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担当此任务的就是1927年被张宗昌杀害的郑金声之子（本为侄儿，过继给郑金声）郑继成。
1932年9月3日，张宗昌收到其母祝氏重病的电报（由张学良指使其姨太太发出），十分着急，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此时，郑继成和配合他的陈凤山已在车站埋伏。
韩复榘为了万无一失，大摆宴席为他送行，对他举酒狂灌，席间众人共饮白兰地二十瓶、啤酒二十瓶。张宗昌居然神色不变，临上火车还在对送行的人及记者高谈阔论，他的最后一席话是：“余对于过去的事，自己认错。”以及“东北事变后，日本人约本人出头，并予多少便利，本人不但不干，而且毅然返回……”云云。
张宗昌与送行者握手道别、要登上火车之时，混在人群中的陈凤山一声呐喊，跳上前举枪就打。也许是杀父之仇要让郑继成亲手来报，陈凤山子弹卡壳。张宗昌大吃一惊，拔腿狂奔。郑继成接着连连开枪，击中张宗昌左脊背，子弹从前胸透出。调整过来的陈凤山再度射击，两枪都中张宗昌头部。恶贯满盈的张宗昌污血四溅，一阵抽搐后再也动弹不得。
在乱成一团的人群中，郑继成站在站台上高呼：“我名郑继成，郑金声是我叔父，我过继给他为儿子。我杀死张宗昌，一为革命增光，二为党国争荣，三为山东和全国除害，四为我父亲报仇！”众人闻言唏嘘、感佩不已，报以热烈掌声；一个青年学生走过来激动地说：“郑先生，您真是大英雄，大豪杰！”
到这里，陆荣廷和张宗昌的一生都已尘埃落定。
同为称雄一时的地方土皇帝，两人走过了大相径庭的人生，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口碑。陆荣廷灵柩运回南宁之时，城乡居民沿途设桌迎祭，有人边哭边说：“老帅呀，你以前回乡，总要炒牛下水请我们吃，如今是再也吃不到了！”
而张宗昌毙命之后，全车站的人拍手称快。张宗昌的秘书长叫人拿着五十元钱对众人说：“谁愿意抬走张督办，可得五十元！”回答他的是：“五百也不抬，五千也不抬！”张的老部下又以乞求的口气说：“难道你们也不看在老乡的面子上吗？”众人愤怒更甚，指着张宗昌的尸体说：“什么他娘的老乡！他是杀人的魔王，欺压老乡的民贼！”
第二天，张尸装殓，停灵安徽乡祠，这下激起安徽人的极大愤怒。安徽团体及个人纷纷来电抗议，一电写道：“……张宗昌之生平及被杀事实，盖棺已有定论……安徽乡祠，何等庄严之地，而为张某停尸？”
陆荣廷离世至今已七十九年，张宗昌毙命也已七十三年，这地方历史上独特的一页早已揭过。不要说陆荣廷和张宗昌这样的乱世草莽，就是再大的英雄勋业，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会显出个苍白旧影，倒是记载历史和个人心迹素养的纸墨，一代代流传，活得比人更久，这是文人的骄傲和安慰。有趣的是，陆荣廷和张宗昌这两位文化根基极为薄弱的草莽人物，也有笔墨流传至今。
这回先讲张宗昌。张宗昌统治山东之后，觉得自己身为山东这个出圣人地方的“父母官”，哪能没点文化？于是他拜清末状元、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为师，学习写诗，不久就出版了个人“诗集”。这个不用细述，因为那早已做为大笑话流传了几十年，著名的有“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不著名的有“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等等。
也不需要太觉得这些“作品”真是羞辱了他的状元老师。王寿彭之所以得状元，是因为他的名字：寿彭，就是寿比活了八百岁的彭祖。那年主考官为了暮年的慈禧太后高兴，就把这个吉利的名字排到了第一。
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是，只上过一年学的壮族孤儿陆荣廷后来也拜师学文化、写诗。他请的是广西名宿蔡化文。在蔡化文的精心指导下，到光绪末年，陆荣廷就已经能流畅朗读古文了，《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更不在话下。陆荣廷还请一位姓陈的书法家教他写字，陈老师要求他不管多忙，每日必须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三十个。至今在武鸣、南宁、龙州等地名胜上，还留有他并不丢脸的手迹。
现在我们来看看陆荣廷的诗作。个人认为，今天即使专攻古文的人，写旧体诗也不一定有他这样的水平。
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胜利之后，陆荣廷在“八桂厅”犒赏将士，即席赋诗一首：
北伐雄师共枕戈，锦旗云涌渡湘河。
复回民国偿初志，八桂厅前奏凯歌。
如果你对这首诗歌虽然觉得不错，但也并不十分佩服的话，再来看他1921年写的一首七律：
群飞海水各争雄，区宇何年睹大同。
抚剑悠悠仍报我，匡时滚滚望诸公。
无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
眼底孙曹兴废事，与君谈笑酒杯中。
怎么样？服了吧？
值得叹息的是，陆荣廷灵柩1929年安葬在家乡离武鸣县城四里的啸狮山五十一年后，1980年9月13日夜，盗墓贼掘开了这位“广西王”之墓。武鸣县有关部门第二天赶到现场看到，那二米高、八寸厚的棺木还红漆鲜艳，棺内丝绸衣物色彩如新，死去已五十二年的陆荣廷大腿肌肉还未完全腐烂。
墓外只看到一个破碎的青花瓷罐，到底盗走了哪些宝物，人们不得而知。据了解，陪葬品中最珍贵的是两颗珍珠，分别放在死者口中和肛门中，另有古瓷器和象牙筷等。因习惯上认为金属对尸体有催腐作用，陆荣廷棺内并无金银。
再叱咤风云的人物终究归于土灰，“广西王”陆荣廷的千军万马和神奇枪法，却对付不了死后在他坟上肆无忌惮的小小蟊贼。
最后回到张宗昌。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人物是否浑身就没有一处亮色呢？也不尽然。虽然要找他的可取之处十分困难——至于什么“慷慨大方、不吝金钱”之类，不过是劫掠黎民脂膏后收买人心给他卖命。但他的确有一样应予以肯定的突出品格——孝顺。
他的父亲死得早，靠母亲祝氏拉扯大。1925年，在外浪迹多年的张宗昌荣任山东军务督办，“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久无音信的母亲。受派的副官连夜赶到掖县，村里人却说“大脚”十年前又改嫁给了一个木匠，随这个木匠到外地谋生去了。
副官按这个线索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诸城县找到了祝氏。一个破烂的小屋，和一个男人，这就是张督办的妈妈家。
副官向她报喜。可祝氏却说，宗昌离家后她无以为生，就跟了这个贾先生；现在可以享福了，但又不能带着贾先生去给儿子丢脸；而抛下贾先生，又良心不安。
副官十分为难，不敢自做主张给张督办带回一个后爹，只好回去如实报告。张宗昌大怒：“混蛋，老子无能，把俺老娘撇在家里，人家姓贾的替我养活老娘，还不该感激人家吗？你为什么不把那姓贾的一起接来？”随后口授一封信，副官一字不改记下，再去接祝氏。
