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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春季开始后,由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的运输线被美国军队切断。为此,日本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并攻占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不久,日本结集五十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守河南汤恩伯的军队有四十多万人,面对五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同时,面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其他地区的中国军队也无心抵抗,在战场上甚至出现了几百人的日军可轻松俘获上万人的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约五、六十万人,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和广西等省的大部份土地,丢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以及美军空军基地七个,还有其它飞机场三十六个。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败再败?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的印象,他要戴笠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
但华莱士对蒋介石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糕,事后他对蒋的政府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不久,华莱士在中国向罗斯福总统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罗斯福这才感觉到,史迪威多次要求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是必要的,而且他开始考虑让史迪威来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一九四四年七月,罗斯福给蒋介石发电说:“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是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计划的。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此时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的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尽管对罗斯福的电文充满愤怒,但也不好公开拒绝。但蒋介石毕竟是政坛老手,他巧妙地使用了拖延战术。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回电时说,他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他要罗斯福给一些时间,他要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的要人为他在罗斯福面前说情。但罗斯福并没有让步,接连四封电报发给蒋介石催促他尽快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此时,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些表面上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中国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于是,罗斯福派赫尔利到中国与蒋介石具体协商。经俩人几次会谈,达成以下协议: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的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必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的军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十分恼火。没过多少时间,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电说,蒋介石准备抽调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
对此,罗斯福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向蒋介石发电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这封电报是由史迪威转交给蒋介石的,当时蒋介石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罗斯福的电报内容,但正在参加会谈的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电报内容后,神情凝重,他沉默了片刻后宣布了散会。等其他人都离开会场后,会议室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见已近六十岁的蒋介石竟像孩子似的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的电报竟不顾蒋介石为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地伤害了蒋介石的自尊,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仍旧没有把军权交给史迪威,而是以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并要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信任的人来,他就同意交出指挥权。于是,蒋介石与宋子文一道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蒋介石还在给罗斯福的电文里表明了自己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此时,蒋介石把国家与他个人的人格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使罗斯福感到了为难。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但是罗斯福并不想让步,只是同意更换史迪威的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必须保留史迪威对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意见,赫尔利此时也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犹豫了许久后终于决定让步,他调回了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对此事他在日记反省录中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过后,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说完欲授予史迪威青天白日勋章,但被史迪威拒绝了。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中国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政府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同时,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但这对蒋介石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严重的是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美国原来预计如果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一百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蒋介石政府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了。为此,罗斯福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本军队的作战。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承认了“雅尔塔会议”所签的密约。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时说:“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为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和台湾还没有被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了抗战的本意了?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听后说:“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应该清楚,今天并不是我来求你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样的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是废话。”蒋经国听完,沉默不语了。蒋介石得知后,先是激愤后是无可奈何。为此,他曾一度派人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后因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而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由于蒋介石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日,违背了美国“维持中国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的亚洲战略方针,加上在军事指挥上蒋史之间的严重分歧,罗斯福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问参加会议的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说:“如果日本军队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罗斯福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回答。罗斯福见史迪威不语,接着说:“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了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具有民主精神和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史迪威感到这是件十分棘手的事,他所以不满蒋介石是因为蒋独断专横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要置蒋介石于死地他还没有想过。史迪威回到中国后即去了昆明,他找到助手多恩准将口头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头命令,并要多恩制定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于是,多恩根据当年蒋介石准备去印度访问的情况,制定了暗害蒋介石的“蓝鲸行动”。按照“蓝鲸行动”的计划,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二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使飞机的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的人员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机上所有的降落伞已事先做了手脚已全部失灵……按照“蓝鲸行动”的计划,蒋介石是必死无疑。但这个行动计划报到美国国内后,罗斯福总统迟迟没有批复。不久,由于日本军队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蒋介石临时取消了访问印度的计划。就这样,“蓝鲸行动”的计划搁浅了。
在以上的这两件事中,表面上看可以说都与戴笠没有任何关系。但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所领导的腐败而又无能的政权失去信心,而在“寻找具有民主精神又能与美国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时,是否也曾把目光投向戴笠过呢?虽然在举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过程中,史迪威与美国的海军部有过矛盾,但对戴笠的工作能力和他所领导的军统局的工作效力的认可都是一致的,而且‘他们全都明白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没有戴笠的帮助是很难办成的。那么,史迪威是否曾用另外的方式告诉戴笠有关“蓝鲸行动”计划的某些内容,以求能得到戴笠的配合?这些没有人能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人是相信戴笠的,要不然梅乐斯不会几次向蒋介石提出让戴笠当海军司令的事,罗斯福也不会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想见戴笠。
不过,也正是美国人对戴笠的好感和信任,使蒋介石对有了国际背景的戴笠有了更多的顾忌。蒋介石取消访问印度之行,固然有抗战形势吃紧的原因,但不能排除蒋介石在这之前已有所觉察,因为在中国的特工组织除了军统局外还有中统局,而中统局又是戴笠的死对头。尽管中统局向蒋介石提供了怎样的情报不得而知,但此时的蒋介石对戴笠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因为他还需要打戴笠这张牌。
第十二章
戴笠心里也明白蒋介石暂时还离不开他。
于是,戴笠加快了对大汉奸周佛海的策反工作。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策反周佛海可迅速恢复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军统组织,扭转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是如能成功策反周佛海,以加强戴笠自己及军统局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周佛海当汉奸前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及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当汉奸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通过戴笠建立起来的。戴笠与周佛海本无特殊关系,要说清此事还得从唐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