咆哮的松涛和凛冽的山风，顿时使那些平常飞扬跋扈、冷酷无情的特务们那一双握枪的手不住颤抖……
年仅27岁的钟奇，是《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1949年10月他带电台准备去黔东南参加武装起义时，不幸于11日晚被捕。一个多小时前，他离开“新世界监狱”时，急匆匆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信：“亲爱的：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此刻，他中弹后仰天倒下，那双不瞑之目却死死盯着苍天。
年仅21岁的女青年黄细亚，是一位美丽而充满热情的姑娘，她先后在《西南风晚报》和保育院幼稚院工作，并一直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9月13日被捕。她在被捕前送给同学的一首《一个微笑》的诗中这样表达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牢记着吧，诗人！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现在，她在敌人的枪口下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当鲜血浸红了她的衣衫的生命最后时刻，姑娘的脸上依然充满了胜利的微笑。
血泊中倒着的单本善，他用手指着特务怒目而视道：“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
新世界大饭店总经理艾仲伦，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0月12日被捕。在被作为临时看守所的新世界大饭店底楼地下室，当时关押着100多名“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忙于逃窜，使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连一次饭都吃不上，看守的特务最后只好让当过饭店总经理的艾仲伦出去找吃的。在特务的看押下，他每天上街凭关系找人借钱，赊米、油、盐、煤炭，为“政治犯”找粮下锅。他的妻子和表弟见只有一个特务看押他，就劝他趁机逃脱，但艾仲伦却表示：“我不跑，‘新世界’里还关有100多人，还等我借钱买米回去下锅。我跑了，他们怎么办？”他本有机会跑出去，却为了更多同志的安全而放弃了生的可能。现在，他也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哒哒、哒哒……”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
“共军快进城啦！跑啊——”特务们顿时大乱，他们连刚刚枪杀的32名“政治犯的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
此刻，在重庆城内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迁至成都。
中午，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召开在重庆的最后一次开会，布置全面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事宜。
晚上10时，蒋介石住所后面已枪声大作。“父亲，再不走就太危险了！”蒋经国急出一身身冷汗，催促其父蒋介石“早早离此危险地区。”当蒋家父子两人乘车开出山洞林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不得不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总裁”就睡在“中美号”专机里，据说一夜未眠。
11月30日
天明，“中美号”载着蒋介石一行起飞，带着绝望和不舍之情飞离重庆，前往成都。蒋介石从飞机往下望，机场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一片混乱情景和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的败兵溃勇。
“娘希匹！”蒋介石愤怒地骂了一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同一天，人民解放军47军和11军指战员分别进入重庆市区。中午时分，重庆地下党领导下的重庆电信系统党支部起草并以全体职工的名义，以当天第一封电报，向北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向党中央报告了重庆解放的喜讯。
下午，川东地下党代表和重庆工商界代表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正式入城。傍晚，解放军从南纪门、储奇门、朝天门等处全面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北京。新华社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
＇新华社北京1日电＇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匪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匪首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惶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两匪早于28日即已逃蓉。其他匪首大部逃蓉，小部逃往台湾。虽然陈纳德的“民运航空队”使用了它所有的飞机整日整夜地来往于渝蓉之间，但逃命唯恐落后的高级匪官，在机场演出了紧张的争夺战。路透社29日报道九龙坡机场最后一架飞机逃时的情形称：约有30名乘客丢弃了行李，争先恐后地登机，但另外有27名乘客没有挤上飞机。在陆上，成渝公路上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内江附近渡口待渡的车辆达数百辆。与匪官溃逃的同时，残余匪军也争相逃命，据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匪军都着草鞋或打光脚板，30％仍着夏季军服……
至此，关于重庆“红岩”故事中的“11·27”大屠杀也画上句号。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广义上的重庆“11·27” 大屠杀，不是单指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天或那一天的前后发生的屠杀，而是包括了有资料记载和经调查确证有名有姓的，在抗战后期至1949年11月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地区及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遇难人员。“11·27”大屠杀中的死难人数，已经包括解放后经各级人民政府审定、正式公布为烈士的人，同时还包括少数因各种原因目前尚未能定性者。经核实和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为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人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其中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285人，未定性者（含叛徒）共计31人。
“11·27”大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黑色的一幕，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本性的一次赤裸裸的表现。而在恐怖下的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损失和造成那么多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牺牲，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吸收的沉重教训。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忠诚与背叛”这个书名。
第六章：忠诚之忠诚
一
关于“红岩”的故事，小说的版本仅仅是革命先烈们在狱中的一段艺术再现，而围绕“红岩”那段革命历史的真实故事，其实远远比小说要复杂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杀之后的几十年来甚至今天还在继续的故事……
