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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官僚体制，当然总体上是腐败低效的。在这总体性的腐败低效体制中，“正途出身”的人员，无疑显得很“另类”。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眼光胸襟、他们的道德操守，都与原有人员有明显差距。汪振国说：“通过文官考试，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以及某些省级机关，都有了考试出身的中级官员。他们一般担任科长级以上的职务，对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都起到一定作用。”“考试及格人员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他们一般办事认真，工作质量和效率较高。遇有涉及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案件，能够依法据理力争。”＇7＇汪振国在文章中，说到了自己刚到内政部任职即遇上的一件拆迁纠纷。当时，首都警察厅为扩建办公室，要拆迁几户民房。其时的《土地征用法》规定，对被拆迁者，要给予相应的补偿。但警察厅依仗权势，只答应给予最低的拆迁费，也拒绝为被拆迁者另行安排住房，并声称如不同意拆迁，将依照《违警罚法》处理。这几户居民向内政部提出了诉愿。汪振国提出了严格按照《土地征用法》及其实施细则办事的拟办意见。按照当时的程序，汪振国拟具了处理意见后，要送参事室复核，再送部长批准，才能做出裁决。参事室七名参事，采取合议制。讨论结果是维持警察厅的意见。汪振国决定依法力争，于是再次签注意见。最后，参事室终于采纳了汪振国的意见，使被拆迁的几户居民，得到了合理的补偿。
在国民党的整个官僚体制中，这些“正途出身”的人员既然很“另类”，那就必然会被排斥、歧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担任某级官员的资格，这对于任用私人当然是一种阻碍。这种法规自然也首先遭到许多机关部门首长或软或硬的抵制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有规则、暗有潜规则，向来是一种“中国特色”。对分配来的“正途出身”者，只给钱不派活，是一些机关部门的首长对付考试制度的方式之一。工资照发，但不授予实际职务、不赋予切实的权力，这往往让人有苦难言。另一方面，照样任用没有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对有关法规阳奉阴违。后来，则干脆不断修改《公务员任用法》，把官员任职资格扩大，使非“正途出身”者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官。这种对“正途出身”的排斥、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第一届“高考”后，那些考试合格者便成立了“中国考政学会”，创办了《公务员》杂志。他们研究中外历代考铨制度，也发表对现行政治的评说。汪振国写道：
当年的考试及格人员还组织过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考政学会”，并出版过刊物，鼓吹研究建立独立的文官制度，主张文官不参加政党，不卷入政潮，不随长官去留；主张“专家治国”、“名流组阁”、“党政分开”；主张任何政党的开支不列入国家预算，一切活动经费，由政党自己解决；主张早日结束“训政”，制定和实施宪法，发扬民主，国民党应还政于民……＇8＇
但抗战之前弊绝风清的文官考试制度并没有能维持多久。在国民党内，热衷于“一党专政”、“以党代政”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总念念不忘将考试和铨叙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长期在考试院工作的金绍先回忆道：“抗战开始后，CC系又提出了‘党化高考’的口号，即所谓‘高考改制’。从1939年重庆举行的第五届高考起，取消了口试，每届高考录取人员，只作为初试及格者，再经过政校（引按：即中央政治学校，也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训练一段时间，取得政校毕业资格，这才算‘再试’及格。以后，才正式分发任用。高等考试实际上变为政校的一种入学考试。”＇9＇汪振国也说：“沦陷期间，国土大部分丧失，残存地区与中央交通隔绝，文官考试虽继续举行，但分区办理，考试及格人员的素质不断下降；此外，凡是考试及格人员都要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高级班进行为期数月的训练，在训练中凡是非国民党员都要填表入党；再就是党务工作人员通过‘党务人员从政考试’的办法，把大批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既无专门知识，又无行政工作经验的党官，转到政府部门占据了要职，当时的说法是‘融党于政，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预作退步’。这样一来，方在萌芽状态的文官制度彻底破坏，而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政治风气，也就每况愈下，终至败亡。”＇10＇
经济学家何清涟曾在文章中说起过一件令她惊诧的民国时期之事。1999年，她得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安徽政治月刊》，其中有这样一些文章：《实施宪政与完成地方自治建设》、《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英国政府的设计工作》、《英国政治制度研究》、《职位分类制度之改进》。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何清涟说：“记得当时读这些旧文的感觉是极其惊骇：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怎么竟与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相似到了没有时空距离感！4月中旬一位留居英国的朋友来访，我将除了《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这篇文章在外的其他几篇文章复印件给他看，他问我：这是香港还是台湾的哪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待我告诉他这是五十五年前一批政府公务员写的旧文时，他非常讶异，认为中国现在讨论宪政的文章水平并不比那时的文章水平高，而且几乎没有时代距离感。我听了颇为黯然，只能对这位朋友说：这不能怨中国学者不争气，因为这一讨论过程在中国其实是人为中断了的，近二十年有关这问题的讨论只不过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开始。今天的学者们讨论宪政，根本不知道前人已讨论过这些，‘现在’与‘过去’之间，没有任何思想链条连接。”＇11＇
