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并且唤起了妇女们的品德观念。但是这种严格的伦理永远只不过是表
面的粉饰而已，波拿巴本人就是恣意寻欢作乐的人；他关心的只是保持外表
的丰采，并且给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事实上，这个社会是彻头彻尾的资产
阶级社会，它因为十八世纪的贵族太不“检点”而谴责了他们的闲散和放纵。
此外这个阶级的演变还远未完成，“荣誉军团”的命运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波拿巴由于独自任命了军团的“大政务会”成员而破坏了他自己制定的法
律，于是推迟对“军团”成员的任命。他已经感到，由他建成的这一组织似
乎与法国革命的记忆的联系太紧密了。
到1802 年末，许多征兆已昭然若揭地显示了波拿巴的真正意图。这样，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亚眠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波拿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法国人民的最大要求莫过于和平，波拿巴已给了他们和平；他们热爱法国革
命的社会成就，而波拿巴维护了这些成就。对自己的领袖感到满意和自豪的
法国人民还没有开始意识到他正在滥用权力，也没有意识到他要做的事都是
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领袖成为皇帝，更不希望他
创造一个新的贵族，但此时波拿巴的内心里已经同共和国以及平等的观念决
裂了。他们对自然疆界的获得很高兴，并且丝豪不希望超越这些边界，但此
时他们的主人却已经这样做了，这就使得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国人民
仍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但正是在这一时刻他已经不再是这样一个人了。
第三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
帝国的对外征服
（1802—1807 年）①
波拿巴的同时代人以及早期论述他的史学家，都用所谓拿破仑的“野
心”来解释帝国的对外征服和帝国本身。当然不是说有野心就可以为所欲
为，还要有机会，他的野心抓住了这些机会，而如果明智占了上风并考虑民
族利益，他本应放过这些机会。后来的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样用“野心”解
释似乎过于简单化。这些史学家中的一派只愿意把波拿巴看做是法国自然疆
界的捍卫者：共和派使他出来任第一执政，继而又让他当皇帝，目的就是为
了要他替他们保住自然疆界，这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
的不幸的遗产，这迫使他去征服欧洲，并且终于毁灭了他。这一派史学家认
为他是大革命的战士，他所做的一切无非为了自卫而反抗欧洲旧制度下的帝
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史学家不过是照搬“老兵”们的偶像崇拜所形成
的、后来拿破仑本人又在圣赫勒拿岛上散布的神话传说。另一派史学家不愿
贬低个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反对把拿破仑仅仅看成是命运的工具，
他们坚持要从他本身找出他的政策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可以从贯穿他的政策
的宏图壮志中找到这种原动力。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宏图壮志就是要夺取英
国的海上霸权，这样看来，波拿巴的历史，至少从亚眠和约破毁以来的历史，
只不过是路易十四发端的对英斗争的最高潮，因此是与旧法国的传统一脉相
承的。在另一些人看来，招致他坠入深渊的是逞雄东方的幻景。还有一些人
认为，他与其说是个法国的人物，不如说是个欧洲的人物，因为他想首先恢
复加洛林帝国①，然后重建罗马帝国——西方的和基督教的文明的一统天
下。来说，米雷的话是正确的：只有年事渐高，或可使拿破仑性情变得沉着
起来，对外征服或能中止。然而上述其他各家的论点仍各有其价值：拿破仑
战争确是英法争夺海上和世界霸权的最后阶段；各大强国无疑都希望一旦时
机许可就夺回法国所征服的地方。从1806 年起拿破仑即想把欧洲大陆组成
一体，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我们甚至可以同意，如果听任拿破仑为所欲为，
他也会非常乐于保持和平。最后，欧洲与拿破仑为敌也可用贵族对革命的法
国和对这个暴发户的深仇大恨来解释，而令人诧异的是：上述史学家中竟无
一人主张这一论点。逞雄东方的幻景的作用似乎是最无足轻重的论点。
晚近又讨论这一问题的有多伊奇著：《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起源》（美国，
坎布里奇，1938 年），但未提出任何创见；还有在勒努万主编的《国际关系
史》第四卷，《法国革命与拿破仑帝国》（巴黎，1954 年）一书中，著者菲
吉埃主张“民族仇恨”之说，并强调旧欧洲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具有“深刻的”
社会性质。
在上述各种解释中，每一种都包含一部分真理，但都是以偏概全。那些
捧波拿巴上台的人确实想要保住自然疆界，而为了捍卫自然疆界就可能试图
越过这些疆界；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唯一的，或最可靠的保卫自然疆界的
办法，并且认为他在扩大征服时一心想的只是民族利益，那也是不确切的。
英国确实是与他周旋到底的顽敌，并且一打垮了他，就断然地战胜了法国；
但是，如果他果真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专只针对英国的计划，那他对大陆的政
策就会迥然不同；曾造成很多问题的大陆封锁本身就是大帝国建立的产物，
并不是建立大帝国的原因。没有比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或印度更能使这位新
的亚历山大大帝①乐意的事了；但是，除一时心血来潮而外，他的大部分事
业同这种梦想没有联系。他常自比查理大帝与恺撒，有意把西方世界从政治
上联合起来；但是，驱使他行动的决不是存心复古。关于拿破仑的传说揭露
了反法同盟帝王们对法国大革命战士的深仇大恨，可见传说之中也有真知灼
见。而令人惊异的是，有很多史学家竟忘却了这一点；但是，拿破仑并不是
限于防御而已。
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全部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因为
他同时在追求几个不同的目的，有些至少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彼此矛盾的。归
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然而，他的同时代人由于目睹喧嚣
一时的穷奢极侈的新的豪华排场、放荡的胡闹、贪婪的皇族的争吵、官吏的
贪污盗窃，因此虽不否认其天才，但鄙视其“野心”，视之为与常人无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清晰了，显示出他的奥秘在于：勇于冒险、迷于