无法想象，当我走进那段历史、与那些曾经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坐过牢的脱险难友——虽然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及其那些烈士的亲属们接触之后，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红岩”真是一座血红血红的丰碑，在这块血红血红的丰碑上，凝结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撼天动地的故事。
在红岩革命历史人物中，有这样一位历经坎坷、饱受屈辱却对党忠贞不渝的人。他的名字叫谢育才，是红军时期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在解放后先后担任汕头市市长和湖南农垦局局长等职。他一生中历经苦难和曲折，曾4次被捕入狱，3次被开除党籍。即使在解放后仍一直不被重用，并屡次被党错误地判定为“叛徒”，直至1977年含冤病逝，终年74岁。谢育才留下遗愿，叮咛妻子和孩子，一定要忠诚于党，并求得党的理解，澄清事实，表现了一位具有崇高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伟大情操。关于谢育才的名字，党内的同志不知道他的名字，广大读者更不了解这位老共产党员。我们在此略作介绍，以作为对他的一份思念：
1904年生于海南万宁县贫穷农家的谢育才，思想进步、血气方刚，年轻时就在家乡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通过武装斗争占领了万宁县城，成为海南琼崖地区农民起义最出色的领导者之一。1926年4月，年仅22岁的谢育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的政治选择，注定了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也正是因为这庄重的政治选择，使谢育才在其后的革命道路上，不论遭受怎样的挫折和不公正待遇，始终义无反顾、终身不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南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这时的谢育才担任了中共万宁县委书记，并出色领导了1927年11月的万宁起义。虽起义队伍因缺乏作战经验，暴动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强烈地震撼了当地的反动统治。次年夏天，国民党第11军镇压海南革命势力，局势更加严峻，原来生气蓬勃的海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敌人进行血腥屠杀，对共产党干部一律格杀勿论。狡猾的敌人还常常身着便装，假冒红军战士，敲老百姓的门，一旦开门，便惨遭毒手，搞得老百姓谈之色变。红色武装被迫撤退上山，或者撤至香港。11月的一天晚上，敌人荷枪实弹，包围了谢育才的家，疯狂的敌人逢人便杀，谢育才卧床不起的母亲，及其他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4个侄子全部被敌人用刺刀捅死，全家遇难的9人中最小的年仅9岁，鲜血溢满家室，惨不忍睹。谢家所有家产也全部被投收，宅居毁于一旦。谢育才得知全家被害的噩耗时，这位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仰天长啸，悲愤至极，数次晕厥在地。然而，反动派的凶毒行径，更坚定了这位共产党人的信念，他发誓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这也是谢育才为什么能够在漫漫革命征途中屡受挫折仍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跟定共产党闹革命的原因所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谢家灭门惨案当天，实际上有3个人幸免遇难：一个是谢育才前妻，一个是他们的女儿谢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女。不久，他的前妻和女儿又被敌人抓住，以300大洋强迫卖到外地，前妻后来生死不明，小小年纪的女儿到处流浪，最后被谢育才的侄女带回家乡，孤苦生活……
9年后的1937年6月，谢育才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与粤军及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6条原则：1．国民党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2．国民党要实现民主自由，动员人民抗日；3．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4。我方保证取消军政委员会，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5。我方停止没收土地和打土豪筹款；6．我方取消番号，改变名称，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抗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即日发表投降自新宣言；全部投诚，有枪者点编，徒手遣散”等苛刻条件，使谈判几近陷入僵局。谢育才想着全家被杀，大仇未报，今日还要同他们同桌谈判、合作，还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实无法容忍，谈判现场，竟几度伤心得直掉眼泪。然而当他想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必须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时，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和谈。也正是因为这次公开和谈，报纸上登载了谢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谈代表的消息，让远在海南的乡亲知道他还尚在世间。海南地下党组织当即派出游击队员梁居民带着谢育才的女儿和侄女，千里迢迢赶到闽西与谢相会。劫后余生的亲骨肉相聚，谢育才悲喜交集，抱头痛哭。由于女儿谢莹不懂普通话，而长期在外的谢育才也忘了家乡话，父女俩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语言，只得由梁居民当翻译，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场的同志们泪雨纷飞。此后，谢育才将女儿谢莹留在身边，并于1939年送其到延安学习。他的侄女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遭日寇杀害。
在海南屠杀事件之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将一部分较为暴露的同志撤出岛，谢育才接受广东省委指示，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协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1930年初，谢育才取道香港准备回琼崖。时值香港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谢育才不慎被捕，审讯时他急中生智，报假名，称自己是在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准备返沪就学。军警找不出其余什么证据，遂将其“驱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谢育才来到上海后，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这年6月，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台湾沦陷日”活动，地下党要求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尤其是各党支部负责人要站在队伍前列。这是一次典型的“左”倾盲动行动，游行示威之前各领事馆周围早已布满密探，只待时机一到就抓人。危险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动总指挥却浑然不觉，时间一到，即发出行动指令，各支部党团员便开始散发传单，立刻有数人当场被捕。谢育才此时担任第三街道支部负责人，虽对如此行动有意见，也只好执行命令，继续散发传单，随即也被捕。此次行动造成很大损失，共有7名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入狱。谢育才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狭窄的空间挤了30余人，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谢育才病倒了，被送进犯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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