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同样人才辈出、成就辉煌，如马吕斯、比奥、盖…
吕萨克、迪隆、夏普塔尔、贝托莱和泰纳尔等。但是英国在这方面也不相上
下，拥有沃拉斯顿、道尔顿和戴维等人；瑞典有柏采留斯，因而也不稍逊色；
朗福德虽定居于法国而原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有关化合的许多基本定律订
出以后，化学作为一种科学终于确立起来，它不断地分解出许多新的元素，
它所带动的年青的化学工业飞跃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的贡献也超群
绝伦；在大名鼎鼎的拉马克以后，继起的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又名
噪一时。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不再是单纯叙述性的；拉马克和若
弗鲁瓦·圣…伊莱尔提出了物种变异的初步概念，而居维叶则为物种不变的原
理辩护，在他们之间展开了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大论战之一。阿维奠定了结晶
学的基础，而康多尔在继续他对植物学的研究。比夏阐明了组织细胞的结构，
布鲁赛、拉埃内克、科维扎尔和迪皮特伦等人的工作大有助于医学的发展。
能与法国自然科学家分庭抗礼者只有亚历山大·德·洪堡一人而已，他以考
察西属美洲而闻名于世。在历史学和语言学领域里，德意志名列前茅，而在
政治经济学方面，则英国居于首位。
在十八世纪，科学知识曾不断被用来猛烈攻击种种传统思想；科学知识
进一步发展却反击了理性论的实证主义。拿破仑无意中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
达，他在中等教育中给科学以重要的地位，并保持国民公会所开设的各高等
学校，在这些学术机关里学者能亲自传播他们的各种发明。况且拉普拉斯、
拉马克、居维叶、安培等科学家也应列入当代最优秀作家之中。这些名学者
之中确实也有一些人把自己的研究附会于传统的成见，居维叶就是这样一个
人。他曾游学斯图加特，因而习惯于按属类和按种别思考问题，有如经院学
派一样，在他看来，科学无非是要论证上帝在自然界所已创造的秩序；他以
能阻拦敌对学派的实证主义的传播而自鸣得意。但是不管经过多少迂回曲
折，学者的客观研究不仅推动了思想的转变，也推动了经济的转变，从而推
动了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的转变，因此，这些研究无不间接地有助于摧毁与
之密不可分的传统势力。
* * *
反革命的领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继续利用唯理论的经验主义。1802 年，
① 斯汤达尔（1783—1842 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 年）、《巴马修
道院》（1839 年）等。——译者
博纳尔出版了他的《原始立法》，德·梅斯特在1810 年出版了《政制原理论》。
1808 年，夏尔·德·哈勒尔出版了《通用政治概述》作为他的巨著《政治科
学的复兴》的前奏，而这部巨著的第一卷到1816 年才出版。直到那时他的学
说自命是纯粹实证的：他同博纳尔一样，把他的学说建立在家长最高权力的
基础上，他论证这种权力是有事实基础的。然而，博纳尔和德·梅斯特是在
为权威的等级性辩护，并认为现代王权确属合法，而哈勒尔却在唱反调，他
要捍卫贵族的政治要求而否认国家的权力，在他看来国家元首只不过同其他
土地所有主一样也是一个地主而已，但这个地主非法僭有领主的权利，因此
理智要求退回到封建制度。
博纳尔，而尤其是约瑟夫·德·梅斯特，仍然要诉诸神意天命，稍后一
些时候哈勒尔自己终于也援引神意天命，并皈依了天主教。同样地，反革命
势力的大多数人要寻找哲学武器时也倾向于传统的宗教，而世俗政权对于这
个倾向也予以鼓励。世俗政权曾不断地猛烈打击天主教会的俗世物质利益；
世俗化运动推广到整个法兰西帝国和一些附庸国家，甚至也推广到巴伐利
亚。但是对于教会的精神影响，这些考验未必是无益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
继其前任之后也遭拘禁，因此引起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教皇在法国大革
命前夕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低级僧侣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实际上就
