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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是当之无愧的。您的设计和计算是如此精确，您的“建筑”朴实无华。然而它高大、坚实、俊美。在祖国初春的天气里，在“复苏”的百花文苑里，它大放异彩。它可以使千万个“寒士”得以温暖，使千万颗历尽坎坷、多遭磨难的心得以慰藉。我和您素不相识，但我觉得您是一代中年人的知心人，更是我的亲人。您和陆文婷大夫一样，有一颗热情善良而富于同情的心，有着极为精湛的“医术”……陆文婷的形象已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她将与我相伴一生，她使我双眸更加明亮，对生活、理想、事业的追求更加执着，使我在生活道路上的步子更加坚定。我万分感激您，望您保重身体，写出更多好的作品。……
一封封深情的信，像涓涓细流，汇进了作家心灵，产生绚丽的涟漪。作品感动了读者，读者也在激励着作家。
读着这些喷发着感情火花的来信，我们便谈起《人到中年》的写作经过和社会反响。
谌容说，她原想写中年这一层知识分子，歌颂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表现他们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品德。而其中的医生，尤为可贵，他们给予社会的是那样巨大，而社会给予他们的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简直不相符。他们的工作接触社会各个方面，从他们身上可以反映生活的广大面；而作者又有一些当医生的朋友，于是她便开始读医学书籍，到医院深入生活（一个月），很快便写出了这个震动文坛的中篇小说。老作家巴金羡慕地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不久前报纸曾就《人到中年》展开了讨论，可惜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争鸣气氛不够。谌容表示愿意做箭靶子，希望别人讨论她的作品，不同意见应充分摆出来，把观点讲清楚。讨论涉及当代小说怎么写法这个大问题，是按照公文、报告写，还是按照生活的真实面目写，这样的问题不能含糊。
对作品中刘学尧夫妇出走的问题常常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谌容对此多次表示她不愿意说违心的话。一个真正的作家没有权利违背生活，他只能忠实地反映生活。生活中有这样的存在，而且这是十年浩劫之后，在拨乱反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将来也许不会再有，但现在确实存在，作者有责任把它艺术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更富有时代的印记。起初，她并没有打算写这个情节，是生活本身提示了她，迫使她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她到医院里生活时，碰到了两起要求出国的事件，她对他们的出走表示遗憾和难过，但又深知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于是她根据生活的提示，在作品中构思了刘学尧夫妇出走的情节（她的作品一般都有模特儿，有一位出走的大夫就姓刘）。她认为，他们也不愿意走，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是走了，但走了又会怎样？他们自己说不清楚，所以作品写他们“像一个漂泊在天空的气球，不知将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要写出他们那种彷徨的心理状态。
谌容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的。
她出身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今年四十岁——正是人到中年之时。她常常风趣地说，关于我自己，只用三句话就行了：一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二我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三我没有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日子过得平平凡凡。这是谦虚之词，其实她的日子颇不平凡，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创作上也是几经沉浮。
在她还只有十二三岁时，就浸沉在家里的藏书中，从诗词到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西厢记》、《三国演义》，她都看得津津有味；从昆曲、京戏、川剧到话剧，她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这些早期文艺的熏陶对她的日后成为作家不无影响。
十五岁是她生活的一个转折，四川刚解放不久，她为了冲出剥削阶级家庭，自谋生路，毅然放弃初一的学业，考进了重庆工人书店当售书员。她永远忘不了晓雾濛濛的嘉陵江岸边，她背着书箱向工厂走去，她奔走，她追求，然而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她并不十分清晰。她卖书给女工，女工却不识字；她到矿上去，矿工却不敢出来见她——因为他们没有衣服遮体。她愕然了，女孩子怎么不上学念书呢？人怎么会没有衣服穿呢？她难以相信，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铁的事实。这时她才看到了贫富的悬殊，人间的不平，生活本身对她的阶级教育远远胜过了政治课上获得的知识。
她站的是文学柜台，有机会饱览文艺新书，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她都贪婪地攻读。一年后她进入重庆一家报社，在那里自学了全部初高中课程。1954年她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译工作，五年中她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幸身体累垮了，遭到了精简，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并成了编外人员，像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这是她受到的第一次打击。
这种打击谁又能料定岂非“塞翁失马”呢？她自己不愿意遗弃自己，她在领取“劳保工资”的情况下，到山西农村一边养病，一边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尝试。一连写了四个剧本，前三个都被“枪毙”，最后一个是以焦裕禄为题材的，好不容易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中，可是“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临，又成了一场空。
“出家”晚，又不是抬头见喜，而是开门碰壁。这就是谌容文艺生涯的起点。
1969年“清队”以后，她随北京市大批干部一起下放到郊区通县，在那里喂猪、插秧、种菜、当工作队员，一干就是四年，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耽误了。“铁扫帚”在扫荡一切，但她还是念念不忘重操“旧业”，在1974年分配到北京某中学之前，她已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万年青》。1975年这部描写农村题材的三十四万字小说问世了，打倒“四人帮”以后这却成了某些人议论和指责的口实，在她出版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之后，她所在的单位再也不准她的创作假了，后来还扣发了她三年工资。
