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两批，一批由我率领保防处、刑警大队、保警大队、四区公路局和四区运输处的
交通警察大队、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加上在昆特务所控制的帮会流氓，
共约有五六千人，准备随同李弥的第八军一同向滇西撤退，到中缅边境交界处去找
根据地；另一批由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鹊率领警务处特务和铁路交通警察部队，及部
分路局员工沿铁路向中越边境撤退。
在整个〃应变计划〃中最阴险毒辣而为毛人凤所最赞赏的，是准备在解放军向
昆明进军之前，布置一个假撤退、真逮捕，一网打尽昆明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
人员的阴谋计划。这一计划连当时保防处云南站一些不重要的骨干分子都不曾让他
们知道，要等执行时才分别下达命令。
我们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撤出昆明退到碧鸡关附近之后，叫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商
人、医生等出面，发起筹备欢迎解放军入城，并临时维持昆明市秩序。当时同意出
面干这一工作的人，有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西南银楼经理孙子顺、老天宝银楼经
理朱文高、吉普贸易行经理张云雷，以及医生王子翰、甘烈明、秦作民等十多人。
他们都是不准备走的，我们的阴谋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出面欢迎既已得到我的
谅解，又可表示自己进步，无论哪一方面来，对他们都有好处，岂知我却准备好一
批特务等在昆明，单等筹备会成立时，真正进步的人士以为真的是〃天亮了〃，而
走出来参加活动。当时估计，中共地下人员、云南工委届时也可能有少数出面活动
的。只要不是事前约好的人来参加这个组织进行活动，便可肯定是进步人士无疑。
这时特务们便可多方留意他们的行动，弄清他们的住址。当他们最后一次集会时，
埋伏在城郊的特务便在昆明再来一次有计划的大逮捕，连夜把捕到的人解往碧鸡关，
或就在昆明杀害、而后逃走。
在这项行动计划里，我们准备对昆明的一些公用建设纵火焚烧，这是因为我们
没有足够的炸药，不能进行彻底的破坏。记得我在十二月初去见卢汉时，还向他表
示，军统撤退前对昆明不打算像对其他大城市一样来一次大破坏，卢很同意。他认
为破坏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人民对国民党更不满。当时云南站力量相
当薄弱，甚至蒋介石下令要在昆明扣留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没有办到，而让谷带
着大批美钞、港币安然飞往香港。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蒋介石为什么要扣留谷正伦，和国民党内部在贵州临解放
时的一场争权夺利、火并仇杀的丑剧。贵阳解放后，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
席谷正伦逃到晴隆县。谁都知道谷正伦当过多年宪兵司令，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
到这时，他只剩下一点残余的保安团队充当他的警卫。而另一个康泽特务系统中有
名的刽子手刘伯龙，正在贵州任八十九军军长，他手下还有一批残兵败将。这两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向就处得很不好，彼此都想找机会把对方杀掉。
当谷正伦逃到晴隆后，刘伯龙便趁机逼宫，要谷把贵州绥署主任一职让给他。
谷对这个后辈早就觉得很不顺眼，看到他盛气凌人，便宁愿放弃绥靖主任丢掉贵州，
也要杀掉这个人，来发泄一下心头怨气。谷正伦和他的副主任韩文焕商妥，表面上
答应让出这一职务交刘伯龙代理，约他前去接收。
当时刘伯龙身边的许多谋士都不赞成刘亲自前去，因为地名〃晴隆〃与〃擒龙〃
字音谐同，怕出事。而刘伯龙早想当绥靖主任，迫不及待，便带着两连警卫，分乘
几辆卡车赶到晴隆。当他去见谷的时候，两连警卫即被预先布置好的一个团解除武
装。当刘兴高采烈地拿着谷委托他代理的手令出来时，就在县政府大堂被韩文焕指
挥卫士们用手提机枪向之扫射，身中十余弹毙命。
谷正伦杀刘之后仍不甘心，还叫卫士们把刘的尸体抛到后面山沟内不准埋葬，
并准备搜捕他的家属。事情发生后，保密局派在八十九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立若，