是受国家任命的主教的控制，因而本能地求助于教皇至上论。天主教会历经
磨难反而得到清洗并加强了纪律性，神职人员出身平民者较之往日为数大
增，因此教会正在聚集力量，只等拿破仑一旦垮台，便发出大举反扑的信号。
然而，护教的神学理论水平不高，而且不能免于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染。当时
各国政府无不奉行约瑟夫二世式的主张，即视《教理问答》不过是道德说教
的教科书，而视神甫只是政府的一个雇员。敌视知识的浪漫主义的影响，把
一些与托马斯主义①毫不相干的并且对教义具有危险性的因素引进了天主教
思想。即使博纳尔和德·梅斯特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倾向的影响；夏托勃里
昂的审美的和情感的天主教主义形成了一个教派，而拉芒内企图用常识和世
人的普遍同意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时，便不自觉地为以后的一次大分裂
打下了基础。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通过这些不同的途径皈
依了天主教。若干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改信天主教曾经轰动一时；在罗马，有
一群德意志艺术家对文艺复兴前艺术家的作品发生兴趣，倾向于追摹当时的
表现方式，被称为“拿撒勒派”①；他们的领袖人物奥韦尔贝克在1813 年信
了天主教。在德意志和英格兰，新教也在重新扩大影响。施莱尔马歇此时已
成为堆称模范的牧师；费希特，尤其是谢林，日益迁就传统的基督教义。循
道教派虽然在1812 年发生了一次新的分裂，仍然颇为流行；同一年浸礼会派
却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也同样流行一时；非英国国教信徒自称拥有两百万人
之多。
在各传统的宗教以外，神秘主义继续在泛滥。圣马丹在1803 年已去世，
但有如当年安托万·德·拉·萨尔②一样，也后继有人，其门徒尚在，如阿扎
① 托马斯主义是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 年）的哲学和神学体系，主张信仰高于理智，教权高于政权。
托马斯主义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译者
① 拿撒勒在巴勒斯坦北部，传说是耶稣的故乡，因此犹太人称早期基督教徒为拿撒勒人。此处指在文艺复
兴最有名的大师出现之前的，力图重振中世纪的宗教艺术的艺术家。——译者
② 安托万·德·拉·萨尔（生于约1388 年，死于1462 年以后）著有传记体小说《圣德莱的小约翰》（约
伊思和后来任教档案专科学校的让斯。神秘主义的中心仍然是里昂和阿尔萨
斯。在里昂，印刷商巴朗什正在冥思苦想要通过神秘的直觉而连续性地解释
教条；在阿尔萨斯，奥贝兰牧师（直到他1806 年逝世为止）、蒂尔克海姆男
爵、萨尔斯曼和莱载…马内西亚郡守等都或多或少陷入了迷妄论。有些冥想趋
向于多神的信仰调和论，或者以观察数字的魔力而延续犹太人的秘教③；在
1805 年以后，法布尔·道利维就是这样从观念论转到神智学，而在1813 年
出版了《毕达哥拉斯①的金玉诗篇》。在德意志，自1803 年以来在卡尔斯鲁
厄任教授的容…施蒂林始终是神秘主义的权威，而与巴德尔名望相埒；有如法
国的贝加斯，容…施蒂林也沉溺于千年至福说②，拿破仑则正好被他们视为“基
督之敌”。德意志这股思潮和法国的思潮在阿尔萨斯合流起来，克吕德内夫
人就是在阿尔萨斯初入此道，得识奥秘的。她在结识容…施蒂林之后，在阿尔
萨斯会见了奥贝兰，又在圣马丽亚…欧米纳会见了方丹牧师；不久以后，她又
出现在日内瓦，1813 年她被日内瓦驱逐出境。她把她的一些冥想告知了德·斯
塔埃尔夫人；这时斯塔埃尔夫人已在请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为她朗读圣马丹
的著作，并已接待过文学家扎哈里亚斯·维尔纳，此人已成迷途难返的神秘
主义者，后来终于改信了天主教并当了神甫。德·斯塔埃尔夫人在不甘落后
的冲动之下，也钻研起《以耶稣基督为师》③和居荣夫人的著作。在俄国一如
既往，各种神秘主义的流派流传甚广；当时在贵族社会中最为时髦者是所谓
“心灵基督徒”派；已被哥利津和柯谢列夫讲道入迷的亚历山大在1812 年开
始攻读《圣经》，深思索求经义真谛，因而自认行将成为克吕德内夫人所预
言的救世的白衣天使。
* * *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里，浪漫主义运动成为革新和鼓动的巨大源泉。由于
