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路沿线，我整天只看到无穷无尽的行列。他们在寒风之中走着，不论是由于饥饿、寒冷、还是精疲力尽而倒下时，他们就倒下不动了。手推车上堆满了随身衣物，做爸爸的推着，做妈妈的拉着，孩子们跟着。老奶奶迈开小脚巅巅巍巍地走着；有些年青人背着他们的母亲。没有人停下步来。如有孩子在父母尸体旁边啼哭，别人往往一声不响地过去，不加理会。我所看到的是人们在逃命，尽管没有武装的人在追逐。
我到河南省城洛阳时所看到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在火车站里，他们在黑暗中把难民象木材一样装到铁皮车厢里准备开夜车闯封锁线。这里又是尿臭体臭熏天。最后我经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到了天主教会。
主持这里天主教会的是依阿华州埃尔多拉人托马斯·米甘主教，他是个体格魁梧健康、心情愉快的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地道的美国人。在这个死亡地带，各派传教士在慈善事业中成了合作者，美国人同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肩工作。如有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送来的；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他们时，他们无不遭到重重的包围——消瘦的男子、赢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跪在地上，匍匐着，叩着头，一边叫着“可怜，可怜”，他们求的实际上就是要些吃的。
我们同米甘一起在二、三月的寒风中策马出发，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人是怎样在死去。我现在再也不能相信我看到的景象——只是我的笔记证明我的确看到了。到处是尸体，出洛阳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到了第一具尸体躺在雪地里，死了才一两天，面孔皱缩，完全成了个骷髅；她大概年纪很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她躺在那里，没有人会来埋葬，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剩几根枯骨了事。沿路有不少狗，都已退化到狼的本性了，只只都是膘肥肉厚的。我们停下来拍了一张野狗从沙土堆里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有的尸体已经吃掉了一半，有一个脑袋已给啃得干干净净，可以看清只剩下骷髅了。村子几乎有一半是逃空了的；有的一走了之，有的还遭到洗劫。我们一边走一边可以看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刀在剥树皮；剥下来的树皮磨碎了可以吃。树皮给剥光以后，树就枯死了，砍下来当柴烧；大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把森林砍伐殆尽的。
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的孤儿院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它的恶臭。这比我所闻到过的任何恶臭都臭。甚至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都无法忍受这种恶臭，掏出手绢来蒙住鼻子，请求原谅。没人管的孩子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去的就放在草堆上，身上尽是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味，死了以后就清出去。
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但是最怕人的还是我听到的东西，那就是人吃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因为要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但是人在吃人，却似乎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一般都辩解说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个做母亲的在煮她两岁的孩子。有一个父亲被控勒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吃他们的肉；他辩称这两个孩子早已死了。在另外一个村子里，军队硬要农民收容弃儿，把一个八岁男孩交给一个农民的家庭扶养。后来这孩子不见了。调查之下，在那个农民的棚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问题只是，那孩子究竟是在死了以后被吃掉的，还是杀了以后再吃的。
这些事情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慢慢清楚了。战争是第一个原因。如果日本人不进攻，中国人就不会打开黄河的缺口，改变河道，用水淹的办法来抵挡他们。也许，华北的生态环境也就不会改变。或者，也许可以从有余粮的地区运粮进来。但是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旱灾。这就是大自然的责任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人总是有责任的——不是由于不该做而做，就是由于该做而不做。
唯一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说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政府因为在与日本作战，因此拚命收刮捐税。但是它又不信任自己发行的纸币，在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粮食和实物维持给养（一个军官告诉我说，“人民死了，土地仍是中国的。但是如果兵饿死了，日本人就要把土地拿走”）。军队吃空了农村的粮食；没有从有余粮的地区运进粮食来；不顾人民吃饭的需要。我发现军队所征的税往往等于一年的收成，有的地方还要更高，农民不得不出卖耕畜、工具、家具，以现款作抵。此外，军队在行军中由农民供给饲料；有一个地方官员说到他辖下的农民时说，“我明知道他们自己已在吃草，无法叫他们把粮食喂军队的牲口。”在有些部队里，库有余粮，军官们黑市盈利，却由传教士和好心的地方官员又从黑市里收购回来救济饥民。
我在灾区最后一个星期里集中精力在统计数字上。我的最接近精确的估计是有五百万人饿死或快要饿死——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但是数字这么大就成了统计，因此很容易遗忘。我的最清晰的记忆，是一天傍晚我们策马巡视时看到两个人躺在田里哭泣的景象。这是一对夫妇，躺在田里互相搂抱着，倚偎取暖。我知道他们是要死的，而且我也无法停下来。
