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恕�
然而，目前读书界正处于“学问饥饿”的时刻，出版界正想要奋发有为，史学界呈献出他们的初步成果。尽管这果子还有点青涩，却是书林二十多年来所罕见的收获，而且公开发行了，——这本身就不寻常。
因为它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写断代人物传。《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史记》记载人物活动有三种体例，即本纪、世家和列传。司马迁的纪传体文字，力求纪实，手法多样，褒贬兼具，于朴素精炼中显示其飞扬生动的文采，鲁迅因此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种文体有其叙事缺陷的一面，它总是和编年体相互并行的。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近百数十年来，无数惊人的事变，走过苦难的历程，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产生了各种面貌的人物和值得总结的丰富深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恰如其份地表达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提到我们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有正必有反，有美就有丑，历史上就有各式各样的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历史书籍如果没有人物，只见铜器铁器的出现，规律法则的作用，洋枪大炮的飞舞，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千真万确，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人民有自己的领袖和代表，自己的朋友和敌人，都应该是一个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系统的人物介绍一类书籍业已久违。现在这本书的《前言》宣称：“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不但写一本中华民国史，还要编三种资料，其二就是中华民国人物志。前言里列出写传记的五项原则，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编撰断代纪传的一次有组织的尝试，值得我们欢迎和注意。
还因为它并不喧嚷地走进了禁区。这当然是它的工作任务决定的，但需要决心、认识和气魄。多年来都讲要“厚今薄古”，“今”的召唤已久。可是，薄古匪易，厚今尤难！纵无明文条令，从来也没有象公布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样宣布过什么禁区，而“今”却是学人望而生畏的题目。现在这本书恰恰是在禁区中活动的成果。单是编三种资料，将涉及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要写传记的人物约一千人，编者还希望“大家都来写”，“那个行业的人由那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那个地方的人由那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这是史学战线上的佳音！这有利于促进学术的跃进。这里面有不少人物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不少近代现代人物的著作、函牍、文献材料等等，在有关单位的保管部里悄悄地躺着，和地下的矿藏一样迫切等待着勘探和采掘。甚至旧日公开行世的书刊，也可能被当作“绝密”而锢藏着，一般读者固难接近，更不用说利用它们来作树碑立传的素材了。其实，一部五四运动史，如果一定要涂去陈仲甫、胡适之的名字，不涉及他们的活动，不严正地评介他们的作用，真不知这部书如何运思和下笔呢。古城的怒吼，湘江的激浪，津门的呼应，以及上海、苏、皖、鄂、粤各地的回响，都将被写到。各有主从重轻，不得一笔抹煞或无限放大。政治的激动震慑了学术的展翅，学术的徘徊辜负了政治的嘱咐。二者俱伤，一事无成。党所教导的“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难以得到酣畅的执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资料书，并无冲破禁区的叫嚷，却在做一些起码的工作，值得我们欢迎和注意。当然，附带插一句，还要多谢出版者，想必经过几番考虑而后才公开发行的吧。
上述两点之外，还因为它重视材料的搜集、整理、考核和编订。写一部书，首先要切实占有材料，本来是个老生常谈。我们不能不想起列宁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是在俄国1895—96年大罢工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列宁着手写书时是1896年1月被捕以后，他从狱中托人按他拟定的书单找书，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地搜集了为进行研究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封建落后的旧中国阻碍了文化的发展，资产阶级也没有为我们准备必要的社会经济资料。这许多年虽说已经做了大量保管整理的工作，种种原因使其缺乏必要的人力和照护。“四人帮”及其侍从之臣更破坏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他们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非常郑重其事地胡说八道，不要真实的材料，不顾历史的事实，全凭捏造、曲解、阉割和偷换来创作他们的史论。在一阵难堪的破坏之后，我们至今还听到有关抢救和保管历史资料的呼吁。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在《前言》中表示：“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然后才可以下笔。”又说：“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要求真实可信。”“不要以讹传讹。”这才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关于《民国人物传》的选录标准，书后有个附录，不用重复抄摘。这样地重视事实材料，“宁可不写或存疑”，值得我们欢迎和注意。
我只根据上述三点感受，说这本书是历史研究和论述工作方面的一块小小的计程碑。我还要重复一下，我没有说它是史学创作方面划时代的里程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二十几万字的作品，如果要寻章摘句，列举几条史实的失误，叙述的欠当，并非难事。而这些，和关键已否把握，繁简是否得宜，文字如何抒写，应留待广大读者的检验和批评。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吴玉章老前辈的话来。他的《历史文集》序言中有一段，用他自己的话说，“并非什么高论”：
