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11日到9月21日这一百天中，皇帝迅速地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上谕，试图以空前规模大力推行变法维新。在8月底前，大多数法令涉及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中，诏令体现了自强运动的强化。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以更大的力量促进农、工、商业。为此目的颁布了许多改革法令：在首都建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在中央政府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制订奖励技术发明的章程；在首都和其他商业中心设立邮政局；按月上报预算，使政府财政合理化。至于军事改革方面，着重于训练现代化的陆军，加强海军，组织保甲和团练：所有这些都由各省当局负责。
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就，表现出自1861年以来以点滴方式进行的教育改革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两个最重要的有计划的改革是：彻底修改科举制度，包括以时事和实学的策论为考试的新标准，来取代以书法和刻板的八股文为取舍的旧标准；在首都建立京师大学堂，在各省设立各种高等和初级学堂，外加军事的和工艺的学堂。
8月后期起，清帝进一步加紧了他推动改革的活动，开始改造政府机构。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门和几个督抚所辖的地方衙门都被废除。中央政府的重要部署也都得到了要它们删汰旧例和编定新则的命令。在政府中决策的新顾问被指定了。9月13日光绪帝宣布他的决定，准备“开懋勤殿以议制度”。①
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政策改革，都是以有志于改革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绅士…官僚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这些建议的大部分思想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康有为，他不但在6月11日以前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变法的总的方向和方法的条陈，而且于此后上呈皇帝的二十一件奏摺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也继续阐述了他的思想。
不过在1898年夏天公布的变法诏书并没有把康有为的建议全部付诸实施。他关于军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见几乎全被采用。他关于经济革新的大多数建议，除了废除漕运和厘金制之外，也都在改革的诏书中得到了体现。但是他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上谕中均未提出。然而，光绪在9月中宣布准备讨论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这些建议。这样，当夏季消逝时，光绪的改革运动日趋激进，并预示了最后要对帝国全部政治机构进行激烈改造的前景。①
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修改考试制度之举使帝国广大文人有失去晋身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和改变官僚政治的现有管理则例之举，威胁了许多在任官员的直接利益。军事改革会涉及裁汰许多现存的军队。指派年青的维新派进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重要政府机关担任虽然低级但很关键的职务，再加上新条例规定士人和官员均可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而直接向皇帝上书：所有这些都趋向于破坏宫廷中高级官员的权力地位。变法方案的最厉害的一招莫过于蔑视皇太后的权威，直接威胁她的权力和她最宠信的太监的命运。最后，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百日维新使整个朝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数激进的少壮维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个官场。
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几乎在百日维新刚进行时就趋向于表面化。6月15日，在维新被宣布为国是后的四天，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翁同龢在后党的压力下被黜退。从此开始，当皇帝和激进的维新派忙于发布诏令时，皇太后和她的强大的党羽则悄悄地在巩固他们的力量。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最亲信的宠臣荣禄被指派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华北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发布了一道诏令，规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级官员必须亲身觐见皇太后，以表示谢恩和保证忠诚。
在接着而来的两个月中矛盾冲突继续升级。9月初，皇帝甚至一举下令黜退了礼部的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同时，四名具有强烈变法倾向的青年学者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被指派到军机处任章京，参预审议和革新政策。由于以这样大胆的行动来维护权威和夺取权力，最后摊牌的阶段终于到来。
9月21日，慈禧太后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剥夺了光绪帝的权力，并把他幽禁起来。同一天，她还宣布重新当权“训政”，开始了她的第三次摄政，这一次继续了十年，直到她死去为止。与此同时，在9月末她发起一场清洗，废黜和逮捕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康有为运动的文人和官员。六名年青的维新派被处死，其中包括激进的湖南学者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康有为本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过清洗；梁启超则乘日本军舰逃往日本。 9月26日，西太后废除了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所有重要的革新政策。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页。《戊戌变法》，第1册第528页。
① 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第529—683页。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53页。《戊戌变法》，第1册第509—512页。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②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1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0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44—350页。施雷克：《1898年的维新团体保国会》，载《中国论文集》，14（1960年）第50—64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78—216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305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页。
维新时代的遗产
维新运动在京师证明是一次失败，如同以前在各省进行的那样。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进变革，但是帝国政府最高层的权力集中程度却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进行全面的制度变革。可是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当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国的各种思想泛滥成灾。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思想变化，主要应归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变革工具。其中的一种工具的产生方式是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几乎从十世纪书院首次出现起，它们就成为士大夫思想活动的中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理学主要在书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书院还起了提供独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学者在这些中心里面能集体地对朝廷提出政治抗议和批评。
清代初期以后，书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进行社会政治性质的讲学和讨论，所以它们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它们作为培育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仍是重要的，这从书院林立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有一种估计认为，在十九世纪，书院约有四千五百所。据另一个估计仅广东一地清代有书院四百十一所。①然而，它们的教育职能被缩减到主要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程度。从少数在十九世纪初建立的书院，如广州的学海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学术某些复兴的迹象。
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变革之风，差不多没有触及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①
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大夫开始改组书院和创办新学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这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②比起这些地方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员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学堂的奏折。最突出的是与康梁有密切关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建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③在响应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据说全帝国许多地区的旧式书院已按建议作了改变，对于开办新学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样，在1896到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而修改过程中突出的趋势是在“实学”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实学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指的是对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会关注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在若干世纪中，实学曾被儒家学者反复用来作为划分界线的支配性概念范畴，凡是他们断定为不“实”之学都概被贬斥，认为无价值。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中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有名望的古老书院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便导致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西学的重大发展。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术方面的（包括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也许还有西方语言）。但是，康梁集团对于西方政治经验和理想的重视超过了对专门技术知识的重视。康梁二人自己也直接致力于教育改革。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了一所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名叫长兴学舍，其教学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旨在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①
这种适应政治需要的教育纲领后来为梁启超所继承，他在变法宣传中强调西方政治理想和经验的重要性，以区别于西方的技术知识。由于心中有这种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劝在杭州和陕西地方书院从事改革的友人们要以政治学院的模式办学。当1896—1897年在上海从事私人教学时，他追求的也是这种理想。后来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计划主要是要在时务学堂内制造激进思想的气氛。那个学堂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并在1900年以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崭露头角。
象学会这样的自愿组合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工具。在许多世纪中，学者之间出于文学的目的结社已司空见惯。明朝末年，某些学者官员组成的“社”对时政提出批评和进行党争。但是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出现了坚决反对社团活动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士大夫结社干政。①当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广学会在文人官员中间的积极活动，必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团体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同时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识，他们知道自愿联合的团体对于西方的进步是作过重要贡献的。当时一次普遍的有关学会职能的讨论认为，它是现代欧洲文化迅速发展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