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
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
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
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 ４９ 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①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
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
公元 ５１ 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
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 ２７７０ 户和 １７６５９ 口。公元
６９ 年，另一哀牢王与 ５１８９０ 户、 ５５３７１１ 口一同臣服。②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
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
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
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
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
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 ５７—７５ 年）。③商人经营珍贵物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 66 页以下；卷二四，第 838 页以下；卷八六，第 2836 页以下。
② 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第 148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 844 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49 页；本书第 6 章《西南》。
③ 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 2689 页〔何四维：《中
国在中亚》，第 211 页〕；本书第 6 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4
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
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
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
这意味着计算户和口。哀牢人没有汉族意义的那种户，所以官员们必须选择
其他某个部落单位临时凑成户。这说明了为什么公元 ６９ 年每户的成员为 １０．７
人，而汉族户的人数在 ５ 人上下浮动。这也一定是公元 １４０ 年的人口统计中
云南西部每户平均为 ８．２ 人的原因。这个数字反映了汉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
情况，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数。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
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接纳大量新来
的部落民加强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
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
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公元 ８ 世纪，土著的南诏国形成，然后一直
保持独立，直到 １３ 世纪。南诏的统治部落声称他们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①
规模巨大的后汉移民运动并没有导致在中国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
真正的人口增长。后汉亡后，后来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过是它们京
师附近的地区，不能保护它们名义上的领土中其他地方的汉族移民。汉族的
移民活动失败了。
汉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农业和医药
卫生状况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低，农民不能供养
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杀婴的办法。史料使人确信，杀婴是普遍的做法。抛弃
不需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在中国南部，情
况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养大家庭，因为产量高，耕作需要许多劳动力。因
此小家庭在南方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汉的移民活动继续下去，人口的
重点转向南方，中国全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在公元 ３ 世纪就开始了。但是随着
移民的失败，重点依然在北方又达 ５００ 年之久，那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仍
在起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全国的总人口继续徘徊在 ５０００ 万的水平上。只有当
公元 ７、８ 世纪规模宏大的唐代迁移行动把巨大的汉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
南方才长期地在人口上占优势。真正的人口增长开始了，由于引进了新的大
宗农作物，特别是宋明时期早熟的水稻，增长的速度加快。到公元 １１００ 年，
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 １ 亿人。到 １３ 世纪初期，人口已达到 １．１ 到 １．２
亿。从此，无情的人口增长势头就停不下来了。①
政治派系
汉代社会的主要分野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之间，也在输送官员的受教育
卷，第 3 部分，第 196—197 页。
① 关于南诏，见《剑桥中国史》第 3 卷（剑桥，1979），第 444 页（这一卷已译出，书名《剑桥中国隋唐
史》。——译者）。
① 关于推论和结论，见毕汉斯：《中国的人口统计》，第 145 页以下；毕汉斯对米歇尔？卡蒂埃和皮埃尔…
埃蒂安合著《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和制度：帝国时期（公元前 2—1750 年）的人口统计分析》一文的评论，
载《通报》，61：1 — 3（1975），第 181—185 页。
的绅士和不通文墨的农民之间。但是，统治阶级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固定
不变的。汉代帝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有的氏族设法在一段漫长时期内
保持权势，但大部分氏族则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赫的权力；
可是他们一旦垮台，却垮得很快。为数一直较少的大绅士氏族拥有大片土地，
在社会上、有时在政治上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层与富农相结合的小