立即把经过情形电告云南站转报台湾。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便叫毛人民下令云南
站，等谷逃到昆明时，务必将谷扣留解往台湾。这时国民党的宪兵先后撤退到昆明
的有六个团，谷也料到蒋介石会要追究他，便先找几个宪兵团长去见他。这些人都
是他过去的旧部，都愿保护他的安全。我在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办法去扣留他，
连一向控制在手中的飞机票也不能不给他几张。当宪兵大批出动保护着他上飞机时，
我也只好跟着一道去送行，眼巴巴看着他逃往香港。
当时云南站连枪弹都很缺乏，硬不起来。毛人风答应由重庆拨发的美式武器装
备，也因空运紧张，迟迟没有运到。最后我不得不叫五十三兵工厂的特务来一次监
守自盗的把戏，由该厂警卫稽查组与警卫大队合作，把该厂仓库存的枪弹偷出一大
批，这样才把准备打游击的特务武装起来。
十一月下旬，毛人风指示我妥善作好解决卢汉的一切准备工作。他两次拍给我
的亲译电报中，一再提到〃临别所谈任务，必须充分准备妥当，电到立即执行〃。
这寥寥二十个字的电文，说明蒋介石一面答应卢汉对他提出增拨汽油与黄金的要求，
一面却在准备下毒手了。可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在云南的军事首脑及特务头子对局
势所作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局势还不至很快恶化，想不到卢汉突然提前宣
布起义。
记得我在十二月六日下午最后一次去看卢时，向他报告各地撤退到云南的特务
人数之后，并向他报告我已得到情报，中共地下人员已在昆明从事局部和平运动。
当时各军政单位负责人连我在内，都接到解放军发出的通知书，我问他应当怎么办。
卢考虑片刻后答复我说，应当注意防范，但不必马上进行搜捕，以免打草惊蛇引起
混乱和不安。当他问到我究竟是哪些人在进行这一活动时，我不好说出我听得到的
情报是他的部下安思溥、杨文清等人已在和中共地下人员开始接触，只说具体的人
还在调查中。我从他与我对话的内容和他面部的表情等方面推测，他早已了解这一
情况，更不难想到他本人正是这一活动的主持者。所以当我问到绥署与省府准备何
时西迁时，他只含糊地回答我还没有到时候。我要求他改派李家杰为昆明市警察局
长，并向他推荐一个保山县县长时，他也没有作出肯定答复。这样，问题是越来越
明显了。
我从卢家辞出之后，又去看过几个与卢接近的高级幕僚人员，从他们谈话中证
实了我这一判断。当晚我便邀请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
佐熙等在北校场余程万军部密商。当我把当日和卢谈话情况及我所得到的情报向他
们提供后，他们也补充了一些关于云南地方部队调动的情况。李、余等都认为卢的
态度已很明显，局势已无法挽回，只有作好充分准备。他们同时又认为，卢采取行
动至早也将在十二月中旬方有可能，这是因为卢的部署尚未妥当，同时解放军距离
昆明还相当远。
当晚我把这些情况和我们的估计向台湾报告，并请示应否马上执行毛人凤临走
时所交给我的任务。但一直到十二月九日还没有得到复电，因这时毛人风不在台湾
而与蒋介石一同去了成都。九日上午率弥、余程万、龙泽汇还去成都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到龙泽汇也去了，认为云南暂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认为张群有办法解决，
便叫张群和他们一同于当天下午返回昆明。
当卢汉得到张群要去昆明的消息后，可能认为不能再延误，只好当天便行动起
来。首先是保安团队频频调动，并作好战斗准备。从当天中午起，所有飞抵昆明的
飞机一律不准再起飞，连汽油库也被保安部队看守，不准飞机加油。许多由成都经
昆明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眷属被扣留下来。原来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
部还准备把在成都大批飞往台湾的人员，先运到昆明再慢慢转往台湾，由于当时机
场电台还未被封锁，下午到达昆明上空的飞机得到地面的通知，便大部分都纷纷返
航折转成都。
这时，云南站的电台和成都台也取不到联系，对昆明这一突然紧急的变化，不
能马上得到指示。中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局本
部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等，均由成都飞抵昆明，准备第二天便去台湾。
这时我心情非常烦乱：马上离开昆明吧，将来到台湾必受处分；不走呢，眼看就要
解放。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我老是犹豫不决。徐远举等看我在陪他们进午餐时表现
