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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个人或夫妻双方的心理治疗，真正重大的突破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这些突破一再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直到旧习气完全去除，让新的、比较柔软的状态出现为止。西摩尔帮我们认清说话的内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表达的方式和态度。
我们正在学习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说话的内容。我们都觉得自己所说的话是最合理、最正确的，却又往往以不友善、愤怒、自卫或充满挑衅的方式来说出这些“真相”。于是我们无法理解对方为何一直对我们的批评而非真相产生反应。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我们的防卫模式使彼此陷在负面、下坠的漩涡中。肯近来老是觉得焦虑，这令他的朋友（包括我）非常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紧张过。为了控制这份焦虑，他表现出来的反而是愤怒与嘲讽。我只看到他的愤怒，这当然会引发我从孩提以来最深的恐惧——被排斥与不被关爱。当我感到不被关爱时就会退缩、故作冷漠、隐藏起来，就像小时候常会负气躲进自己的房间看书一样。可是我的退缩也让肯觉得不被关爱，他因而变得更焦虑、更讥讽。在恶性循环之下，我充满强迫与控制的那一面便接管了全部的人格，于是我不断地命令、激怒肯……我现在终于明白肯为什么会坚持，如果没有他人的“介入”，他拒绝和我谈论我们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只会不断地打击对方。当我们在西摩尔的诊疗室中陷入这种下坠的漩涡时，我们三人几乎马上看出这个恶性循环中的第一个症结，立即加以斩断。不过最难的部分还是在踏出诊疗室的大门后，如何在生活中领会其中的诀窍。
经过了四五个月，崔雅和我在西摩尔的协助下，终于将整个局面慢慢扭转过来。1986年初夏，我们到达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现在不可能是六月。我一直认为应该是五月。自从我坐在这台电脑前写作，时间就好像停止了一般。我一直在记录我用小字在一张张碎纸片上写的东西，它们都是我在受到启发、经受恐惧、感受到爱和迷惑时写下的感想。哦，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破解这些因一时激动而写下的难以识别的话语。
我很清楚自己现在的感觉。好多了，真的。肯和我似乎合力扭转了一些困境。我们不再争吵，就像回到过去一般，学会了温柔相待。这确实需要一些觉知和努力，才能在当下发现彼此的反应，认清隐藏在底端的恐惧，其中充满着想要伤害对方的欲望。我们努力着，西摩尔也在这方面帮助我们，终于事情有了改变。
举个例子。有一回当我们一起淋浴时，肯问我是否认为我们搬进这间新房子是个正确的决定。我想是的，我说，这里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容纳他的书，其他的空间对他的藏书来说都嫌太小了。他的回答却是他现在已经不太在乎这些书了，唯一的希望是尽快恢复修行方面的锻炼。他的回答让我觉得有点受伤，因为他一直为了无法专心写作而责怪我，现在居然说自己不在乎这些书了。整个早上我都觉得愤怒、受伤；但感谢西摩尔，至少我没有将这件事归咎到肯的身上。我什么话也没说，即使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愤怒与受伤。
随后又有一个念头冒了出来：等一等，这整件事到底是如何开始的？你在护卫自己，对不对？为什么？哦，原来你觉得肯在责怪你，你觉得自己应该要为肯无法专心写作负责。你并没有错，他的话听起来确实像在责怪你。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哦，也许他不想为自己负责，也许将责任归咎到你身上比较容易一些。但藏在背后的又是什么？也许他真的害怕这确实是他自己的错，也许他不愿意为自己的不写作负起责任。但为什么问题会在这个时候冒出来？啊，因为这里拥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容纳他的书。他是不是害怕，一旦搬进这幢新房子，人们就会开始对他有所期待，期待他继续写书。没错，我想就是这么回事了。他害怕自己无法满足这些期望，便借着打击你来抵制这些期望，抵制自己对于失败的恐惧。
