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乔治·派克曼博士相识多年，应该说，那些人类肢体与派克曼博士的相应身体部分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显然，各部位肢解的方式都不是为了解剖学研究或教学的目的。这些断肢本身亦非供解剖学研究或教学之所用。如若真是解剖学标本，则应该有用保存尸体的防腐剂处理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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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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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五段肢体皆属于同一个人。
在回答被告律师爱德华·索耶尔的最后一个问题时，温思洛·路易斯博士说：“我不知道将一颗人头烧成灰烬需要多长时间。同样，我也无法给出将尸体中除了这五段肢体的其他部分烧成灰烬的大致时间。”
不过，下一位证人的证词多少弥补了一点这方面的遗憾：
本人伍德瑞·斯特朗，自1820年起在本埠行医。
我一向对解剖学很有兴趣，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譬如某年冬季，只要能搞到尸体，我便夜以继日地做解剖，每天从早晨8点到深夜12点，前后大约持续了三个月。可以说，我对解剖人体简直是着了迷。
我在焚烧尸体或以焚烧的方式去除人体肌肉方面也堪称经验丰富。有一次，警方特种部队让我肢解一名海盗的尸体。当时天气很热，所以我准备先去掉肌肤等软组织，只留下骨架。那家伙肌体发达，强壮剽悍。那天晚上，我在一座老式的大炉子里架好尸体，用木柴生起了旺火。我在炉膛前守了整整一宿，不断地添柴，但是直到早晨，肌肉还没有烧光。我一直担心当地警方会找我的麻烦。结果上午11点左右，他们果然来了，问我满大街的气味是怎么回事。我好歹赶在午饭以前把活儿给干完了，但从此也知道，烧尸体可不是闹着玩的。
比方说吧，首先，你得有合适的燃料。木柴比煤炭好。轻的木柴比重的好。其次，你得不停地把火拨旺，所以必须呆在那里，不能走人。你还得注意不要让那些掉下来的骨节肌肤什么的把火给压灭了。最讨厌的是，烧死人的味道总是会引起人们的怀疑。我就曾经因为这个不止一次地惹来邻居和警察。
在他们发现那些断肢之后，我于星期二去了哈佛医学院。我去那儿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全然没想到他们会让我出庭作证……
当然，我也对活人的身体感兴趣，尤其是女人。
这些证词的喜剧性效果使法庭内的气氛变得轻松。有两次连“囚犯厢”里的约翰·韦斯特教授也忍不住笑了。
更多的专家们相继走上证人席——
弗里德利克·S·安司沃，哈佛大学医学院解剖实验室示范教师。我负责指导学生们的解剖实验课，为奥立佛·福尔莫斯教授准备上课和解剖用的人体标本。每次课后，由我具体指示医学院杂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如何缝合和保存样品。
是的，多年前，这个位置曾属于已故派克曼博士的弟弟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
医学院所有的人体样品在发放给教授和学生们使用之前，都必须先经过我的手。我有习惯详细记录收到和发出的样品。韦斯特教授被捕后，我曾清查过实验室里的库存，一件不少。
我也曾检验过那些残肢，并确信它们不是医学院用于解剖的人体标本。因为我们所有的样品都会注射药剂，以防止它们腐坏变质。但在伊弗任找到的那些残骸上没有注射过药剂的痕迹。
从那些肢体被肢解的方式看，也完全不像是用于解剖的。以我的观点，切割那些肢体的人可以说是毫无解剖学方面的知识。他也许曾经看见过别人解剖尸体，但我怀疑他本人是否亲自实践过。
我叫查尔斯·T·杰克逊，在过去的25年里，我一直是职业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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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那些断肢上提取了些许皮肤样品，用石蕊试纸试验为强碱性。我把样品带回到实验室进行化学分析，结果表明是氢氧化钾。
氢氧化钾可以使人体肌肤变软，如果再辅以加热，譬如水煮，即可使软组织等很快消溶。
假如将人体肌肤切成小块，加氢氧化钾煮沸，只消2至3小时，所有肌肤便会溶化殆尽，但这要求氢氧化钾的用量为人体重量的一半。我想象，如果要将整个人体一次煮掉，那就需要一只很大的锅。我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看了，那里最大的可供此用的容器是一只马口铁的锅炉，那肯定是不够煮一个人的。
