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各样的药方；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想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即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生的什么病，正如不可能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患了什么病一样：因为每个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常有特殊的、自己从未有过的、复杂的、不为医典上所载的疾病，不是医典所记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这多种器官上无数病症同时并发综合症的一种。这个简单的道理医生们是不可能想到的（这就好比巫师不会去想他的巫术不灵），因为他们毕生的事业就是治病，因为他们治病可以挣钱吃饭，还因为在这事业上他们耗费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但是主要的——医生们所以想不到这个道理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无疑是有用的，对罗斯托夫全家也的确有益处。他们之有益并非是逼着病人吞下了大部分有害的东西（这种害处几乎感觉不出，因为他们给的有害物质的含量很少），他们之有益、必需、必不可少（原因——现在总有，将来也会有江湖郎中、巫婆、顺势疗法和以毒攻毒）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关心病人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满足了一种永恒的人类需要，在痛苦时减轻痛苦的需要、同情和行动的需要。他们满足了那种人类的永恒的需要——在儿童身上表现为最原始的形式——抚摸一下那个撞痛的地方。小孩被磕着碰着，马上就会投进妈妈或保姆的怀里，希望能亲吻和揉一揉疼痛的地方，揉了和亲吻了那疼痛的地方后，他会觉得轻松些了。小孩不相信家中最有力、最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帮助他消除疼痛，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母亲抚摸他的红肿处时的同情都安慰着他。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亲吻和抚摸她的疼痛处，让人相信，如果现在车夫去一趟阿尔巴特的药店，花费一卢布七十戈比买一盒包装好看的药粉和药丸，并要每隔两小时用开水服下那些药（不多也不少）就会药到病除。
他们怎么可以什么也不做地看着，如果不按时给丸药、给温和的饮料、鸡肉饼、不遵守医生对一切生活细节的嘱咐（遵照医嘱做这些事是全家的慰藉），那么，索尼娅、伯爵和伯爵夫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假如他不知道娜塔莎的病值得花去他数千卢布，并为挽救她不惜再花数千卢布；如果他不知道、假如她不见康复，他仍不惜花费数千卢布，送她去国外，为她会诊；假如他没有详细讲述梅蒂继埃和费勒如何不懂医道，而弗里茨却弄懂了，穆德罗夫诊断得更好，伯爵对爱女的病又如何忍受得了？如果伯爵夫人有时不为女儿不光遵守医嘱而同她吵吵嘴，那么伯爵夫人又能做什么呢？
“像这样你永远也不会康复，”她说，气头上她忘了自己的痛苦，“如果你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会弄成肺炎的，”伯爵夫人说出这个不只是她一个人不明白的医学术语后，已经感到莫大的安慰了。假如索尼娅没有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头三个晚上她不曾脱衣裳，准备严格按照医生嘱咐行事，且现在她也经常熬夜，为的是不错过时机给病人服下那装在金包小盒里的有点毒性的药丸，那她会怎么样呢？甚至对娜塔莎自己，她虽然也说，没有什么药可以治好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闹，可看见大家为她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她必须按时服药也觉得高兴。她甚至为她不遵医嘱，以表示她不相信治疗，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而高兴。