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
（1802—1805 年）
从亚眠和约到1805 年战争之间，在这段关键性的岁月里，拿破仑的个
性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同英国签订的和约只维持了一年多的
时间。但是，只要大陆战争没有重开，使波拿巴能在1799 年上台的解决办
法——一个扩大了领土而爱好和平的法国同称霸海洋的英国对峙——并没
有被废弃。普莱斯堡和约之后，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阿丁顿内阁决心认真试行保持和平，并且相信和平会保持一段时间；这
是很难加以反对的。他废除了所得税，把海军开支削减了二百万英镑。海军
大臣圣文森特暂时停止造舰，并且解雇了海军造船厂的工人。木材供应商由
于他着手调查他们侵吞公款的案件，和他闹翻了，于是造船厂的材料供应很
快就断了。然而政府在自己党内遭到了反对。托利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相
信，和平会使法国重新武装起来，从而对不列颠帝国发动新的袭击，所以他
们就象一百年前辉格党人一样呼吁作战到底。这些托利党的反对派控制了一
部分报纸，法国的亡命者佩尔蒂埃帮助他们咒骂法国革命和波拿巴的军事独
裁。英国商业界人士在托利党这两派意见之间举棋不定。和平危害着很多行
业的利益：许多军事工业苦于停工；英国商人就要失去他们对波罗的海和德
意志商业的垄断，尤其是失去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归还法国的殖民地意
味着英国贸易的减少，仅仅荷属圭亚那的贸易就减少了一千万英镑。最后，
在亚眠和约签定之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大下降，以至中立国，特别是美国，
也认为和平是一场灾难。然而一般都认为这些不幸只是暂时的。这些托利党
人敲起的警钟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但在海上和殖民地，危害似乎还不是迫
在眉睫。至于大陆，英国舆论对它并不过于关切。真正问题却是要弄清楚：
波拿巴是否会把法国及受它控制的一些国家的广大市场向英国的商业重新
开放，因为假如不建立对英国人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英国人就不会长期容
忍这项条约的存在。1802 年5 月，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重申，为了争取尽可
能多的人赞成和平，就需要加速重建商业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
执政的经济政策。
拿破仑同一切开明专制君主一样，总是非常注意经济的进展；这的确不
是因为它能改善人民的处境，并使平民各阶级分享文明的成果，而只是出于
政治的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就有希望建立健全财政，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从
而使军队获得新的兵源，最后由于减少失业和增产粮食，从而确保“秩序”。
因此，他对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关注是不平衡的。一心考虑着战争的拿破
仑对商业界和金融界是不信任的，因为这两界的活动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并
到处同英国有密切联系。他对工业很感兴趣，尤其关注那些消耗本国原料的
工业。他认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力量，象斯巴达或罗马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
是寓于农业之中的；农业提供好士兵，在必要的时候，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
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是重农主义的，随着他疏远资产阶级而考虑重新创立土
地贵族，他就从另一个方面来接近这个学派。然而，正象往常一样，每当他
遇到具体困难，他从来都不屑拘泥于一家的学说。虽然他偏爱农业，他却总
是不愿给予出口粮食的权利，因为正象共和十年的经验所证明，面包价格一
上涨就会引起群众的骚动。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和一般平民想法一样，痛恨
囤积粮食投机的商人和粮农的“利己主义”。工业危机使得工人失业，引起
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他需要非常照顾棉纺工业，尽管它所使用的是进口原
料。
在波拿巴所面临的一切实际问题之中，最需要他注意的是货币问题。英
国是允许适当的有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它使物价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而
对生产起到了刺激作用；而法国除了银行发行的有限的纸币外，仍然不得不
使用硬通货，这种通货总是被人貯藏起来，因此总感到金币不足。这种情况
使法国的经济遇到了麻烦，因为资金继续不足，而且昂贵。波拿巴总是不断
责备法兰西银行在贴现商业证券方面所持的过分谨慎态度，他很想看到这家
银行在外地多设分行，使信贷得到广泛使用。硬币的不足使国库负担沉重，
因而对国家的财政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发行指券失败之后，波拿巴无论
如何不愿采用纸币，因为用纸币就要用政权力量去强制流通，这样势必有损
他的威望。象科尔贝尔①在类似的情况下必须为路易十四解决财政问题一
样，波拿巴也转变为重商主义者，他认为，法国必须少从国外购买货物并增
加出口，或征服外国，以取得金属而保护其硬币的供应。
因此执政府尽力鼓励生产，特别是生产奢侈品。1800 年建立的统计局重
新进行由救国委员会和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②所开始的调查工作。它通
过郡守从事法国经济和人口的调查，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发表了调查结果的
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统一国内市场而采用了十进位的公制，不过这种公
制只是很缓慢地才获得通用。共和十一年芽月17 日（1803 年4 月7 日），
把货币制度固定在金与银的为一比十五又二分之一的比率上，但是，由于贵
金属缺乏，不能保证铸造足够的硬币来代替旧通货。然而新政权坚决稳定货
币，因为法郎的法定价值以白银为依据（一法郎为四又二分之一克纯银，或
五克九成纯银）。而旧制度下的里弗①从来没有过法定价值，所以计算上的
货币和实际使用的货币在价值上第一次完全相符。商业的管理委托给了一个
总委员会；随着帝国的诞生，商业管理又由参政院中的一个组负责。1801 年
3 月19 日，商业交易所改组了；1802 年12 月24 日，商会重新出现了；1803
年4 月28 日，十六个海港被指定为国际贸易港，并准予建立保税仓库。1801
年底，在夏普塔尔的主持之下组织了一个“全国工业促进会”；作为内务部
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