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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价值连城的陪葬宝物更被洗劫一空。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遭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对盗墓者予以狠狠杀伤。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七十二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七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一路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辨认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族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的事，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生前尊贵和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的黑手而踌躇不安。
不过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可动用一国之力精心设计、建造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问题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四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陵园；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像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和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为雍正所辟。雍正得位不正，死后不敢葬在父亲康熙身边，就在北京西南方一百二十公里、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另建陵区，与原有的东陵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弟兄、公主、阿哥等八十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一百二十五公里，是中国现存建设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五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面积达七十八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二百六十八年。经过两个世纪又六十八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
但是，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像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底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三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八个营，人数由原来的六百名扩展到一千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三千一百五十七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四百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所谓“东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区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
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
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更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六百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Ｍ跎芤逶缒甑惫弈构そ常佣昶鸺尤敕税铮罄闯晌砀Ｌ锏那仔挪文薄？br》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孙殿英本是有来历的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 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逃出一个保姆，带出了个男婴。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
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力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