历史既然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因此，研究历史就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必须占有充分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史实务求其真实，评论务求其公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事实确实，立论公平”，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座右铭。
这又何止讲的是研究历史呢。为政与治学并不是不相通的。若以片面一言，而定历史人物终生者，知惭愧否？诚如吴老所说，“但要做到也颇不易。”我们面前的《民国人物传》的《前言》说：“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不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这就不以我为准，留待今后和大家来继续研究。
我看《民国人物传》的编写、出版与公开发行，可能是个好兆头。从党的十一大到三中全会，的确为我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迎来了明媚的春光。天高路远，春郊好试马。让学术振翼高翔吧。既已迈开大步，那就不要迟疑驻足，坚持主张，开展工作。我们盼望在这方面有更多更多的成果，为史学界也为了读书界。
七九年一月十日于北京弘慈广济之庐。
* 由于旧藏日用书籍已付一炬，而到图书馆查书至今仍需极大的耐心和不惜浪 费的宽裕时间，这里只有凭记忆叙述，难免不准确。——作者注
郁进
1979年第2期；总第2期 … 广告
为了纪念我党的先驱者，中国职工运动的领袖——邓中夏同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邓中夏》一书。这是一部邓中夏同志的传记，叙述了邓中夏同志一生的重要革命历程和为党献身、英勇就义的光辉业绩。由魏巍、钱小惠同志撰写，正在加紧修改定稿。
广告
有志气的女科学家居礼夫人
推荐《居礼夫人传》
（推荐《居里夫人传》）
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也译作居礼）夫人的女儿艾芙·居里写的《居里夫人传》，最近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了。在这部书中，作者运用科学家的自传材料、日记、书信、文献和亲友们的回忆等第一手资料，真实地再现了居里夫人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刻画出了居里夫人无私地献身科学事业的光辉形象。
科学高峰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上去的
居里夫人（1867—1934）是一位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原名玛丽亚·斯可罗多夫斯卡，诞生于波兰的华沙。她自幼聪明好学，很小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做事异常专心。平时她拿着一本书，专心致志地读着，可以完全不受周围嘈杂环境的干扰。因此，她的记忆力极好，一首诗读两遍就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玛丽亚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和物理教师，幼年的耳濡目染使她从小就爱上了科学。她虽然极有才华，中学毕业时带着金奖章回到家里，却不能继续深造，因为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华沙大学不招收女生。她不得不做了三年家庭教师，最后积攒了一笔生活费，才在姐姐的帮助下到向往已久的巴黎大学读书。
在巴黎，玛丽亚过着简朴的苦学生活。她住在一间极小的阁楼里，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她省下交通费，永远是走着到巴黎大学去上课。下课后，晚上就到附近的图书馆去复习功课，省下照明和取暖的费用。
玛丽亚是一位性格坚强的青年，物质生活虽然艰苦，思想却十分开朗，因为她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学习上了。她坐在大学的座位上，脸上带着表示无限叹赏的微笑，眼里发出欢乐的光芒。她很奇怪：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普遍规律更能迷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规律的人类智慧更为神异？学习，学习，玛丽亚一心努力学习科学，学习上的进步使她兴奋，觉得自己有能力学会人们发现出来的一切知识。时间没有辜负勤奋好学的人。四年的苦学，玛丽亚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硕士学位。
1895年她和法国物理学家彼埃尔·居里结婚了。这种由共同的爱好和理想结合起来的爱情推进了居里夫人的科学研究。毕业后，在选择研究论文题目时，她高瞻远瞩地选择了一个科学上尚未开拓的新园地——放射性问题。正因为这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地区，她便毅然决然地向这个目标进军。
在科学研究中，居里夫人在彼埃尔的帮助下经过坚持不懈的实验，终于发现了两种具有很强的放射性的物质——钋和镭。放射性物质的发现，只是这项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接着两位科学家还需要把它们提炼出来。但是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呢：“我们没有钱，没有实验室，而且几乎没有人帮助我们做这件既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好不容易得到了大量铀沥青矿滓以后，他们又没有合适的工作室，经过多次的努力，最后还是只好又回到居里夫人作初步实验的小工作室。这是一间没有人用的棚屋，玻璃顶棚残缺漏雨，里面没有地板，只有一层沥青盖着土地。家具只有几张朽坏了的橱桌，一块黑板，一个旧的铁火炉，安着生了锈的管子。但是，艰苦的工作条件没有吓退这位年轻的女科学家。后来她回忆道：“我们生活中最好的而且最快乐的几年，还是在这个简陋的旧棚屋中度过的。我们把精力完全用在工作上。我常常就在那里安排我们的饭食，以便某种特别重要的工作不至于中断。有时候我整天用和我差不多一般大的铁条，搅动一堆沸腾着的东西。到了晚上，简直是精疲力竭”。“四年来，她每天同时是学者，是专门工人，是技师，也是苦力”。这是多么感人的工作热忱和毅力啊！是什么力量使她充满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呢？！因为一个为人类造福的伟大理想在鼓舞着他们：“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完全被那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新领域吸引住了。虽然我们的工作条件给我们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快乐。”1902年在居里夫妇宣布镭可能存在之后四十五个月，居里夫人终于炼出了一公厘纯镭，测定了新元素的原子量。放射性元素的发现不仅为现代原子物理学奠定了基础，是自然科学上的大事件，而且彻底打破了元素不可改变、原子不可再分割的形而上学思想。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次伟大胜利。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居里夫人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