医生每天都来，号脉、看舌苔、不顾她悲伤的表情，和她开玩笑。可是当他走到另一间屋子，伯爵夫人也赶紧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换上另一副严肃的面孔，若有所思地摇着头说，虽然有危险，他希望这最后一剂药能有效，必须等待和观察；多半是精神方面的病，但是……
伯爵夫人尽力不让自己和医生觉察，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每次都怀着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那儿。
娜塔莎的病症特征是吃得少，睡得少，咳嗽，总是精神萎靡不振。医生们说病人离不开医疗帮助，所以还是让她呆在空气窒息的城里。一八一二年夏季罗斯托夫一家没有到乡下去。
虽然服了大量的药丸、药水、药粉，爱搜集小玩意的ma－dame Schoss收集了一大批装药的瓶“盒”，尽管缺少已习惯了的乡村生活，但是青春占了上风；娜塔莎的悲伤开始蒙上日常生活的印象，这种印象已不那么痛苦折磨她的心了，痛苦开始变成往事，娜塔莎身体开始渐渐好起来。
17
娜塔莎更平静了，但是却不快活。她不仅回避外界所有使人愉快的环境：舞会、滑冰、音乐会、剧院；而且没有哪一次笑星不含着泪水的。她不能唱歌。她刚一开始笑或者想独自一个人唱歌，泪水便呜咽了她：悔恨的眼泪，对那一去不复返的纯洁时光回忆的泪；恼恨的泪，恨自己白白地毁掉了那本来可以过得幸福的青春生活。她尤其觉得欢笑和歌唱对她的悲伤是一种亵渎。她不想搔首弄姿；她甚至不需要克制自己。她这样说，也感觉到：此时的男人对她来说完全与小丑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一样。内心的恐惧禁止她有任何欢乐。而且她已没有了往日所有的生活趣味，那无忧无虑、充满希望的少女生活情趣。最经常也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回忆起往日的秋季，狩猎，叔叔和Nicolas一起在奥特拉德诺耶度过的圣诞节。哪怕再过上一天这样的时光，她肯愿付出任何代价！但这一切都永远结束了。预感没有欺骗她，无拘无束、随时都拥有所有快乐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要活下去。
使她愉快的是想到她不像她以前想的那么好，而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坏，而且坏得多，不过这还不够。她知道这一点，并问自己：“以后怎么办呢？”而以后什么也没有。生活中没有任何欢乐，而生活存流逝。虽然，娜塔莎尽力不使任何人感到有负担，只有不妨碍任何人，可是自己什么也不需要。她避开所有家人，只有与弟弟彼佳在一起才感到轻松些。比起与别人在一起，她更愿和他在一起；有时他们的眼睛瞪着眼睛，大笑起来。她几乎是不出户，在常到她家里来的人中，使她高兴的只有一个人——皮埃尔。没有人能比别祖霍夫伯爵待她更温存、更小心、更严肃的了。娜塔莎不知不觉中感觉得到这种温柔体贴，因而与他在一起感到极大的欢愉。可是她并不感谢他的温存。她觉得皮埃尔做任何好事都不费力。好像皮埃尔是那样自然地善待所有的人，他的善良并没有任何功劳。有时娜塔莎看出皮埃尔在她面前局促不安、不自然，特别是当他害怕在谈话中可能有什么会引起娜塔莎难堪的回忆。她发现这点，并认为这是由于他禀性善良和腼腆，按照她的理解，他对包括她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自从他在她极度激动的时刻，无意中说出如果他是自由的，他会跪下来向她求爱的话之后，皮埃尔再也未倾诉任何他对娜塔莎的感情；在她看来，那些话显然是安慰她的话，就像大人在安慰哭啼的孩子时随口说的话一样。不是由于皮埃尔是已婚的男人，而是由于娜塔莎觉得在她与皮埃尔之间有很高的精神障碍，她觉得与库拉金之间就没有那种障碍——她脑海中从未有过这类念头，在她和皮埃尔的关系中，不可能从她这方面，更不可能从他那方面产生爱情，甚至连那种她了解的几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温柔多情、羞羞答答、诗意般的友谊也不可能在她头脑中浮现。
圣彼得斋戒日要结束时，罗斯托夫家在奥特拉德诺耶的女邻居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别洛娃来到莫斯科朝拜莫斯科圣徒。她建议娜塔莎斋戒祈祷，娜塔莎马上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主意。尽管医嘱禁止一大早外出，娜塔莎还是坚持要这样做，这种斋戒祈祷不像罗斯托夫家通常在家里作的那种也就只进行三次就完了的祈祷，而是要像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那样，整个星期都不错过晚祷、弥撒和晨祷。