我急于要从灾区发出消息，因此我在回程途中遇到第一个电报站——洛阳——就马上拍了电报。按照规定，这封电报应该发回到重庆去送检，那么肯定就会被扣下了。但是那封电报却通过成都的商业电报局直接从洛阳发到了纽约。因此，当这条消息传开来时，它也就在《时代》周刊——这家杂志是美国最支持中国的一家杂志——炸开了。蒋介石夫人当时在美国，这条消息使她大为生气。她要求我的老板卢斯开除我，不过他没有同意。
在重庆，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检查，也有些官员指责我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人合谋把我的电报偷发出去。我化了五天时间才见到蒋介石，而且是靠孙中山博士的德高望重的遗孀，她是蒋介石夫人的姊姊。是她坚持要那个独裁者接见我，为了要鼓励我，这位秀丽优雅的夫人写信给我道，“……象你向我报告情况时那样坦率无畏地向他报告情况。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的话，就不要畏缩。”
蒋介石坐在他黑黝黝的办公室里的高背椅上，因为他的爱多管闲事的姨子硬要他接见我，带着很明显的厌恶神情，听着我讲话。我谈到死人，谈到捐税，谈到勒索。看来他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想突破缺口，把人吃人的事告诉他。他说中国不可能发生人吃人的事。我说我看到过路上狗吃人。他说，这不可能。但是这时我却把他将住了。因为我事先请哈里逊·福尔曼同我一起到蒋介石的办公室，把他的饥荒照片带来。他的照片清楚地表明野狗站在扒出土来的尸体上。总司令的膝盖开始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孪。他拿出拍纸簿和毛笔，开始做笔记。他要我们提供一些官员的名字；接着要我们再提供一些名字；他要我们提一份全面报告给他，不要漏下什么名字。他口气平板地说，好象在对自己说明一个事实，他说他已经告诉过军队要同人民分着吃。接着他向我们表示感谢，还对我说，我是比“我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一个调查员。这样我就给送了出来。
据我所知，人头确是落了地，以洛阳电报局里的不幸的人开始，因为他们让河南死人的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人命却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拯救的。
马清槐/董乐山
《当代中国戏剧》
《当代中国戏剧》
法国书籍复兴社在1978年出版了罗歇·霍华德的《当代中国戏剧》。书中谈到各个剧种，如京剧、地方戏、话剧、杂技、皮影、相声、杂耍、儿童剧、巴蕾和歌剧等。作者追忆了演出实况，以及剧团的组织、流动剧团、剧场和观众情况，最后分析了当代中国戏剧的特征。有一章叙述了1949—1965年的戏剧创作，还有一章专门探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状况，结尾对将来的发展趋势作了推测。
这本书不仅介绍了基础知识，而且也表明了对当代中国戏剧的看法。
梅
短简
《读书》第一期接到了。目力不济，只能大略翻看。文章大多说实在话，滥调极少，总叫人多少有所得。版面安排非常好，使人舒适。封面的设计，各页的错综布置，还有题头与相片的配合，几乎色色俱佳。听说这都是丁聪同志的心思，不知道确否。假如确的，我向他致意，非常钦佩。
叶圣陶五月十一日
……
头一眼看到封面的设计和刊物的编排，清新可喜，就被吸引住。这不是客套，是老实话。过去很少见到大32开的刊物。未见《读书》时，颇为你们担心。现在看到了觉得在编排方面是个创新，为目下一般刊物所罕见。不仅新颖、活泼，而且朴实、大方。至于内容方面，最大特点，也是最可喜的地方，就在于言之有物，丰富多采，没有套语，没有肤词。
……
如果要我提点建议，我觉得根据《读书》这刊物的特性，似可多发表一点引导青年如何读书，以及读书的心得笔记之类。目前，青年读书风气已扭转，但怎样读书还不大了了。有的取猎奇态度，有的取实用态度，有的取游戏态度。读书态度、读书方法是个问题，十多年来也被“四人帮”搞乱搞坏了。谈读书我觉得应是《读书》杂志的“专利权”，责无旁贷。这方面这一期似还不够。
……
上次您来沪向我约稿，因最近工作忙乱，一直静不下心来。但我也曾在晚上休息时想过写一点谈读书和读书心得之类的短文，拟出了近十个题目。……这次读了你们的刊物，给我很大鞭策，我很愿以自己的微力贡献这个杂志，因为我很喜爱它。
王元化五月七日
《读书》拜收，读后至感欣喜！也确实做到没有八股气，丰富而且都言之有物。编排印刷，精巧大方，看出你们一丝不苟，花过很大功夫。朋友们看见的都说好，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一本很可爱的刊物。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贺。此外，我个人有点小建议：倘能选刊一些诸如版画之类的插绘，或者某些文题上偶然适当地配上一些雅致的版头，则在版面上可能更显多彩，不知你们以为然否？
我近日正着手搜集资料，打算遵嘱写点有关《良友画报》的东西。但这类过时古董，又怕不一定符合今天读者的口味，特再听听你的意见。好在《读书》第一期已出版，内容可资借鉴，给你们另写些什么，也有线索可循，心里似乎“有数”一点。
……
马国亮五月十一日
读了第一期的《读书无禁区》，有一点感想：就一般青年来说，读书应当有指导，如果毫无禁忌，行么？
对不对，请你们考虑。
还希望这个杂志再杂些。
张孝惠五月十日
读者·作者·编者
叶圣陶/王元化/马国亮/张孝惠
从《稿约》想到的
从《稿约》想到的，
《读书》第一期《稿约》中说：“编者对来稿如有修改意见，当提请作者考虑。如作者不同意修改，编者当尊重作者意见，可以不加修改。”这话是可贵的。
可贵之一是不替作者改稿。有位朋友曾讲过老舍解放前的一件轶事：在某篇文稿旁，老舍写道，“改我一字，男盗女娼。”不知道这事的确实性如何，但编者任意改稿，的确叫作者头痛。有的文稿，被编者改得面目全非，印出来却还是作者的署名，叫人哭笑不得。
可贵之二是虚心地向作者贡献意见。十全十美的作品是没有的，作者察觉不到作品的缺点也是常事。但是如果由编辑代改，因为各人的文思、文风不同，即使改得对，也是嫁接的花，和原本总有不同。再者，无论何人之作统统都由编辑代改，结果必然是所有的文章都失去了原有的意思和风格。实在不如象《读书》这样提请作者自改，既可收切磋琢磨之效，又可保持作者原有的风格。
可贵之三是不改也可以发表。文章来自生活而生活从不休止，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的脉搏。但是有些编辑习惯用自己的尺度作为衡量新作的框框，“建议”作者照改，不改则不用，这样就会妨碍新作的发表。如果作品不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不到发表的水平，那当然无话可说；如果仅仅因为观点不同于编辑，便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岂不造成“冤案”？你编辑有不同观点，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