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子儿上盘旋，尾巴在明亮的水流中移动着找平衡，然后越过一个暗礁，消失在水流中。
当尼古斯基在上游钓鱼时，我在石头上点燃了一堆火，从他的旅行背包里拿出牛仔咖啡，烧了一壶。太阳下很温暖。我坐在一棵死去的棉白杨上，用他的铁杯子喝着没加牛奶的咖啡，看着他钓鱼。尼古斯基的接钩绳在一段残桩上折断了，他回头失望地看着我。我指了指手表。
他肩上搭着假蝇钓鱼竿走上沙滩，把草编捕鱼篮从肩上滑下来。
“我看到你把那条大鱼放了。”他说。
“我现在不想保留它们了。再怎么说，我也没有在蒙大拿钓鱼的许可权。”
“你打猎吗？”
“曾经打，现在不打了。”
“你在军队时放弃的？”
“差不多是那样。”
他给自己倒了杯咖啡，从帆布旅行包取出两个蜡纸包的猪排三明治，递给我一个，然后挨着我坐到圆木上。
当他咀嚼时，粗脖子里的血管像绳网一样突出。
“你有什么枪？”他说。
“一把军用点巧自动手枪。”“称有持枪许可吗？”
“在路易斯安纳有，在这儿没有。”
“在蒙大拿，持枪证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给你搞一个。”
“你想说些什么？”
“我们在萨利。迪奥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他知道这一点。”
“这样？”
“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在他家旁边海滩上的付费电话上，也装了窃听器。他用那个电话打一些长途。”
我捡起一块平滑的灰色石子投出去，看着它在水面上跳跃。
“他给维加斯的一个酒吧打电话。”尼古斯基说，“他对接电话的一个家伙说，”告诉查理，我这儿有一份打扫院子的工作需要他过来。‘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这是个新词儿。”
“我已经听好几个匪帮成员用这个词儿。这是他们在某人家里干掉某人时用的。上次我们窃听到萨尔说那样的话之后，一个和他作对的目击证人，就被人在耳后用点22马格南手枪打了一个洞。但我们不知道查理是谁。”
我沿着一个优美的弧线，把另外一个小石头掷到水面上，它像鳟鱼出水一样绕了个圈儿，然后漂下涟漪，沉人白色的水中。
“也许这和你没什么关系。”他说，“迪奥有很多敌人。”
我把沙砾从手中掸掉，有一会儿没说话。太阳现在很热，石蚕在香蒲外产卵，在悬崖下阴影处的湖水上，彩虹在跳跃着。
“你认为我该做什么？”我最后说。
“也许现在是回新伊伯利亚的时候了。”
“你认为他会仅仅出于骄傲，叫来一名杀手，拿他全部的交易去冒险吗？”
“你看，因为他是弗兰克。迪奥的儿子，他已经在暴徒中有了一点影响力。但从根本上说，萨尔是个失败者。他是个劣等的音乐家；由于偷信用卡坐牢；他的妻子在鼻子被他打断之后抛弃了他；他的朋友们是一群买卖关系的无赖和可卡因瘾君子。然后你出现了，在大庭广众之下重塑了他的面孔。你认为这样一个家伙，现在会对你有什么感觉？”
“这和我是否回到路易斯安纳，也没什么关系。”
“也许没关系。”
我看了看手表。河流对面，我看到一只鹰突然落人牧场，用它的爪子钩住一只田鼠。
“谢谢你的钓鱼旅行，现在我得去取我的卡车了。”我说。
“我很遗憾告诉你这个消息。”
“不要担心。”
“以上帝的名义，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那么做，罗比索？”
那晚我没睡着。我考虑着送阿拉菲尔回路易斯安纳，和我的堂姐或巴提斯蒂夫妻呆在一起，但那样，我会对她的情况完全失去控制。而且我怀疑，只要我的判决还悬而未决，哈瑞。玛珀斯就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采取行动。你无法预料一个精神变态者会做什么，我相信他就是那类人。