伯爵夫人喜欢娜塔莎的这种诚心；在医疗无效之后，她在心里希望祷告比药物能更大地帮助她，虽然提心吊胆地瞒着医生，但却满足了娜塔莎的愿望，并把她托付给了别洛娃。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夜里三点钟来叫醒娜塔莎，大多数时候发现此时她已醒来了。娜塔莎怕错过晨祷的时间。娜塔莎匆匆忙忙地洗过脸，带着虔诚穿上自己最破的衣裳，披上斗篷，在清新空气中抖抖索索，走到朝霞通明、空旷无人的大街上。依照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的劝告，娜塔莎不在自己的教区祷告，而是在另外一所教堂祷告，据虔诚的别洛娃说，那儿有一位过着极端严肃和高尚生活的神父。教堂里的人总是很少；娜塔莎和别洛娃在嵌在唱诗班左后方的圣母像前面停下来，站在她们常站的地方。每当在这不寻常的早晨凝视着被烛光和窗外射进的晨光照亮的圣母暗黑的脸庞，听着那她紧跟着念并努力理解的祷文。在这伟大的不可知的事物面前，娜塔莎总有一种未曾体验的谦卑的感觉。当她理解了祷文时，她那带有个人色彩的感情与她的祷词融合起来；当她不懂时，更愉快地想到，想明白一切的愿望是值得骄傲的，人不可能理解所有事物，只要相信和皈依此刻在她的意识中支配她灵魂的上帝就行了。她划十字，鞠躬，当她对自己卑劣的行为感到恐惧和不明白时，只求上帝原谅她、宽恕她的一切，对她大发慈悲。最能使她全神贯注的是忏悔祷告。大清早回家时，只碰见去赶工的泥瓦匠，扫街的清道夫，回到家里，所有人都仍在酣睡。娜塔莎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觉得有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过一种纯洁、幸福的新生活。
在连续过这种生活的整个星期，这种感觉一天天增强。领圣体或者像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喜欢说的话“领圣餐”，娜塔莎觉得这种幸福是多么伟大，她甚至觉得她活不到这个极乐的礼拜日。
但是幸福日子终于来临，在这对她值得纪念的礼拜日，当娜塔莎身着雪白的细纱衣裳领过圣餐归来时，无数个月以来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心平气和不为眼前的生活所压抑。
这天，医生来看娜塔莎，吩咐她继续服他在两个星期前最后开的那些药粉。
“每天早晚一定要继续服药，”他说，显然，他对自己的成功由衷地满意。“不过，不能大意。伯爵夫人您放心吧。”医生一面开玩笑地说，一面麻利地接过一枚金币握在手心里，很快她就又唱又跳了。最后一剂药对她非常、非常有效。她大有起色了。
伯爵夫人看了看手指甲，吐了一点唾沫，喜形于色地回到客厅。
18
七月初，在莫斯科越来越多地流传着令人惊慌的关于战事的消息：谈论皇帝告民众书，议论皇帝从军队中回到莫斯科。因为直到七月十一日还未见到宣言和告民众书，所以关于宣言和告民众书以及俄罗斯局势的流言更被夸大了。据说，皇帝离开是因为军队陷于危险之中，还说，斯莫棱斯克已经失守，拿破仑有百万大军，只有出现奇迹才可拯救俄罗斯。
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宣言出来了，但却未印刷好；在罗斯托夫家做客的皮埃尔答应第二天，星期日，来吃午饭，并把宣言和他会从拉斯托普钦伯爵那儿搞到的告民众书带来。
这个星期日，罗斯托夫一家照常去拉祖莫夫斯基家的家庭教堂做弥撒。正是七月的炎热天气。当罗斯托夫一家在教堂前从四轮轿式马车口下来时，已是十点钟了。炎热的空气中，在小贩的叫喊声中，在身着鲜艳明亮的夏装的人群中，在林荫道的树木落满尘土的叶子上，在一营前去换防的军队的军乐声中以及他们的白色的长裤上，在马路上辚辚的车轮声中，在炎热的太阳刺目的照耀下，一切都令人感到炎夏的疲倦。在城中晴朗炎热的日子里，对现状满意和不满意的感觉显得特别强烈。来拉祖莫夫斯基家庭教堂做礼拜的都是莫斯科的贵族，都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许多富豪之家通常是去乡下过夏天的，今年却好似在等待什么，都留在城里）。娜塔莎陪伴着母亲，跟着一个穿制服的仆人穿过人群的时候，听见一个年轻人用过高的耳语声谈论她：
“这是罗斯托娃，就是……”
“瘦多了，可还那么漂亮！”她听见，或许是感觉到，人们提到库拉金和博尔孔斯基的名字。其实，她常有这种感觉。常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盯着她。想着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在人群中，娜塔莎内心总是很痛苦，心如死灰，穿一件镶黑色花边的藕合色连衣裙，尽量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穿过人群——她越保持平静，端庄，她内心就越痛苦和羞愧。她知道，她很美，事实上也如此。可是现在这并不能像以前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