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广东 冀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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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远征军史》（代序）
时广东、冀伯祥二位同志历时六载，在广泛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这第一部较详尽、较全面地反映四十年前中国远征军历史的著作，这是我国二战史研究、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件好事情，可喜可贺。
建国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有关中国远征军的系统研究，在我国几乎是个空白，国外也涉及甚少。《中国远征军史》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较为客观、公正地论述和评价了中国远征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影响，这部书突出的特点，在于史料丰富、详实，分析论证严密、独到，读起来颇有新颖感、吸引力，是近年来所出版的相关学科的史学著作中难得一见的好书。
两位青年历史学家这一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对我国二战史、抗战史的研究是一个贡献，望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给予大力支持和扶助，使这一研究工作能继续良好地深入下去。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
张继平
一九九二年八月于珞珈山
前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十分艰难的时期。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抗击日军侵略的两大主战场，滇缅战场则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两大战场的交汇点。
从当时世界大战的整个态势来看，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频频取胜，尤其苏德战争爆发后，欧洲局势岌岌可危。在亚洲，尽管日本深深地陷入中国战争的泥潭中，但它仍然不顾一切，对欧美国家多年在远东及西南太平洋苦心经营，费尽力气建立起来的政治军事优势，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珍珠港事件后仅半年时间，日军进攻的前沿阵地远离本土达5。5千公里，控制、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和西南太平洋广大海域，形成了北起千岛群岛，经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帝汶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安达曼群岛至缅甸的“外围防御圈”（亦称第一道防线），土地面积达386万平方公里（为日本本土的10倍多），人口1。5亿，中途岛以西太平洋上数以千计的岛屿和大约3千万平方海里的广大海域，一时竟成为日本的“内陆”和“领海”。亚洲危急，太平洋危急，世界整个反法西斯局势危急。
由于日本大举“南进”和对东南亚疯狂扩张，使缅甸成为英美与日本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从英美的角度来看，缅甸的存亡是它们“先欧后亚”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英美对缅甸问题的态度有差异，但保卫缅甸，使之不沦为日本之手是共同的基本立场。而从中国的角度看，日军进攻缅甸最大的威胁在于切断中国当时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滇缅路，阻止英美盟国对华军事物资的援助，并从南部合围中国，迫使中国投降。因此，不同的利益，共同的需要，使中美英三国在危难之际结成了战时同盟。中国远征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组成并派赴缅甸作战的。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12月23日《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而组成的，随即深入缅甸与日本侵略军作战，1942年3月，远征军在缅甸南部的同古遭日本军队重兵围攻，激战12昼夜始突围北撤，此后连战皆北，至8月初分头撤至印度和滇西集结，整个缅甸及怒江以西的部分国土落入敌手。此次战役，远征军损失惨重。特别是在撤退途中，山高林密，蚊蚋成群，给养困难，疫疠丛生，部队大量减员，由出征时的10万兵员，减至最后4万人左右，在撤退中，损失人数竟大大超过作战中伤亡人数。中国远征军之所以遭此惨败，是由于指挥系统凌乱无能和盟国之间彼此协作不佳所造成的。
自缅甸撤至印度境内的远征军，陆续向兰姆伽集中，接受美国的装备训练，同时成立了以史迪威将军为总指挥的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以后又陆续补充了一部分中国军队空运至印度参加训练，全部美械装备，先后成立了新1军和新6军，1943年春，中美工兵部队自印入缅修筑中印公路。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侵缅日军实行反攻。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连续作战，中国驻印军终于赢得了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以及密支那、八莫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并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
从缅甸撤至滇西的远征军，经过整顿、补充和训练，于1943年4月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下辖第8、第20两个集团军和直属第8军，并得到了美械装备。1944年5月，远征军强渡怒江开始反攻，激战8个月，连克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等重要城市，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会师。
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克服了征途的险阻和日军的顽抗，终于取得了反攻作战的胜利。这次胜利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了日军对美国援华物资的封锁，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从而减轻了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胜利，是由于中国远征军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正义而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和坚强斗志的结果。他们常处于泥泞崎岖的境地，强攻工事坚固的日本阵地，数以万计的中华儿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在国际上博得了崇高的荣誉。当然，这种胜利也是同中国人民、印缅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以及盟国的物资援助分不开的。在远征军反攻之前，盟国之间虽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在共同对敌的作战部署和指挥方面，在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方面，特别是在空军的协同作战方面，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这无疑是取得这次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二战期间，中国军队唯一一次在国外与盟国军队联合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大规模的战略战役，但目前国外有关中国远征军的情况，只有零星的记载，散见于各种二战史研究的著述之中，至今尚无研究专著，就是港台目前也没有这方面系统研究的论著，从国内来看，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已经成书的基本上是回忆文章，小说和报告文学之类，个别有关远征军在滇西或中国驻印军情况的小册子，其资料来源受限颇大，研究不深，多属于记述性和记实性的东西。因此，这部《中国远征军史》尚属国内外目前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在有关中国远征军研究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
