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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道路》这本书，是写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即朱德同志六十岁的时候为止。这时，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一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开始。按照史沫特莱的计划，《伟大的道路》只是记述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时代的书的第一卷，她是决定了要继续写第二卷的。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时，史沫特莱正在对《伟大的道路》一书进行加工修改，但这时她已经由于横遭美国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身患重病。
没有写完的《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史沫特莱在那时写给朱德同志的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中说：“三天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电台中断了原定节目，以宣布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苏联已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并表示它打算承认新的中国人民政府。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按指美国）。我没有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是，一旦我将您的传记改写完毕——我希望在今年年底——，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您的生平写到您六十岁的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在第二卷里，我想从这一年开始往下写，并且希望到中国去写。我的出版商渴望着这一本书。”史沫特莱当时曾经设想，美国也许会出现一个新的反动恐怖时期，她自己也可能被逮捕入狱。“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已经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到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假如那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史沫特莱没有遭到逮捕。但是一九五○年五月六日，她却在牛津因胃癌手术不治逝世了。她死时才六十岁。她的遗嘱是把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给朱德同志处理。遵照她的遗嘱，在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已安葬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西侧。墓前立有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同志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
史沫特莱出身于一个美国贫苦农民家庭，是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朋友之一。她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到过许多国家，当她一来到我国时，她就爱上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苦难的人民。她在她的名著《中国的战歌》里写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伟大的道路》一书倾注了史沫特莱十多年的心血。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它是通过形象手段来刻画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典型性格的。这本书不仅刻画出了朱德同志这样一个出身贫苦农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的形象，而且刻画出了许多其他老一辈的中国革命家和革命老战士的生动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朱德同志经历的那些革命年代。虽然这本书在材料的取舍、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的准确性上也存在某些缺点，但是瑕不掩瑜，《伟大的道路》一书，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样，不愧为世界上形象地叙述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
史沫特莱——这位我们亲爱的美国朋友与世长辞已经二十九年了，她用心血写成的《伟大的道路》这本书的主人公，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离开我们而逝去，也即将届满三年。现在我们多灾多难、千锤百炼的国家和人民，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点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开始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朱德同志所走的伟大的道路的未走完的部分，这条路仍然是很漫长的。我们将继续完成史沫特莱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我们将用我们自己在新长征中作出的贡献来纪念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同时纪念我们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女士。
廖盖隆
本刊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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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集》读后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朱执信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收文百余篇，编次大体上依撰写或发表的时间，向读者展示了朱执信（1885—1920）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十五年间政治实践和思想发展的过程和阶段。
朱集头一组文章，主要是反映朱执信从一九○五年至辛亥革命前，旗帜鲜明地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论战，为民主革命准备舆论。这些文章，批驳了改良派抵制革命的“君主立宪”论，戳穿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政治骗局，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提出了革命的主体是“平民”、“细民”，革命的对象是清政府、“豪右”。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成功，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革命遭到挫折。朱执信坚定地站在民主革命的旗手孙中山一边，投入反袁的“二次革命”，参加护法运动，开展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朱集辑录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论著二十一篇，这些文章着重驳斥了反对民主共和的“开明专制”论。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朱执信在五四运动后发表了大量文章，重新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方向、动力和对象问题。五四运动使朱执信认识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中国问题的解决“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他决心此后“全力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第321页）他热情称赞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运动，“增益他自己将来理解学问、应用学问的力量不少”。（第494页）他希望今后学生仍应“不与社会绝缘，对于社会上运动，不绝注意，不绝批评”。（第374页）他还提出学生的眼睛里不能只见学生，学生运动应深入广大农村，“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第879页）。他注意到“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如果“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第725、726页）。朱执信对于工农是革命的“真正的力量”、学生运动的方向应当与农工运动结合起来的认识，标志着这时期朱执信坚持民主革命的传统，并向新的道路转变。
一九一九年八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神圣不可侵和偶像打破》，是朱执信在五四时期对旧世界宣战的一篇檄文。文章尖锐地提出：诸如现存的君主、国会、道德、宗教、信条、科学等等，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的？朱执信回答说：“非也！”他写道：偶像打破者不承认有什么偶像，对于一切事物“不容为永久的、绝对的评价”。他认为事物总是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昨日所是者，今日不免以为非，无所谓永远。于彼是者，于此为非，无所谓绝对。其有非之时，有非之处，即可侵。”例如道德，“皆随时代地方而逐渐变更”，“故有不适合之道德，即要求其革新，为当然之事”。又如经济、政治、法律的规定，“亦随社会以改变”。科学，也是“随时容人讨议”的。结论是：“社会上事神圣不可侵之性质愈重者，其可信性愈薄，而吾人对之反抗当尤烈”。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上存在的偶像崇拜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所以不冲决思想网罗、不破除偶像崇拜，中国革命就无法发展。朱执信正是一位向旧传统宣布作战的战士。
朱执信作为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很早就注意介绍马克思及其某些理论。这是他的理论宣传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如收入朱集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列传》一文，发表于一九○六年二、三月号《民报》上，就简略介绍了马克思的经历，并用文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朱译《共产主义宣言》）中“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著名论断：“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这篇文章介绍了《宣言》第一章末关于无产阶级改变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十项措施，以及《宣言》结尾“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朱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朱执信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这些就是“《共产主义宣言》之大要”。《列传》同时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家者，掠夺者也”的分析，高度评价《资本论》说：“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
朱执信可以接受《宣言》和《资本论》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但在当时，他还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朱执信之意在于说明，如果说马克思以来“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而吾辈所主张为国家社会主义，尤无难行之理”。（第55页）
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时期朱执信在自己的论著中，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殖民地、附属国深恶痛绝；一方面对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分向往。他颂扬列宁是“吃苦辞甘的好人”（第782页），赞誉“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第718页）。
“五四”时期，朱执信在同当时种种反动思潮的论战中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对于三民主义有新的阐明，并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和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性。《野心家与劳动阶级》一文说：阶级斗争的存在取决于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生活工作条件如何”。中国的“小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的手段，更比欧美的大资本家凶十倍”，中国劳动者“所受的苦压迫，比别国的国民也要多几倍”。从这个理论分析中，他断定：“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
综观朱执信的全部思想发展过程，可以断言，如果他不是在一九二○年九月牺牲了，必将在革命转变之际，顺乎历史潮流，继续协助孙中山先生，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由于条件限制，现在还有若干刊有朱执信论著的国内外报刊尚未获得。甚望国内外人士热情协助，提供线索，补充材料，俾这部集子更臻完善。
陈铮
《伟大的道路》的史实订正
《伟大的道路》一书所载史实，有一些需要订正。除一部分已由译本校订者注明外，据调查，尚有如下各点：
1。朱德同志考过科举，但未中过秀才（1919年石印本《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中也无此记载）。
2。刘寿川是朱德同志在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读书时的老师，不是成都高师的同学。
3。朱德同志曾应聘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员，这个学校是官办的。
4。朱德同志与孙炳文同志相识是在1917年春，时蔡锷早已逝世；介绍人是李贞白和孙炳章（炳文同志八兄）。
又，广西平果县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