当第二个念头出现时，我看到冲突背后的恐惧，于是第一个念头的自以为是就减低了。面对肯的“攻击”时，我不再生起自卫的欲望，反而想帮助他度过这个转化期，也不再对他有任何期望。我问自己如果可以重回那一幕景象，我会怎么处理？我想像自己不再退缩于淋浴间的一角，我会对他说：“亲爱的，如果你愿意重新练习打坐，那真是太棒了。不论发生什么都很好，我们能搬到一幢可以治疗我俩的新房子真的是很棒的事。”
当天稍晚，我和肯一起检视这个重新改写的脚本，我的态度温和，没有任何责难。他给了我一颗金星作为鼓励。
这份感觉就像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而且，其他方面的改变也逐渐有进展。我的恐惧与不舒服的反应以及自我防卫之间，有了一些空间。以刚才所举的例子，我就能在不当的反应出现之前及时退一步，并解开那个可能会导引出更多冲突的结。当我和西摩尔进行最后一次个别咨询会谈时，也觉得自己更有空间了。无论是对别人或对自己，我都能更温柔、更有慈悲心了。
除了这些改变，个人方面也有一些关键问题被提出来讨论。西摩尔给了我一些掌握焦虑的方法，崔雅也开始面对她的原型问题：存在与做，随缘与掌控，信赖与护卫。
我觉得对自己更有慈悲心、也更加信任了。当我面对自己的批判性时，这个改变最为明显。最后一次与西摩尔处理个人问题的咨询中，我注意到当焦点从夫妻之间的关系转移到我身上时，一股不安的情绪开始生起。我想把自己藏在关系的议题之后，不想让焦点集中在我身上。我说出了这份感觉，说出了我的恐惧。我现在可以比较认清与觉知自己的恐惧，不再那么困窘了。几年前我发现，每当别人想要帮助我看到自己的真相时，我总是回答：“我已经很清楚了。”我无法对协助者说：“谢谢，这真的很有帮助。”我发现自己很难承认别人给我的协助，这样一来，好像他们可以因此认清我的真相，甚于我对自己的了解，一种任由他们摆布的感觉立即涌上。如果再挖得深一点，我其实是怕他们因看到我的真相而批判我，凌驾于我之上。我不相信他们会因看到我的真相而产生同情，我认为人们只会不断地批判我。
因为我一直在批判自己，天蝎座的自我批判。我要把它放下，我现在就把它放下了。我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内心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我觉得释怀了，这样的过程在我的心里已经进展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些东西真的改变了，释放了，也被打开了。我觉得自己开始能信任、随缘、不强求，也更能让肯的爱驻进我的心中。这很有趣，因为我写下的第一句有关他的话是，“我相信他胜于我相信这整个宇宙”。这是真的。他的爱与信任一直在那里，即使是情况最糟的时刻。西摩尔说在我们能信任自己以前，必须先学会信任某个人。
西摩尔也协助我去理解自己强迫的作风，他说我因为过于重视繁琐的细节，时间因此被切割了。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但这正是有强迫性倾向的人控制事情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想要亲自完成每一件事，他们不相信别人也做得来。强迫性的神经症最大的特征就是不信任，即使是最小的细节也要亲自掌控。没错，信任确实是我最大的功课。
崔雅和我企图涵盖治疗的所有层面，包括肉体、情绪、心智与灵性。在肉体方面，我学会的是当内在的病毒发作时，我要保存自己的能量、汇集自己的资源。崔雅持续地做运动、慢跑、健行，而我们也在改善饮食，以预防癌症的食谱为标准（素食、低脂、高纤，以及高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我已经扮演厨师的角色很长一段时间了，刚开始是必须靠我做，后来是因为我真的做得很不错。目前我们是以普瑞提金（Pritikin）的食疗为基准，我得花很大的心思把食物做得好吃，还必须摄取高单位的维他命。在情绪与心智的层面，我们透过心理治疗来消化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学习改写人生脚本。在灵性层面，我们学习宽恕与接纳，并以各种方法重建目睹的能力，以及回到风暴中心，才能在人生永无止境的风暴中保持宁静、稳定。
我到现在还无法恢复打坐。崔雅的基本途径是内观法门（Vipassa na），所有形式的佛教都以它为核心和基础，她也很喜欢基督教的神秘体验论，她已经依照《奇迹课程》练习了两年的时间。虽然我赞同东西方各门派的神秘体验论，但是我发现其中最深奥有力的还是佛教，我自己15年来一直采用禅的途径——佛法的精髓。此外我也受到藏密的吸引，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圆融、完整的灵性体系。另外还有三位来自某个传统，却能超越派别，无法被归类的老师，分别是克里希那穆提、拉马纳尊者，以及解脱的约翰（Da Free John）。