我还是不太相信丹。尼古斯基说的，萨利。迪奥打电话给维加斯，引来一名职业杀手。我在新奥尔良认识的暴徒，是不会那样处理事情的。他们打击目击证人、哥伦比亚竞争对手，打击彼此，但却不会仅仅因为个人怨恨，去打击一个普通人。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不允许他们那么做，这会影响他们太多的经营项目，并且危及他们与政客、警察局和法官的关系。萨利。迪奥是个恶毒的流氓，但是他的父亲聪明而谨慎，是匪帮斗殴和黑手党权力斗争的幸存者。我不信他们会情愿为了一颗被打掉的牙齿，而犯下大错。
像往常一样，当我虚弱、疲乏并彻底被自己思考的疑惑打垮时，我转而去请求上帝的帮助。我起床做了腊肠和鸡蛋，步行送阿拉菲尔上学，安排她和保姆呆在一起。然后，我将点45手枪和一个备用子弹夹放在卡车座位下面，出发去大分水岭东面的黑脚族保留地。
我的风扇皮带在保留地南十英里坏了，我免费搭乘一位印第安农夫的车，来到四英里外的汽车加油站，买了一条新的风扇皮带，然后动身沿着路肩，向我的卡车走去。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雨云开始从低矮的绿色山丘向东面移来，遮蔽了田野、沼泽、丛生的柳树和棉白杨。天空突然裂开，一分钟之内，猛烈的大风雨刺痛了我的皮肤，浸透了衣服。我躲到道旁一块岩石下避雨，看着暴风雨横扫大地。这时，一辆没有涂漆的破旧的校车全速从拐弯处开过来，仿佛是来自六十年代高速路上的幽灵。裂缝的窗户上贴着胶带，车的侧面和顶面捆着自行车、倒塌的帐篷、铁铲以及两条独木舟。
司机看见我后停了下来，用一根长控制杆突然打开折叠门，我上了车，里面大概可以被称为时代文物储藏库。座椅已经全部被扯下，取而代之的是吊床、铺位、睡袋、一个罐装煤气炉、一个浴缸和几个塞满衣服的纸板箱。一个女人正露着乳房奶孩子；一个梳着印第安辫子的白人坐在地板上，在用一块肥皂条雕刻动物；另一个女人在后座上换婴儿的尿布；一位梳着马尾辫的大胡子男人，则脸朝下睡在吊床上，他的身体看来就像一条被网住的鱼，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空气中散发着发酵的牛奶、大麻卷烟和烧焦食物的味道。
司机有一双泡起的蓝眼睛和一脸疯长的红胡子，他带着皮质护腕，劳动服夹克衫在胸口敞开着，胸上有深蓝色监狱纹身。他让我坐到一把过道顶头的木椅上。我们开始在暴雨中沿着路面疾驰。我一边告诉他我准备去的地方，一边抓着一根金属栏，以防从椅子上反弹下去。
“你刚才站在一个很糟的地方，伙计。”他说，“有些杂种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在那儿转弯。你住在附近吗？”
“不，我只是个游客。”
“你的口音很奇怪。我想你大概是个法裔加拿大人。”
“不，我来自路易斯安纳州。”
他的眼睛很古怪地打量着我的面孔。汽车朝着路肩开过去。
“我说，右边有一个咖啡馆。我想我得下车弄点吃的了。”我说。
“我说过，我们会把你带到卡车那里。你会在那儿下车，伙计。不用担心。”
正在奶孩子的女人用衬衫擦着孩子的下巴，重新将乳头放人他的嘴巴，然后呆钝地望着窗外。她没有化妆，暗褐色的长发在发梢处粘在一起。
“你一直朝车后面看，你在牵挂什么？”司机说。
“没什么。”
“你以为我们是钉树钉的人，还是其他什么？”
“什么？”
“钉树钉的人。你以为我们会到处将铁路长钉钉到树里面？”
“不，我没那么想。”
“我们不是那种人，伙计。树是有生命的，我们不会击伤有生命的东西。你懂这个意思吗？”
“当然。”
“我们生活在保留地里。我们是一个家庭，以顺应自然的方式生活。我们不去和任何人作对。我们只希望不要有人来干涉我们。我们的要求不高，是不是？”
我从折叠门上带条纹的窗玻璃向外望去，乡村绿色而潮湿，蒙着一层灰色的迷雾。
“是不是？”他问。
“不高，这要求不高。”
“因为很多人总是想干扰我们。他们那是在和地球开战，伙计。”
这次搭车的经历越来越让人不舒服。