得很不安，也知道情况很不妙，但他们还迷信张群已到昆明，至少几天之内不会有
问题，还相信张可以说服卢汉，局势可以稳定下来。
但是，我认为正因张群的到来，有促成卢决心提前起义的可能。为了慎重起见，
我没有向他们提出我这一看法，同时也不愿把下午的变化告诉他们，怕他们马上都
跑掉。万一和平解放，我那时交不出这几个人，担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我知道他们
不但在重庆杀了杨虎城全家，还在中美所内杀了三百多革命人士，到成都又杀了一
大批，并破坏了重庆、成都的兵工厂和部分公共建设。这几个人到昆明，首先是找
我。我先把他们分别安顿下来，准备看看当天的变化再说。
我正在准备作最坏情况的紧急措施时，传令兵送来一封张群邀我于当天晚上十
点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徐远举抢过去一看，确实是张群平日常用的图章，他认
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送随他一道来的保密局两个处长到皇后饭店休息，将徐远
举邀到我家中。我拿出毛人民十一月二十日给我的一封亲笔信给他看，信上主要是
说为了确保云南这一基地，让我好统一指挥在云南的游击武装部队，他已呈请蒋介
石批准，把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改为专员公署，把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改
为总司令部，晋升我为中将，并附来国防部委任我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
令的委任状，同时催促我把全家送往台湾，最后还再三说明，万一昆明不保，一定
要把沟通缅甸与越南的滇西南保守住。我劝徐远举不要去台湾，留在云南，这两个
新的职务任他选择一个。如果他两个都愿意，我愿当他的副手。我认为他的办法比
我多。他看完毛人风的信，听完我的话之后，沉思片刻，把头一摇：〃到了这个时
候，委我当西南军政长官，接替张群的工作，我都不干！现在才来加官晋级，顶个
屁用！我看你也趁早走吧！〃我说：〃跟我们这么多年的旧部和大批家属怎么走得
了呢？〃他说：〃你管他们，谁来管我们！这次他们可以坐上飞机直飞台湾，把我
们送到这里来担惊受怕，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当晚，我对到青云路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考虑再三，究竟要不要去，将会发生
什么情况，万一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将如何对付，等等，反复多方思考。按照
保密局的组织系统，张群虽是西南军政长官，却不能指挥我。如果以我兼保防处处
长的关系，我又非去不可。我为了慎重起见，便打几个电话问了绥署其他几个处长，
他们都没有得到通知。我又打电话到卢汉家中，想找张群问问，得到的回答是张长
官很忙，叫我准时去开会，有事当面去向他说。
这时我看情况非常不妙，可能有去无回。我便向毛人风发出了最后一个电报，
说明局势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程度，自己判断失当，有亏职守，无法完成任务。
我并立即召集云南站和保防处的负责特务，叮嘱他们在我去开会后，由副处长胥XX
负责，要他们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最后听我的消息。如果我在十一点钟没有电话
回来，便把档案名册等焚烧后，全部武装冲到附近二十六军部队中去。我临走前还
把日记本、手枪和来往密电一起交与胥XX，身上什么都不带便走了。到上汽车时，
我还考虑到我乘的汽车较快，有紧急事可以方便些，又与胥XX交换了他用的一辆旧
汽车，一直驶向卢家。我很明白，蒋介石与毛人凤所交给我的任务，我已再也无法
完成，留在昆明与逃出昆明都是一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只有硬着头皮去开会。
云南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晚上十点钟，在昆明青云路卢汉先生家中的一间会客室
里，坐着七个军服整齐、胸前挂着勋标的人。他们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狂抽着
香烟。这些人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兼云南区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