1992年8月于重庆师院
第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亚太局势
第一节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远东战略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暂时休战的结束。此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斗争遂成为对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威胁。因此，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对自己的远东战略进行调整和改变，以适应新的发展。
一英国的远东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帝国得到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把它推上衰落的历史进程。从此，英帝国“扩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进一步获得领土已告终结＇注：伍德科克：《谁消灭了英帝国》（GeorgeWaodcock，WhokilledBritishEmpire）伦敦，1974年版第242－233页。＇。”维护既得利益成为英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在这种全球战略中，英国的远东战略就是要维护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远东现状，以保护英国的利益。
“九·一八”事变前后，英国的经济危机达到高潮，财政大臣张伯伦警告政府，“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在财政上和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注：克里斯托弗·索恩：《对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际联盟与1931～1933年的远东危机》，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版第267页。＇。”首相麦克唐纳认为：“我们现在陷入了可怕的困境，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考虑＇注：巴特莱等：《1919～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二辑第九卷，伦敦1965年版，第238页。＇。”英国内阁研究远东局势，得出：“如果爆发大的战争，海军将无力完成其任务＇注：伦敦，英国文献局：《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371F7596／1391。＇”的结论。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范西塔特尖锐地指出，战争将意味着“我们在远东的贸易和影响将要消失……香港和新加坡将要失去＇注：路易斯：《英国远东战略1919～1939》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9页。＇。”因此，英国在解决远东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避战求和，姑息日本侵略者的具有绥靖色彩的政策。1931年11月，英内阁决定英国的远东政策“应该是一种和解政策＇注：B·A·李：《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牛津大学1939年版，第102页。＇。”外交大臣西蒙对此的解释是，“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16条。对日本——我们不想实行制裁＇注：《中国年鉴》重庆1941年。＇。”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清红皂白，同时向中日方面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这种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的做法，再一次表明了英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姑息态度，暴露了英国及国联的虚弱本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由英国控制的李顿调查团也未就制裁日本的侵略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
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向热河发动进攻，促使英国决定对“满洲国”采取不承认的方针。2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案，明确指出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不应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国联成员国不得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表示承认“满洲国”。不久，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的对外扩张活动对英国的远东战略形成了更直接、更严重的威胁，英日矛盾进一步尖锐。但由于德国法西斯的上台，迫使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使它在远东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日本，同时英国与苏美的矛盾妨碍了共同对日阵线的建立，结果只好推行对日妥协的政策。
1937年7月，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急剧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揭开了法西斯国家争夺世界的战幕，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亚太地区的野心，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对付日本的威胁，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成了英国远东政策的核心内容。英国为了避免战局扩大，曾一度寄希望于“调停”来尽快结束中日冲突，以减少由于战争扩大而给英国在华利益带来的损害。但日本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已定，调停政策难以奏效，被迫寻求新的对策。
1937年11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宣布，没有美国，英国就不可能在远东做出任何有成效的事情。因此，英国将“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跑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注：复旦大学历史系：《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页。＇。”但美国此时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英国也就不可能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了。张伯伦政府只能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寄希望于日英妥协。1938年2月11日，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一刻也不愿有人会认为所有和日本绥靖的机会都已过去了，重要的是还要向哪些方面做出某种努力＇注：阿诺德·托因比等：《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918页。＇。”此后，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英日关系。5月，英国同日本签订了《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牺牲中国的权益来保护英国的贸易，体现了英国对日本侵略行动事实上的承认，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遭到极大损失。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海关收入损失1938年达1。59万美元，1939年达到2。77万美元，1942年达到4。23万美元，分别占实应收入的62。3％、83。7％、89。1％＇注：《英日关系的疏远1919～1952》，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1938年7月22日，英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