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婚事决不会为他祝福。尼古拉首次感到，母亲对他不满意，尽管她十分爱他，她也决不会向他让步。她态度冷淡，不朝儿子望上一眼，就派人去把她丈夫找来，当他来到后，伯爵夫人想在儿子面前简短地冷静地告诉丈夫是怎么回事，但她忍不住，懊恼得痛哭流涕并从房里走出去了。老伯爵开始犹豫不决地规劝尼古拉，想使他感到内疚，要他放弃自己的打算。尼古拉回答，说他决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于是父亲叹了一口气，看来他感到困惑不安，很快就停止讲话，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了。虽然他和儿子争吵，但是他常常意识到，他的事业受到挫折，因而在男儿面前犯有过错，儿子拒绝娶那个有钱的未婚女子，而挑选没有嫁妆的索尼娅，他不能因为此事而对他儿子表示忿懑，——只有这时他才更加鲜明地想到，如果不是事业受到挫折，对尼古拉来说，决不能指望找到一个比索尼娅更好的妻子，事业受到挫折只能归罪于他和他的米坚卡，还有他那不可克服的习惯势力。
父亲和母亲不再向儿子谈论这件事，在这之后过了几天，伯爵夫人把索尼娅喊到身边，显现出她们二人都意料不到的残酷无情的样子，狠狠地责备外甥女引诱她儿子，责备她忘恩负义。索尼娅默默无言，低垂着眼帘，谛听伯爵夫人的残酷的话语，她不明白到底对她有什么要求。她愿意为恩人们牺牲一切。自我献身的思想是她珍爱的思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法明了，她应当为谁作出什么牺牲。她不能不爱伯爵夫人和罗斯托夫全家人，但是她也不能不爱尼古拉，她没法知道她的幸福取决于这种爱情。她默默无言，怏怏不乐，没有回答她的话。尼古拉仿佛觉得，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情状，他于是去向母亲表白一番。尼古拉时而央求母亲宽恕他和索尼娅，答应他们结婚，时而威吓母亲，并且宣称，如果有人迫害索尼娅，他就要马上秘密和她结婚。
伯爵夫人带着他从未见过的冷淡的表情回答他的话，说他是个成年人，并说安德烈公爵未经他父亲同意贸然结婚了，他可以如法泡制，但她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个女阴谋家是自己的女儿。
女阴谋家这个词触怒了尼古拉，他抬高嗓门对母亲说，他从未想过她竟然强迫他出卖自己的感情，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要最后一次说……但是他还来不及说出这句果断的话，母亲就凭他的面部表情看出他要说这句话，她惊惶失措地等待他开口，这句话也许永远成为他们之间的沉痛的回忆。他来不及把话说完，因为娜塔莎在门边偷听到了，她脸色苍白，神态严肃，从门口走进房里来。
“尼古连卡。你在说废话，住嘴吧，住嘴吧！我对你说，住嘴吧！……”为了压住他的声音，她几乎在叫喊。
“亲爱的，妈妈，这根本不是由于……我的心肝，可怜的妈妈，”她向妈妈转过脸来，妈妈觉得她自己濒临于痛苦，处于决裂的边缘，恐惧地望着儿子，但因她执拗，残酷斗争，所以她不想，也不能退让。
“尼古连卡，我给你讲讲清楚，你走开——亲爱的妈妈，您听我说吧。”她对母亲说。
她说的话毫无意义，但是得到了她渴望得到的结果。
伯爵夫人忧悒地啜泣，把脸藏在女儿怀里，可是尼古拉站了起来，心惊胆战，从房里走出去了。
娜塔莎着手调停，结果母亲答应不迫害不欺压索尼娅，而尼古拉答应不隐瞒双亲采取任何行动。
尼古拉毅然决定，办妥兵团的事务以后，就离职回家和索尼娅结婚，尼古拉神情忧悒而严肃，与双亲失和，但是他仿佛觉得，他沉溺于热恋之中，遂于元月初动身回兵团。
尼古拉离开之后，罗斯托夫家中比任何时候更忧郁了。伯爵夫人由于心绪不佳而害病了。
索尼娅因与尼古拉别离，更因伯爵夫人禁不住会用敌对的腔调和她谈话，所以她觉得十分忧愁。伯爵已显得比任何时候更为忧虑不安，因为境况恶劣，所以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他们务必出售莫斯科的住房和莫斯科近郊的领地，而为售出住房他们必须前往莫斯科。然而伯爵夫人的健康情况迫使他们将行期日复一日地推迟。
娜塔莎轻松地、甚至愉快地熬过了她刚和未婚夫离别的孤寂的时日，现在一日日变得更加焦急和难以忍耐了。她原想把她那美好的时光用来和他谈情说爱，可是如今她却不为任何人将韶光虚度，这种思绪无止无休地使她难受。他的来信多半会引发她的怒气。如今她以全副精神关注他，而他在过真正的生活，观察那些他颇感兴趣的地方和新人物，当她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感到十分委屈。他的书信愈益有趣，她就愈益觉得懊丧。她给他写的信，不仅不能给她以安慰，反而被她视为索然无味的虚伪的义务。她不擅长于写信，因为她不能在信中真实地表达她惯于用那语声、微笑和眼神所表达的千分之一的情感。她给他写信，封封都一样，枯燥而乏味，她自己对它毫不重视，伯爵夫人多次替她改正草稿中的拼写错误。