信是这样的：“儿宗昌不孝，自己出外流浪，撇下娘一人在家受苦，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好了，儿已经做了很大的官，和以前的八府巡抚一样大，儿也有钱了，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请娘带那位姓贾的大恩人一同来享福吧。等您到来时，儿再向您当面请罪。”
孝子张宗昌被杀时，祝氏闻讯几乎发疯。失去依靠的她因改嫁而没脸回故乡，一度出家为尼；而张宗昌给她的财产，也被其侄糟蹋殆尽……
激进时代的不公：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背后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在无限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怎样的人、怎样的事都只能占有一个瞬间。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后世不过是短短几行文字，多少强健有为的人物到后世也只是一个血肉全无的苍白符号。民国史上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就是四个字：“推翻清朝”；比如袁世凯，就是三个字：“做皇帝”；比如张勋，就是两个字：“复辟”；比如曹琨，也是四个字：“贿选总统”……
在人生短暂、时间无穷的对比面前，只能符号般存在的历史人物还有一大悲哀：吝啬的历史只给他们留出寥寥文字倒也罢了，这寥寥文字还时常把他们刻画得走形走神，甚至面目全非；而且，空穴来风的轶事说不定比正事有名，无据可证的野史往往比信史知者广泛。一个人认真地、付出辛劳地做得很好的事，不一定能在后世留下痕迹；一些并未为之殚精竭虑的、甚至完全是因为某个机缘而触发出的事，哪怕不大，却搞不好就被久久传播。
于是，真相被遮蔽了，人物被扭曲了。
生于1852年的福州人林纾（林琴南）似乎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即便是非文史专业出身的人里，也有不少知道林纾这位横亘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的文化名人，这绝不是因为他是晚清最出色的古文大师之一——晚清文言文学状况，有几人愿去关心了解？
林纾的有名，就在于两件与他那些优秀的文言诗文无关的事：一个是他不懂任何外文，却居然是一位影响极大的翻译家；二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正在兴起的白话文，是抗拒历史潮流的文化守旧派代表。
不懂外文而成大翻译家，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是怎么做到的呢？
靠的是和人合作。
1897年春，林纾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哀痛不已，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为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极佩服法国文学的王寿昌向他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说你的文笔那么好，我们可以把这部名著合译出来。
在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绘声绘色讲述、林纾走笔如飞形成方块字文章之中，大名鼎鼎的“林译小说”和“大翻译家林纾”出现了。林纾透彻地领悟了原著精神和风格，且调动自己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活跃的才思，使浅近的文言译文忠于原著，语句流畅，富于感情，引人入胜。这部译作成书后初印一百本，分送林、王、魏三人亲友，不料迅速流传开来引起巨大轰动，多家书局连连翻印还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之誉。
《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成功获得满堂彩，这一良好开端促使他继续与王寿昌、魏易、曾宗巩、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通、毛文钟等多位通晓外文的人合作，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先后翻译出外文著作一百八十种以上。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读到并喜欢上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哥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孟德斯鸠等西方大师的名著，就是林纾的翻译之功。
由于他不懂外文，译作中错译、误译之处当然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不值得翻译的三四流著作；而且因合水平不一，其译作在是否忠于原著方面也质量不均衡。但是，那是一个国门初开，国人对外国文化正如饥似渴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当时的大量青年学生为林译小说而着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民国文化界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在鲁迅的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和林纾翻译的小说相伴，林译小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和弟弟周作人的通信中谈论。而钱钟书走上研究外文道路，就在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他读了林译小说，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觉得如果看的不是译文而是原文该多好，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翻译西方小说，对于林纾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只是林纾对此难免有“以末技扬名”的悻悻，因为就文章水平论，即便别人说他的浅近文言译文再好，他自己觉得真好的，还是他的古文诗文。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这个趣称。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很能吸引人们眼球，增强了他的传奇性，百年之后，林纾对此也许还是有些自得的。
而让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反对白话文”，“螳臂当车”，“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