身处逆境，她却像陆文婷一样，“超负荷运转”。她不奔走，不哀告，而是借款度日，闭门谢客，拼命地写作，昏过去了，醒来又继续写，写，不停地写，《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都是在这种逆境中写出来的。……
正在我们谈得起劲时，南方某杂志的编辑来向谌容约稿，请她写点创作经验之类的文章，她直率地拒绝了，她目前不打算写这类东西，她认为自己创作没有什么经验可谈，鲁迅先生也说没有什么“小说作法”，所以她不能满足报刊这方面的要求。她认为写小说没有什么窍门，一个是读书，吸取前人的东西，丰富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之越多越好；二是动手写，犹如《红楼梦》中惜春学画，主要靠自己慢慢画，边画边提高。
在谈到作家和作品对她的影响时，谌容说她最崇拜的是鲁迅，对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十分钦佩。中国古典小说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在创作上一方面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另一方面也受外国文艺技巧的影响。她上俄语学院时，参加了那里的“文学社”，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写人的大师，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表现手法。她说她写东西力争做到自由一些，不管别人说是什么方法，看需要而应用，《人到中年》用回叙，少不了一些心理刻画；《周末》是用的传统白描；《玫瑰色的晚餐》是写意识活动；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她近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内省”色彩，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道路的深刻思索，这种表现手法与传统的小说写法有很大不同，处处流露出作家的主观意识，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外部世界，现实和回忆、联想和梦幻，穿插交换，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感受性，但又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而仅仅是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她说，时代在前进，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小说再不宜慢吞吞地描写，那样读者就不爱看。她不希望别人把她的作品进行对比，因为她每写一篇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尽量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作家追求的是一个“新”字，脑子就用在创新上，要立意新、思想新、人物新、语言新，她感到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爬一次坡，是很艰苦的劳动，前面充满了坎坷不平，但要有勇气继续爬上去。
谌容的创作路子是相当宽广的，她长于写农村各类干部乃至普通社员（如中篇小说《白雪》），也熟悉广大知识分子；她写了两个长篇，四个中篇，一组短篇，但她的主要兴趣是致力于长篇，她觉得短篇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从明年开始，她打算谢绝约稿，关门写长篇，完成《光明与黑暗》。
在谈到约稿这类事时，她风趣地说，有人求稿心切，让她翻一下箱底，把过去写的东西找出来发表，她说她不能那样做，那样对作者编者都不利，弄不好会砸锅。有时半夜三更，一封电报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悲喜莫测，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催稿电报，一场好梦随着电波消失，叫人啼笑不得。
她说，写小说不是机器包饺子，构思一篇很不容易，写出来了，不满意的不愿意往外拿。她讲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歌德的话：“有些高明的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一生要求对他们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歌德谈话录》第35—36页）
谌容深感写作是很艰苦的劳动，她在她的一篇散文《病中》（见1980年第4期《文汇增刊》）已有透露：
巴尔扎克说：“创作是累人的劳动。”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累人。作家的脑子就是劳动的车间，你病倒了，你的车间没有停工。安装在那里的各种机床昼夜不息地旋转着。生活的素材不断地被传送带输送进来。体验、分析、加工、提炼、构思、丰富。这里没有病假、没有公休、没有节日。这里是永远的运转，甚至在梦中。
这是病态：神经衰弱，精神分裂。这又是最佳的竞技状态：文思如潮，不可遏制。
这是她的心情的真实写照。目前，她感到对她和她的创作的评价，有些过奖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她是理解读者和编者对她的关心的，但为了答谢读者的热忱，她只有努力创作，写出新作呈献给他们，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原载《长春》1980年第11期）
《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
练文修
一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情节是很简单的：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在一个上午连续三次手术之后，心脏病突发，濒临死亡的边沿。借用她丈夫的一个专业术语，可以说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陆文婷的“断裂”。
陆文婷为什么“断裂”？
是她原来体质太弱吗？不是。在医院里，她算是“身强力壮”的，本院的保健科甚至没有她的病历档案。是她精神比较脆弱吗？也不是。当她还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医生的时候，就敢于在一次查房之后，当着眼科主任和许多大夫的面，对主治医生的诊断提出怀疑；在批判“白专道路”，点了她的名之后，她还是不动声色，回家照样钻研业务；“文化大革命”中，她冒着“包庇叛徒”的危险，在造反派闯进手术室的情况下，坚持为病人做好了手术；在她病倒的前一天，为了让她的丈夫能把八小时变成十六小时，毅然决定让她丈夫搬到研究所去住，而把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独自承担下来。无疑，陆文婷正如她丈夫所常说的，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那么，是因为丈夫不够体贴？不。傅家杰是很爱自己的妻子的。仅有的一张三屉桌，他让给陆文婷使用，自己则屈居于床边的一叠箱子上，把一本本参考书摊在床铺，研究他的金属断裂专题；有了孩子之后，他便在屋里拉起一块绿色的塑料布，把三屉桌挪到布幔后面，希望能在这瓶瓶罐罐、哭哭啼啼的世界里，为妻子另辟一块安定的绿洲，使她能像以前那样夜夜攻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实验室被封闭、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