伯爵夫人的病体始终未见痊愈，然而他们已经不能推迟这次莫斯科之行了。务必要备办嫁妆，售出住房，除此而外，必须在莫斯科等候安德烈公爵，今冬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正住在莫斯科，娜塔莎相信，安德烈公爵已经到达莫斯科了。
伯爵夫人尚且待在乡下，伯爵偕同索尼娅和娜塔莎，乃于元月底启程着往莫斯科。
1
安德烈公爵在求娜塔莎为妻之后，皮埃尔并无任何明显的理由，忽然觉得不能继续过着从前的生活。无论他怎样相信他的恩主向他启示的真理，无论他怎样充满热情为之献身的内心修炼在开初使他心向神往的时日给予他多大的喜悦，——在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订婚之后，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死去之后（他几乎是同时获悉这两件事），从前的生活魅力对他来说忽已消失殆尽。生活只留下一个框架：他的那幢住宅、一个姿色迷人的妻子——她现已获得某个要人的宠爱、他和彼得堡一切人士的结识以及枯燥乏味的、拘泥于形式的业务。皮埃尔忽然觉得从前的那种生活出乎意外地令人讨厌。他停止写日记了，避免与师兄师弟来往，又开始进入俱乐部，开始好酒贪杯，又与光棍朋友接近，他开始过着这种生活，以致伯爵夫人海伦·尼西里耶夫娜认为有必要对他严加指责。皮埃尔觉得她的做法是对的，为了不使她声名狼藉、皮埃尔动身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一走进他那栋高古的住宅（它里面住着已经憔悴和正在憔悴的公爵小姐及许多家仆）的时候，在他驶过全城，刚刚看见那金镂袈裟前面的无数烛光的伊韦尔小教堂，看见那积雪未被车子压脏的克里姆林广场，看见西夫采夫·弗拉若克贫民区的马车夫和茅舍的时候，在他一看见那些无所希冀、足不出户地虚度残生的莫斯科老人的时候，在他一看见那些老太太，那些莫斯科的太太小姐、莫斯科的芭蕾舞和莫斯科的英国俱乐部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置身于家中，置身于平静的安身之处。在莫斯科定居，就像穿着一种旧长衫似的，温暖、舒适、不干净。
整个莫斯科的上流社会，从老太太到小孩，迎接皮埃尔就像迎接一位翘盼已久的尸位以待的客人那样。在莫斯科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皮埃尔是个至为可爱、仁慈聪颖、愉快、宽宏大量的古怪人，是个心不在焉的诚实待人的旧派头的俄国贵族。他的钱包总是空的，因为它对人人都是敞开着的。
纪念演出、劣等彩色画、塑像、慈善团体、茨冈人、学校、募捐宴会、纵酒、共济会、教会、书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遭到他的拒绝；假如不是有两个向他借了许多钱的友人担任监护的话，他真会把什么都分给别人。俱乐部里，无论是宴会，还是晚会，少不了他。他一喝完两瓶马尔高酒，随便倒在他坐的沙发上，人们就把他围住，议论纷纷，争吵不休，笑话喧阗。无论在那里发生争吵，只要他露出和善的微笑，随便打个诨，就和事了。共济会分会的餐厅里假如缺少他，就显得烦闷，很不景气。
单身汉的晚餐结束之后，他带着和善而甜蜜的微笑，屈从愉快的伙伴的请求，站立起来，和他们一同驶行，于是在青年人之间传来了激动的欢呼。如果舞会上缺少一个舞伴，他就走来跳舞。年轻的夫人和小姐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不追求任何女人，他对人人都同样殷勤，特别是在晚餐完毕后：Il est charmant，il n’a pas de sexe．①”大家都这样谈论他。
①法语：他很有魅力，不像男性。
皮埃尔是个退休的宫廷高级侍从，他很温厚地在莫斯科度过自己的残年，像他这样的人，莫斯科有几百个。
如果说七年前，他刚从国外回来时候，若是有人对他说，他不必去寻觅什么，不必去臆想什么，他的轨道早已开辟，就永远注定不变，无论他怎么兜圈子，他将来不外乎是你所有处在他的地位的人那样，他听了之后真会胆战心惊。他是决不会相信这番话的，他时而一心一意地期望在俄国缔造共和，时而想当拿破仑，时而想当哲学家，时而想当战术家，当一个打败拿破仑的人吗？难道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且热烈地期望彻底改造缺德的人类，使他自己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吗？难道不是他建立学校和医院并且解放农民吗？