我在教授的实验室里还注意到，墙上、特别是楼梯两边的墙上有很多斑点。那是液体晾干后留下的。捷夫·威曼博士当我的面取下了一些做样品。
我还看见了一条裤子和一双拖鞋，上面有血样的印迹。威曼博士也取了样。
（公诉方律师向证人出示一把刀）
我在韦斯特教授那里见过这把刀，那还是当年在梅生路老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我认识韦斯特教授25年，在医学院做学生时上过他的课，从那时起就养成了习惯，有事无事常去他那里转转。教授被捕以后，我在医学院第一次见到这把刀时，看上去非常干净，好像刚刚洗过。
我姓威曼，名捷夫，哈佛大学医学院赫瑟荣誉解剖学教授，教授解剖学迄今8年。
我第一次到医学院查验人体残肢是在12月2日，星期日。他们交给我一些在冶炼炉里找到的骨头。后来我给所有的这些骨头都编了目，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当把胸腔翻过来时，肢体背部毛发之浓密令我非常吃惊。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长这么多的毛。从肩胛往下，脊椎两旁，布满了半个背部。
我化验了楼梯墙上那些杰克逊博士认为可能是血迹的样品，结果只是烟草汁的渍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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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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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化验了杰克逊博士提到的裤子和拖鞋。除右脚拖鞋上面有些血迹外，鞋底的斑点皆为威尼斯红（一种颜料——笔者注）。
（公诉方律师要求证人向陪审团讲解骨头的编目）
根据我做的编目，那些骨头碎片分别来自人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头部和四肢——脸、前额、脖子、手、右腿的膝盖以下部分和脚……
人体中的血液量大约为体重的五分之一。所以，一个体重140磅的成年人身上应该有28磅或28品脱血液。但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物件上外，我们没有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发现其他血迹。
我甚至让人撬开了实验室地板上的砖块，但也没有在砖缝和砖层之间发现血迹。
至于裤子上的血点，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这些血是在什么时候溅上去的。
我可以区分人类和某些低级动物的血，但不能区分人血和高级动物——譬如牛的血。
我叫纳逊·C·柯普，在本埠行医30年的手术牙医。乔治·派克曼博士是我的病人。
12月3日，星期一，我从斯平斐德度完感恩节假期后回到波士顿。温思洛·路易斯博士给我看了几颗假牙。我当即认出那是我为派克曼博士专门制作的。
派克曼博士的口腔形状及上下颌骨的相对位置都很特别，所以我印象深刻。
派克曼博士定做假牙时问我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某月某日是医学院新楼的落成典礼，他将以赞助者的身份出席并讲话，牙齿必须赶在那以前做好，否则他就不要了……
后来我又替他调整和打磨新牙数次。最后一次是在他失踪前两周。
…………
这些牙齿应该是和头部，或头部的某一部分一起被焚烧过，或是与之类似的情况。因为如果是单独放入火中，它们便会因为经受到骤然高温而开裂破损。但假如周围有肌肉或其他缓冲材料，升温的速度就会比较缓和，牙齿本身的水分逐渐蒸发，即使经过了灼烧也不会因破裂而变形。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制作这些假牙，后来又磨合多次，对它们的形状大小、质地颜色，以至轮廓线条等等都了如指掌。当路易斯博士让我鉴别这些在熔炉里发现的假牙时，我马上就说：“派克曼博士已经不在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真的，我马上就认出来了！
奥立佛·福尔莫斯，哈佛大学医学院“派克曼荣誉解剖学教授”，这个称号是为了表彰派克曼博士对医学院的贡献而设立。
