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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的上海中外文报纸上，能够查阅到很多与顾福广的暗杀团有关的消息，虽然语焉不详，有些纯属记者闭门造车胡编乱造，但所有报道的指向仍很明确，显示在那个时间段，顾与他的暗杀团体，确实在上海租界居民的内心造成极大震撼。查阅现已解密的英法外交部官方通信文件汇编文献，在相关时间段内，有几条涉及“上海自由市”和“租界频繁发生的暗杀”问题的来往信件，信件是由驻沪英法总领事（由驻北京的外交代办处首长附签或转呈）对伦敦和巴黎的外交部发出的述职报告。相关文字常常只是出现在主要报告的附录便条内，反映出外交界人士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的喜好和习惯做法。
五、关于殖民地欧洲人那种老式的谋略（三十年代欧洲列强的绥靖政策是这一传统策略符合逻辑的延续）：以上海为例，我们观察到国民政府的“大上海发展计划”，其地理位置的中心恰好处于这座城市的东北区域。这与两租界的外国地产商以越界筑路方式向上海的西部、南部发展形成冲突。事实上，“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东北部正在进行中的、由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主导的城市基础建设几乎毁于一旦。而就在战后不久，西区越界筑路呈现越来越兴旺的趋势，大量资金涌入，建造新式的道路、住宅、商业建筑、大型娱乐设施，高级休养院。当然，没有任何现存的档案文献可以证明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的推测。
六、有关顾福广、林培文、冷小曼等人的事迹，只能找到零星的片言只语，想必这些至今仍属不可公开的保密档案。如果作者在这里俏皮地说道，这做法其实倒是给小说虚构一块很大的空间，读者不会怪罪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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