绅士氏族并不那么富有和有声望，但能行使相当大的地方权力，并且有资财
教育儿子和输送官员。各类人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汉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 ２０２—前 １９５ 年在位）得到 １８ 名主要追随者
的协助而崛起并掌了权。他们在世之时得到了全国最高的官职。有八人担任
过丞相。但他们死后，第一代家族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主要追随者的氏族
没有产生一个皇后和大将军，只产生了 １３ 个公主中的两个驸马。虽然这些氏
族可能保持着经济力量和社会声望，它们却不再属于全国性的政治精英，它
们留下的真空必须由其他氏族来填补。新氏族稳定地轮流输送官员，直至王
氏家族崛起并灭前汉时为止。
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个前汉时期都不能作为长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国精英
保存自己，那么王莽的统治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流动。他从自己的党羽中挑
选大臣，于是新的氏族脱颖而出。随着他的垮台，这些氏族又被清除。后汉
虽也称汉朝，却不是旧社会秩序的恢复。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学家注意的前汉
氏族中，只有约 ２０ 个氏族在后汉再度出现，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声望
的。原因是新的人物与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财富和全国性的势力。
一旦刘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
它们的人马十分明显地将要战败之前，它们不愿重新考虑效忠的问题。当一
个皇位觊觎者周围的圈内人物，比过早地投靠另一个皇位觊觎者而成为其圈
外人物更为有利。刘伯升还活着时，他的兄弟、即未来的光武帝原是一个无
足轻重的人物；刘伯升被处死后，光武帝因受连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随者。
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独立后，他仍难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引人注目的人
物。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来自小绅士阶层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什么希望老是
属于一个集团的圈内人物，除非他们集结在一个次要的皇位候选人周围；由
于他们的努力，这个人取得了胜利。
换句话说，小绅士选择光武帝为他们的皇位候选人，其情况与他挑选他
们为自己的支持者一样。他们劝他登基，建议不要实行可能有损于这一目标
的政策。他们的命运和光武帝的命运拴在一起；在公元 ２５ 年初期的一次事件
中当他们担心他战死时，他们甚至不愿散伙。这些追随者不是放弃作为圈内
人物的有利条件，而是同意以一个年轻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无恙
地重新出现，这使大家松了口气。①意味深长的是，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只是在
光武帝登基和它们自己的皇帝失败后，才参加了他的大业。经过了这次再组
合，光武帝的集团完全形成，只有两人未参加，他们在稍后的时期才从强有
力的地位站到了他一边。
其中一人是后来的著名将领马援，马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随者。
当他在公元 ２８ 年投奔光武帝时，他直率地作了不讲情面的声明：“当今之世，
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①光武帝对这种坦率未表异议，因为马援的效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 19 页。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 830 页。
忠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是西北人，名窦融。他从公元 ２４
年起成了河西走廊的军阀，于公元 ２９ 年承认光武帝。光武帝以开诚布公的语
气写信给窦融，说当前中国西部的军事形势，“权在将军，举足左右。”②
窦融在复信中保证支持光武帝，并提醒光武帝，他是后者的母系亲戚。他族
中的一名妇女曾是汉文帝的配偶，她的弟兄是窦融的祖先。公元 ３０ 年，光武
帝深嘉美之，以《史记》中记述窦氏家族和窦后后裔的几卷相赠。③
虽然光武帝的 ３５ 个主要追随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绅士出身，但随着他们为
之战斗的人的胜利，他们不再是小绅士了。由于运气、远见和真正的才干的
共同作用，他们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大绅士行列。他们及其后裔在后汉的
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作为又如何呢？
在选人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时，光武帝不象前汉的创建者那样深深地依
赖他最亲密的随从。政治形势不同了。高帝掌权时周围只有一个宗派，而光
武帝则不得不承认几个利益集团。但后汉几个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后的几代
人时，其成就远远大于前汉的与它们相类似的家族。不但当官的人数（与第
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于出了皇后、大将军和驸马而得到了惊
人的财富。
那些能够保持其政治和社会权力时间最长的几个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
为皇后和其子成为驸马的家族。外戚并不是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暴发户。它
们的崛起并不是由于家中的妇女碰巧当上了皇后这种幸运和意料不到的事
件。相反，后汉的选后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皇后通常选自已经是富
有的豪门，它们在社会上是无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响着皇室的婚姻政策，
这些婚姻使为首的几个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权力。但是恰恰因为皇室的婚姻
是政治事务，外戚最后的垮台是突然而残忍的。如果幸运，它们暂时消声匿
迹；如果倒霉，它们被永远消灭。这是后汉那种典型的激烈进行的宗派之争
造成的。可以相当公正地说，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历史。
光武帝个人的集团最后由几个宗派组成，它们随着他这颗明星的升起而
一一出现。第一个在公元 ２３ 年形成，当时他取得了独立的指挥权而在颍川作
战。颍川郡是他的故乡南阳郡的东北毗邻，在颍川，第一批小绅士与他共命
运，所以在一开始这些人多于南阳的追随者是不足为奇的。①公元 ２４ 年，光
武帝因他在北部平原的胜利而名声日隆。他的南阳老乡发现了刘秀其人，就
开始与他结盟，而这时颍川人的队伍就不再扩大了。这意味着当光武帝在公
元 ２５ 年 ８ 月 ５ 日登基时，他的主要追随者中存在两个派别，即南阳派和颍川
派。南阳派远为重要，这不但是因为它庞大，而且因为它代表龙兴之地，皇
帝要聆听它的意见。
公元 ２８ 年马援投奔光武帝时，他带去了渭水流域他的地方派系的支持。
窦融在公元 ２９ 年承认光武帝后，于公元 ３６ 年胜利地抵达洛阳。他领导另一
个大地方派别，它的老家与马援追随者的老家部分地重叠。由于颍川派在此
期间已经瓦解，可以说到公元 ３６ 年，在光武帝朝廷上有三大利益集团在争夺
权势：最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