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切，他当了一个不贞洁的妻子的富有的丈夫，一个爱吃爱喝、敞开身上的衣服略微咒骂一下政府的退休高级侍从，一个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成员，而且他还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莫斯科上流社会的成员。他长久地不能容忍那种思想，说他现在正是七年前他极端蔑视的那种退休的莫斯科宫廷高级侍从。
有时候他用那种思想来安慰自己，说他只是暂且过着这种生活，但是后来另外一种思想使他胆战心惊，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在进入这个生活领域和这个俱乐部时，满口是牙齿，满头是黑发，后来从那儿走出来时，牙齿和头发全都落光了。
当他感到高傲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地位，他仿佛觉得，他和他以前蔑视的那些退休的宫廷高级侍从迥然不同，那些人鄙俗而愚蠢，一味自满，安于现状，“而我直至现在仍然感到不满，仍然想为人类作一点贡献。”当他感到高傲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我所有的同事也都像我一样拼命地挣扎，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像我一样，被那种环境的力量、社会和门第的力量，人类无力反抗的自然力量引导到我所走的道路上。”他在谦虚的时候说，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日，他已不再藐视那些和他共命运的同事了，而开始喜爱并尊敬他们，而且像怜惜自己那样怜惜他们了。
皮埃尔不像从前那样每时每刻都感到绝望、忧郁而且厌恶人生，过去经常急剧地发作的疾病已侵入内心，每时每刻都在缠住他。“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在一日之内他就有几次惶惑不安地问自己，情不自禁地开始缜密思考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的涵义，但他凭经验也知道，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于是他赶紧设法回避它，他时常看书，或者赶着上俱乐部，或者到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那里去闲谈市内的流言飞语。
“海伦·瓦西里耶夫娜除开爱自己的身段，她不爱任何东西，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之一，”皮埃尔想道，“但是人们都觉得她是智慧和风雅的顶峰并且崇拜她。拿破仑·波拿巴在没有成为伟人前一直被世人藐视，自从他变成可怜的丑角之后，弗朗茨皇帝却力求把自己的女儿许配他为非法的夫人。西班牙人用天主教神甫祈求上帝，深表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也用天主教神甫祈求上帝，为了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西班牙人而向上帝感恩。我的共济会的师兄师弟们以鲜血发誓，他们愿意誓为他人牺牲一切，可是他们不为贫民而捐献出一个卢布，他们施耍阴谋，唆使阿斯特列亚分会去反对马哪派的求道者，为一张道地的苏格兰地毯和一份连草拟人也不知道其内中涵义的、谁也不需要的文据而四出奔走。我们都信守基督教教规——恕罪、爱他人，为此在莫斯科建立了四十个教区的四十座教堂，可是昨天就有一名逃兵被鞭笞致死，在宣布极刑前，那个爱与恕的教规的执行人——神甫，叫那名士兵亲吻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道，这种普遍的、已被众人公认的虚伪，不管他怎样习以为常，但是它每次都像一件新鲜事物，使他觉得诧异。“我明了这种虚伪和杂乱无章，”他想道，“可是我怎样才能把我明了的一切讲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