“你们在保留地认识一个名叫达乐涅。亚美利亚。霍斯的女孩子吗？”我问。
“我不认识她。”
“她来自保留地。”
“也许吧，伙计，但是我不认识她。去问问我的老女人。”他转头，用下巴指了指抱孩子的女人。
我问她是否认识达乐涅。她戴着大金属框眼镜，面无表情，平静地看着我。
“我不认识她。”她说。
“你们在这里住很久了吗？”
“一年。”
“我明白了。”
“那是一个黑脚族保留地。”她说。她的声音有一种类似全知者的单调，就像一个女人到了生活中的阴郁阶段，并且知道她们将永远无法解脱时那样。
“是吗？”我说。
“他们全是黑脚人，苏人，也就是印第安人的另一分支，则生活在南达科塔那边。”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亚美利亚。霍斯是苏人的姓。”她说，“他和印第安人首领西亭布尔以及苏族印第安人首领疯马酋长一起对抗白人。”
我想，那是她结婚以后的姓。
“你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司机说，“他们和举着休战旗帜的白人去谈判。他们进入白人堡垒后被枪杀了。那就是你相信那些杂种的下场。”
天哪，为什么我没明白这一点！
“嗨，你看起来有点忧郁。”司机说。
“什么？”
“你想吃点东西吗？我们有富余的食品。”他说。
“不，谢谢你。你们大家认识一个叫克雷顿。代斯马丢的小伙子吗？”
“你相信好了，他和我一样，都是一等兵。”
“他曾经有个妹妹吗？”
“你说‘曾经’是什么意思？”
“你有一段时间没在附近看见过他了，是不是？”
他想了一会儿。
“我想没有。”他说。
“你知道他是否有个妹妹？”
“我对他的家庭一无所知。他不住在保留地，他曾经来保留地组织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成员，对抗那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那些公司想搞乱山脉东面，想建管道、炼油厂和所有那类狗屎。”
“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他的眼睛？”他转过头，透过红胡子咧嘴向我笑，“我看起来，像是到处去看别人眼睛颜色的人吗？”
“想一想，是绿宝石色的吗？”
“他妈的，我为什么要知道一个家伙的眼睛颜色？你碰上什么事情了，伙计？”
“他是个警察。”抱着孩子的女人说。
“那是真的吗？”司机问。
“不是。”
“那你为什么问那些问题？你想找克雷顿家人的麻烦吗？”他护腕边上的汗毛，像是红色金属丝。
“不。”
“印第安人不需要更多的骚扰了。这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伙计，我的意思是，这是他们的土地，白人在他们身上倾倒垃圾已经二百年了。”
“我准备在这里下车。”我说。
“我说，你被一些事情困扰着，对吗？”
“根本没有，伙计。现在雨停了，我需要走动走动了。我的卡车就在上坡那边。”
“我们和任何人都没有矛盾，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帮你。你得警惕这个州的很多人，我不是瞎说八道。这是时代造成的。”他说。
我在潮湿、阳光照耀的空气中站在路旁，看着汽车消失在坡上，我身后是一块绿色的牧场。我的卡车位于道路前方一英里处。
老妇人正在在她房后布满石砾的菜园里锄地。她穿着系带子的靴子，一条尺寸过大的男人的羊毛裤子，一件卡其布衬衫，头上围着一条披肩。当我推开木门走进院子，老女人斜眼扫了我一下，然后继续砍她的杂草，似乎我根本不存在。
“达乐涅。亚美利亚。霍斯是您的女儿，对吗？”我问。
她没有回答。她的白发从披肩下面露出来，眼角由于对工作聚精会神而起了皱。
“代斯马丢夫人，相信我，我是朋友。”我说，“我想搞清楚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