可是崔雅和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位让我们俩都甘心追随的导师。我很喜欢葛印卡，但总觉得内观法门的涵盖面太窄、太局限了。崔雅喜欢创巴仁波切和解脱的约翰，但又觉得他们的途径太野太疯了。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位“共同”的导师——卡卢仁波切（Kalu Rinpoche），他是达到最高成就的藏密法师。崔雅后来就是在卡卢灌顶法会的当晚，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梦，指示她一定要改名为崔雅。这段时间我们一直不停地寻找、参访、拜见各种不同类别的老师，其中包括：比特·葛里芬斯神父（Father Bede Griffiths）、古文·千野禅师（Kobun Chino Roshi）、泰锡度仁波切（Tai Situpa）、蒋贡·康楚仁波切（Jamgon Kontrul）、创巴仁波切（Trungpa Rinpoche）、解脱的约翰、片瞳禅师（Katagiri Roshi）、皮尔·维拉雅·汗（Pir Vilayat Khan），以及托马斯·基廷神父（Father Thomas Keating）……
星期六，我们去了一趟“绿峡谷”（属于旧金山禅修中心），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参访这个地方了。抵达时发现停车场挤满了车，一定是有重要的人物来演讲。结果讲者是片瞳禅师，他是肯以前接触过的一位禅师。我们站在座无虚席的禅堂入口处。我很喜欢片瞳，虽然无法明白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但即使这么远的距离，我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当他微笑时，他脸上的每个细胞都在笑。那真可以说是禅的微笑：要笑，就全心全意地笑！他当然是剃光头的，形状非常有趣而奇特。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头型。我最近对人们头发底下的头型深感兴趣。
后来在问答的时段里，有一位听众抛出一个问题，他的回答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佛陀今天造访美国，你认为他所强调的教诲会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怎么做一个健全的人吧。”片瞳说，“不是怎么做美国人或日本人，而是怎么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类。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对于深受其他文化的灵性导师吸引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多么适切的回答。我也有过质疑，特别是最近见到那么多来自西藏的灵性导师。我以前赞同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文化，重振自己的传统，而不是无知地一味抬高异国宗教。此刻我对这股潮流却觉得很妥当，因为重点是在怎么做一个健全的人。与一位操着令人担心的英语、带着浓厚日本腔的人学习灵性方面的锻炼，这样的经验与文化的差异其实无关，重要的是我们都想成为一个更健全、更完整的人，也许还能更神圣一些。
那天晚上，肯、我、片瞳以及大卫·哈德维克一起在林迪斯芳中心共进晚餐。肯和片瞳谈起10年前在林肯镇的一次禅七，肯当时因为片瞳说了一句：“观照是自我最后的一站。”竟然有了一次开悟经验。肯补充道：“一次小小的经验。”他们谈到这段时一直大笑。我心想那一定是某个禅宗的笑话吧。
片瞳丝毫没有架子，不愧为铃木禅师（Suznki Roshi）的接棒人。我觉得在禅中心和他学习禅修是很有趣的事。我已经不再追求灵修上的完美主义，能遇到一位自己衷心倾慕的老师固然是很美妙的事，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谁知道，也许他就坐在我的前面，我只是有眼不识泰山罢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与解脱的约翰的追随者共进晚餐。肯曾经为解脱的约翰写过序，并极力推崇他的新作《黎明之马圣约》（The Dawn Horse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