德意志为浪漫主义创立了哲学并几乎完整地接受了它，德意志认为浪漫主义
是自己天才的产物；其实浪漫主义运动是激荡整个西欧的思潮，它得力于卢
梭的学说非常之大已无庸置疑。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对他们的形而上学总是
含糊其辞。海得尔堡集团主要是偏向于探索过去，他们之中有几个人把艺术
用来为旧制度和日耳曼主义辩护；不久又出现了第三代的浪漫主义者，他们
只想以民族情绪的代言人自居。从浪漫主义首倡者的有说教意义的活动中，
他们所保留的主要是对美学规律的轻视和对创造性狂想的辩护。在所有国度
里，浪漫主义学派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激情的宿命论，歌德在1809 年出版的《亲
和力》小说中或许还没有公然背弃这种宿命论，但是他终于谴责了德意志浪
漫派在文学创作中的自以为是和放肆，并同他们分道扬镳。如果不把克莱斯
特算在他们里面，那么他们都没有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克莱斯特由于内心
动摇不定和不能适应环境，终于在1811 年自杀了，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浪漫主
1456 年），他死后，短篇散文小说继起流行一时。——译者
③ 犹太人的秘教（Kabbale）指公元前二世纪出现的希伯来人的神学。——译者
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 年）古希腊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把数说得非常神秘的唯心主义论者。
——译者
② “千年至福说”（millénarisme）是基督教的一种迷信，即信耶稣基督将会复活，并将统治人间整整一千年。
——译者
③ 此书出现在十五世纪，用简明有力的拉丁文写成，在布道书中别具一格，流传甚广，而出自何人手笔，
迄无定论。——译者
义永恒的主题。诺瓦利的理想的象征主义，即认为概念与可见世界是和谐地
共处于事物的内部，毫不符合克莱斯特的实际情况；因为他的本性和他所处
的多难的时代使他在世界上只能看出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无所不在的对抗。因
此他的戏剧的灵感源泉完全是悲剧性的。在《施勒芬斯泰因一家》中是个人
对其家人的斗争，在《罗伯特·居斯卡尔》中是英雄向敌对势力的斗争，在
《庞代锡来》中是种族和两性的斗争；在《赫尔芒的战斗》中是民族间的斗
争；在《汉堡王子》中是良心与法律的冲突。
但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在推动语言学、历史学和法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上
所取得的成就，比较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更能垂诸永久。格林兄弟继其海
得尔堡朋友们之后，搜集了《民间故事集》，并从事研究本国的语言史；克
罗策尔发表了对希腊神话进行象征意义解释的许多著作。对于作为古典主义
对立面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兴趣，不仅对莎士比亚一个人有利，而且对西班
牙传奇抒情诗，对卡穆恩什①，对东方和印度都有利。威廉·德·洪堡也致力
于语言学的研究。自从十八世纪末以来，语言学评论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沃尔
夫在1795 年出版的《荷马研究导论》一书；沃尔夫的弟子奥古斯特·博克又
增添了历史的研究，而尼布尔在1811 年开始出版他的《罗马史》。最后，浪
漫主义精神也渗透到法学思想中，萨维尼和艾希霍恩把法律视为“民族精神”
自发的创造，以反对《拿破仑法典》，他们认为它是学者人为地造作出来的，
尤其指出它是与德意志人民生活毫无联系的一种从外国输入的东西。这样就
把法学研究同这个社会的总的历史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研究面貌一新。
在英国，浪漫主义正在开始影响一些卓越的诗人。“湖畔诗人”华滋华
斯，而尤其是科尔里奇久已归顺英国国教，并已变成用说教者的腔调说话；
索塞则已改信保守主义，领受一份年金并在1813 年被封为“桂冠诗人”②。
但是一些青年贵族在气质上对影响日益增长的清教徒的清规戒律感到格格不
入，这些人的地位和财富使他们能保持在物质生活上不必仰求于人，他们的
才华使他们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