百余年来，那些好的思想，好的事情，总像地里的韭菜，刚刚长出一点就被齐根割掉，刚刚长出一点又被齐根割掉。——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
2007年7月4日
＇1＇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2＇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3＇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4＇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5＇朱雷章：《忆1931年我国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6＇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7＇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8＇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9＇金绍先：《戴季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10＇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出版。
＇11＇何清涟：《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25页。
辞典中的历史——读1953年版《新名词辞典》
一
辞典是解释词义的工具书。词语往往是多义的。有些词，除了基本意义外，还有作为引申意义的比喻意义。例如“暗礁”一词，基本意义是海洋、江河中不露出水面的礁石，比喻意义是事情在进行过程中遇到的潜伏的障碍。词语的基本意义一般说来是恒定不变的，也是没有“阶级性”的。而词语的比喻意义则既可能有时代性，也可能有“阶级性”。作为工具书的辞典，在解释这类多义词时，首先应该指出其基本意义，其次才是说明其比喻意义。若是先解释比喻意义后说明基本意义，就是本末倒置。若是只指出比喻意义而对基本意义只字不提，就是舍本逐末了。这种舍本逐末的辞典，本身就可能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
前不久，我在古玩市场上就见到这样一本辞典。这本名曰《新名词辞典》的辞典，1953年由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已颇有些破旧。我拿起来随手一翻，看到了“包袱”这一词条。这本辞典对“包袱”这一名词是这样解释的：
包袱是指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有许多的情形，只要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包袱，成为负担。例如犯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犯过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互相骄傲；甚至年龄亦可以互相骄傲，青年人可以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诸如此类，如没有自觉性，就成为负担与包袱。）如果这些精神上的负担能够得到解放，就是所谓“放下包袱”。
这是这本《新名词辞典》对“包袱”一词的全部解释。这解释有好几百字。用好几百字解释“包袱”这一极平常的词，真可谓不惜笔墨。然而，对“包袱”仅仅这样解释，却又显然是荒谬的。“包袱”的基本意义是用布包起来的包裹。至于“包袱”的比喻意义，一般说来有两项，一是指“精神上的负担”，一是指相声、独脚戏等曲艺中组织笑料的方法。任何一种汉语辞典，在解释“包袱”这一名词时，都必须首先指出“布包”这一基本意义，其次才是说明其两种比喻意义。而这本五十几年前的《新名词辞典》，在解释“包袱”这一名词时，却完全无视其基本意义，也不提作为曲艺术语所具有的比喻意义，只举出种种例子，对“精神上的负担”这一比喻意义做了不厌其烦的说明。这既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又令我好奇心大起。尽管摊主索价不菲，但看看虽然破旧但却一页不缺，还是买下了，想带回来“研究研究”。
回来后，便捧读起来。打开封面，但见封二和前面的扉页都印着彩色的图表。封二的图表标题是“三年来的伟大成就”（1949—1952），前面扉页的图表标题是“一九五三年的三大任务”。在列举“三年来的伟大成就”时，特意强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获得了苏联无私的援助，对远东及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列举“一九五三年的三大任务”时，首先指出的是“抗美援朝斗争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动员全国人民加紧增产节约，努力工作，来支援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这两张图表有一个共同的大标题：“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再看后面，后面的扉页和封三也各是一张彩色图表。扉页的图表标题是“飞跃发展的苏联建设事业——五个五年计划”，封三的图表标题是“苏联正向共产主义迈进”。两张图表都列举着苏联的“伟大成就”。两张图表也共有一个大标题：“学习苏联先进的榜样”。在辞典的前后印上这样的东西，在世界辞书史上恐怕都是极具特色的。再看版权页，原来这本《新名词辞典》初版于1949年，我买的这本已是第五版了。从初版始，已印刷了36次，累计几十万册，可见是极受欢迎的。
我用几天的时间，把这本叫做“辞典”的东西从头至尾翻读了一遍。每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