在1846年11月1日医学院新楼的落成典礼上，我记得见到过派克曼博士，并注意到了他的新牙。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高级职员包括：W·恰宁医学博士、法医学教授，J·拜基鲁医学博士、材料医学教授，J·W·韦斯特医学博士、化学教授，J·威尔医学博士、物理学教授，J·B·S·嘉可森医学博士病理解剖学教授，和我本人。
我在发现断肢后的星期一或星期二查验过它们。很明显，肢解者具有一定的解剖学常识，他至少知道在什么地方下刀。应该说，手法并不拙劣。
我熟悉派克曼博士的身材相貌。我看不出那些肢体与派克曼博士身体的相应部分有什么不相似之处。
我记得派克曼博士失踪之日，我是在1点钟准时下课。我的办公室就在韦斯特教授的楼上。他的实验室天花板很高，但我并没有听见任何异常的动静。倒是在我上解剖课的时候，听见他那边传来鼓掌的声音，但从没在我的办公室里听见什么声音。解剖课的教室也是在二楼。
至此，公诉方相信，他们如预先所承诺的，向陪审团证明了乔治·派克曼博士已经被谋杀致死。庭审第四天，法庭里的人们等来了他们企盼已久的公诉方明星证人（starwitness）或关键证人。
我叫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哈佛大学医学院勤杂工。我负责打扫整个医学院的卫生，生炉子、扫地、掸灰等等。我已经在医学院工作了七年，前四年在梅生路老学院，近三年在葛洛福北街的新学院。
至去年10月，我认识韦斯特教授整7年，从我到医学院时算起。我认识派克曼博士近20年。
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我目睹了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在教授二楼实验室密室里的一次会晤。我当时正在那里帮教授打杂。屋子里很黑，点了三四支蜡烛。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但派克曼博士突然就走进了教授的密室。韦斯特教授当时也很吃惊。
派克曼博士说话很快，嗓门也很大：“韦斯特教授，你都给我备齐了吗？”韦斯特教授说：“没有，我还没准备好呢，博士。”韦斯特教授又说，“明天怎么样，博士？”派克曼博士站在门口，挥了挥手说：“那就一言为定。明天一定得有个说法了。”然后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医学院里见到派克曼博士。
第二天下午1点半，我正站在医学院的大门外，韦斯特教授走过来要我替他送一张条子给派克曼博士。我把条子给了一个名叫约翰·麦克思威的小男孩。他亲自到派克曼府上交到了博士手上。
也是在那个星期的某一天，韦斯特教授问我可不可以在地窖里点一盏灯。我说不行。他问我是不是确定，我说我几天前刚试过，但地下室里空气龌龊、缺氧，很快就把灯给扑灭了。我试过是因为替安司沃博士找一颗放在地窖里浸解（使之变软）的非洲人头颅。我点燃了灯提着下去，但不一会儿就灭了。韦斯特教授说他是想为一个实验制备一些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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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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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派克曼博士失踪的前一天，韦斯特教授要我帮他取一些血来，说是第二天上课用。他说：“我需要一品脱（等于0473升——笔者注）。”我从他的架子上拿了一只玻璃罐。他又说，“到马萨诸塞总医院去把它给装满了，如果可能的话。”
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差一刻两点时，我看见派克曼博士朝医学院这边走过来。他当时正在弗鲁特路上，走得很快。我因为说好了两点钟到楼上帮福尔莫斯教授干活儿，就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下来关上前门。我想我在福尔莫斯教授那里呆了大约15分钟。然后就去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打扫炉子，但他的门从里面插上了。我又试另一扇门，发现也给插上了。我觉得我听见他在里面走动，还有哗哗哗放水的声音。我上到二楼，想从学生实验室的楼梯绕到他一楼的后门，但还是进不去。
那天下午我没有再去试他的门，直到很晚了，大约5点半钟，我在厨房里听见有人从后面的楼梯上下来。走出去一看，是韦斯特教授，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那天晚上我没有见到韦斯特教授。我吃过晚饭就去格兰特先生的舞蹈学校开派对，10点过后才回来。我先到厨房换下衣服，点了一盏油灯，然后开始对楼里所有的门窗进行例行检查。我查的第一扇